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

时间:2011-06-27  来源:历史春秋网  作者:纪大华 

  司马迁《礼书》的开首语:“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意思是:德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只有德才能主宰万物,使百姓跟着走,这是任何一种强迫力所办不到的。又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意思是:人间的道理千头万绪,规矩没有一件事没有,但仁义应是贯穿始终的,再以刑罚束缚人犯罪。由于这样,德厚者处于社会的至尊地位,俸禄高的受到社会给予的恩宠和光荣,那么万民就会齐心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司马迁语言高度凝炼,概括力极强,又站在历史高度,把德治天下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也十分深刻!一个社会不靠“德”怎么行?假如这个社会充满了谎言,到处是欺骗,尔虞我诈,连执法者本人也变坏了,还怎么实行法制?假如这个社会充满了犯罪,执政者只靠武力镇压,这还是一个什么社会?
  
  从上面可以看出,“德”的本原是“道”。何为“道”?“在《礼书》中作者作了深刻的阐述。
  
  司马迁写道:“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坚固的盔甲和锐利的武器不足以取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城河不足以抵挡对方的进攻,严厉的法令和多种刑罚不足以制止犯罪。为什么?如果遵循了“道”,这些东西就起作用;不遵循“道”,这些东西就不起作用。接下去,他又用楚国的都城郢被攻占和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的事实,两次写道:“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意思是楚国和商所以被人家击败,是因为他们不遵循“道”的缘故。对于已经出现的违法者,司马迁也主张以“道”治之:“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因而刑罚者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意思是对“不由命者”要等他们知道自己的犯罪事实以后,再判刑。判了一个人要让天下人都受教育。犯罪的人不会抱怨判他刑的人,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这样做了,执法者就有很高的威信,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他遵循了“道”。
  
  关于“道”老子作了另一番阐述:
  
  道是过程。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道转化为一,一转化为二,二转化为三,三转化为万物。道是本原。老子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就是说,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道是物质运动的规律。“状之状,无物之象”,就是一切都受到它的支配和制约。道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不能违反的。只有遵循道的规律,坚持“无为”的原则,才能把事情办好。道是法则。老子把道视为必须遵循的法则,他说,“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他要求人们要坚持,遵循道的法则。又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是要遵循古代的法则,驾驭现实的实有,以认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遵循道的法则的具体表现。坚持道的原则,天下和平安定,放弃道的原则,则会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按道的法则去作,道会成全你的,“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老子所说的“道”与司马迁的“道”基本是一致的。老子是将“道”放在一个更广漠的空间去考虑,重在强调事物的规律,似乎给人以“玄妙”的感觉,而司马迁所讲的“道”看得见、摸得着,与“德”密切相关,具有三个层次:
  
  第一,“道”,是当政者必须遵循的从政原则。为什么坚固的盔甲、锐利的武器、高大的城墙、很深的城河、严厉的法令、各种刑罚,这种种的“硬件建设”都不起作用呢?因当政者不明白事物的规律,胡乱治世,也就得不到“民心”,人民不拥护他。
  
  所谓“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都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
  
  在《秦本纪》中司马迁曾引用由余的话,从反面说明,统治者无道就会出现的一种大厦倾塌的可怕现象。

  第二,“道”,也是对百姓的理性教化。司马迁用罪犯来说明,没有一个人不可教化。如果万民接受“道”与“仁”的教化,就是司马迁认为的理想社会。
  
  第三,“道”,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断深化的精神境界。所谓“洋洋美德”“人道经纬万端”“德厚”“禄高”,所谓“威行如流”,都包含着对“道”的探索。“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司马迁并没有把“道”与“仁”对立起来,而是彼此补充。道是规律,是事理,仁是为人。把“道”与“仁”结合起来的探索,就更无止境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然确立了“道”是治理国家的原则,那么怎样使“道”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各级官员的头脑中呢?
  
  在《乐书》中,司马迁说:“凡音者,出于人心也;乐者,通天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司马迁首先解释“音”是由心而发,“乐”通向天之伦理。接下去又分三种类型来阐明,知声者为禽兽,知音者为一般百姓,而知乐者为君子。“君子”是何人?是作为与“众庶”相对的另一侧面出现的,也就是从政者了。
  
  司马迁进一步探求乐的深刻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写天地同节。”乐与礼属于同一种类型,与天地相通,乐表现为一种“和”音,而礼是一种“节奏”。
  
  “乐”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司马迁引用了《论语》里的《子贡问乐》:“歌之为言,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就是歌。歌是一种拉长了的语言。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靠一字一说,还不够,需要把语言拉长了表达;再不够,就要发出嗟叹;仍然不够,就要用手足来舞蹈。这里“乐”的思想感情应是与天地相通,也就是上面所说,是与天地的一种“和”音。
  
  那么这种与天地的“和”音又分几种呢?司马迁仍然引用《子贡与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法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这种规定性的分类无疑束缚了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只是一味强调与天地通而已。
  
  《乐书》里还用了一段故事说明乐与天地相通的道理。卫灵公夜间闻鼓琴声,问左右听到没有,左右回答什么也没有听到。于是,卫灵公问师涓说:“我听到一种琴声,而别人皆听不到。其状似鬼神,好像为我而作的。”师涓连续两天时间才用琴把这种声音描摹出来。接着两人去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招待,酒酣,灵公说:“今天我们来,是因为听到一种新的乐声,奏给你们听听。”平公说:“好。”就令师涓坐到师旷旁援琴弹奏。未到结束,师旷说:“此亡国之声,不可听。”平公说:“为什么这么说?”师旷说:“这是师延为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师延东逃,投濮水而死。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必在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家必是不幸。”果不其然,不久卫国灭亡了。这个故事带有几分迷信色彩。我们从中看到的应是乐具有的暗示作用:纣王腐败堕落,专听靡靡之音,卫灵公也是喜爱靡靡之音,腐败堕落,故与商纣王有相同的下场。这种暗示作用,在此理解为与天地相通。
  
  司马迁在此篇的最后总结说:“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以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我们当认真领会这段话的意思,只有音正,人的行为才正。音乐是与人的血脉、精神相通来使心端正的。音乐对内是帮助端正心,对外是分别贵贱;对上是祭祀宗庙,对下是教化百姓的。所以说,礼是从外面进入到人内心的,而乐是从内心发出的。统治者不可以有一点儿时间离开礼,如果有一会儿时间离开礼,那么粗暴怠慢的行为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可以有一会儿时间离开乐,如果有一会儿离开乐,那么奸邪之念就会在心中形成。所以古时候,天子诸侯听钟磬之声不离朝廷;公卿大夫听琴瑟之声不离前厅,是为了养成仁义的品行而防止走到邪路上去。邪恶之行出于没有礼,所以古代圣人要人们耳朵听《雅》、《颂》之音,目光要看威严的礼仪,步行要显出恭敬的仪容,口里应讲仁义的道理。这样,邪恶就无从进入君子每天的言行了。
  
  这里,“乐”的本质真相大白了:它是对从政者心灵的一种净化,以达到音正而行正,“道”立其中,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这一套从外表到心灵的管理体系,真可谓“滴水不漏”。
  
  一个“道”,一个“乐”,确实管住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好多人免于走向腐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士大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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