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马连良先生（王金璐）

    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尊敬的老师马连良先生已经故去三十五年了。目前，在文艺界即将隆重纪念他百岁诞辰的日子里，我心情格外激动。七十年深厚的师生情谊和与老师相处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又都浮现到了我的眼前。

    多年来，知道我是马老师的学生的人并不多，主要是我不常演文戏的缘故。然而，我的舞台生涯和艺术实践都从“马派”艺术中得到了为我武戏所用的可贵的艺术财富。1932年，在一次郑重的拜师仪式上马老师收下了我这个十三岁的学生。站在一个在剧坛上早负盛名的演员身边，我既感到自豪，也还有免不了的恐惧心情。但是不久，他的慈祥、平易近人就打消了我的恐惧和不安。每逢他演出时，我常跟到后台去看他化妆和演出。平时，也从容地向他请教一切了。我毕业后，由于常年在各地流动演出，只能抓紧和他偶然相遇的时间去看望他和向他学习。1960年以后，我在北京治疗摔伤的那几年，恰恰给我提供了经常聆听他教诲的有利条件。那期间，见面几乎是天天的。在那段时间里，不仅增进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使我从“马派”艺术中吸取了营养，得到了启发，而且他对艺术的热爱、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是我艺术成长道路上的鞭策和鼓舞的力量。

    艺术家的形成是各有不同的，然而必须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断地虚心学习、听取意见的精神。马老师正是一个“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有一次，老师演出后问我：“你看怎么样？”我真惶恐又惊奇，同时对于他这种虚心的品行，敬佩之情油然而起。因为虚心可不是大多数演员所能做到的，而事实上这却正是一个演员必须具备的美德。我渐渐感到老师每逢演出之后向周围的人们征求意见简直就是他演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他不仅是虚心听取意见，还认真地纠正。1964年现代戏会演期间，在他研究《南方来信》、《杜鹃山》、《年年有余》的动作时，也是不断地让我们做晚辈的看看合适不合适，反复揣磨改进。他不仅对戏剧中的动作如此，对剧本中戏词也是句句认真、字字认真，务求既合乎情理又合乎唱腔要求，而且力争要能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

    有一次，他的好友、我学戏时代的语文老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教授告诉他说：“《甘露寺》里乔玄的一段西皮原板转流水板的唱词，其中一句'刘备本是靖王后’按历史记载，刘备应是'中山靖王’后”。马老师立刻研究增加了'中山’两个字的唱腔，下一次演出，就付诸实践了。

    后来吴老师又提出《打严嵩》剧中，常宝童所住的“开山府”，据查应是“开平府”。因为常宝童是明初常遇春的后代。而常遇春是世封“开平王”的。他老人家一听，又立刻叫人通知了凡在《打严嵩》戏里念“开山府”词的演员。后来，再演出时，大家就一律念“开平府”了。

    说到紧跟形势，接受新生事物方面，马老师也是从不甘于落后的。1964年，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了现代戏会演。在《杜鹃山》里，他主动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郑老万。我看过一次戏后，向他提出郑老万的装束由于上身衣服较肥，和下身裹腿有些不相称，腿显得细了些。他立刻想办法在裹腿里又加了一层布。第二次我在台下看时还是觉得给人上肥下瘦的感觉，于是他又改成只是裤脚口上用带子扎一下，这样既全身谐调相称，又不失为一个老农的样子了。另外，在《年年有余》一剧里他扮演的也是一个老农民，为了把这个人物塑造好，他在家里反复研究琢磨各种动作。他特意亲自买了一个小烟袋，在家里练习抽烟袋、磕烟灰的动作，又在屋里练习老农民叼着烟袋走道的姿态，力争能“像”一个老农户的样子。而他又绝不是完全在戏剧中“照搬”生活、再现生活的现实。比如戏里边有一个将烟袋别在腰上的动作。本来在生活中这很一般。但经他研究变为：把烟袋荷包的细绳甩上那么几圈，绕在烟袋杆上，然后“啪”地往腰上一插，动作十分漂亮，又风趣、又有节奏感。可见，马老师从来就是以“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去处理生活现实，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融入京剧艺术的技巧表演，使之达到艺术真实的境界的。虽然这些事情不大，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京剧表现现代题材不仅积极参加演出，而且是认认真真塑造人物，一丝不苟地对待京剧的改革的。

    马老师是一个将他的生命都注入艺术的人。他从不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与艺术无关的琐事，但是，以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却能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观察和汲取那些可以用来丰富和发展京剧艺术的东西。

    有一次，美术馆举办图案美术展览，马老师叫我陪他去参观。他认真地一幅一幅地看，选出那些他认为适合戏剧服装里的图案，并说哪个在武生身上合适，哪个在旦角身上更合适。另有一回，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茶叶桶儿上的花纹很好看，就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个花样和颜色要是放在武戏褶子上做花边很合适，等见着剧装厂的人，我告诉他们怎么做。”瞧，马老师就是这样无处不在注意搜集有益于戏剧艺术的点滴素材。

    通过这些小事，使我深深感到老师风流洒脱的舞台动作、圆润流畅的歌喉，他塑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及融汇他艺术风格的“马派”艺术的形成是绝非偶然的，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京剧艺术的劳动结晶，同时，这也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特殊天赋和才华！

    多年来，在广大观众心目中，老师的名字总是和“诸葛亮”、“乔玄”、“鲁肃”等形象连在一起。提到他，人们想到的总是他那神采飞扬、飘逸潇洒的举止和富有浓厚韵味和真实情感的唱腔和念白，谁能想到台下的马老师是个忠厚、老成、不怎么擅于言谈的人呢！马老师对同志很关心，他周围的人们无一不是经常地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的。老师对于我的关心更是只能用“无微不至”四个字来形容。1962年秋天，马老师随北京京剧团在张家口地区巡回演出。一天深夜，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长途。原来他已得知我岳母故去的消息，打来电话对我说：“别着急，有什么困难没有？用钱的话可以到家里去拿。”“师徒情如父子”，这话确实不假，老师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我在京治疗期间，他带我到处找专家，希望我早日恢复健康，希望我能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上。1966年，当连他的小汽车都被贴满了大字报的情势下，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健康和生活情况。

    看到马老师演出的人们，单知道他风度潇洒、技巧纯熟的表演，怎知道他私下的举止沉稳、不轻言笑呢！而那些仅知道他待人善良诚恳的品质作风的人，又怎料得他在艺术创新改革方面又是那么勇敢而有魄力呢！正是这样一位为京剧艺术宝库留下了“马派”艺术的宝贵财富而值得尊敬的艺术家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故去使京剧界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老前辈，使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回想和老师相处的日子，更感到我的老师留给我的确实是无可计量的财富：除了他对我艺术上的指导，向我谈到的他几十年艺术生活道路上各方面的珍贵经验之外，最重要的乃是他坚持刻苦钻研表演艺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酷爱艺术的献身精神，而这正是在文艺界遭受一场浩劫的十几年当中，我虽被迫也离开舞台，但全身心却一天也没离开我所热爱的京剧艺术的精神力量之一！

    现在，京剧界像马老师这一辈的老艺术家几乎都不在了，像我们这一辈的演员都也七八十开外了。纪念过去，目的是寄希望于未来。看未来，“马派”艺术和京剧艺术中的其它流派一样，不仅是后继有人，而且必将由一批有造就的青年艺术家继承、发展，而永葆其“马派”艺术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