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微信专稿 | 青梅，夜船，丝棉被 ——《鹊桥仙》的物质史（萧耳vs吴越）

鹊桥仙

萧耳

长篇小说
鹊桥仙（萧耳）
这是一部书写江南小镇的性灵之作 。一九八一年高考前的盛夏，栖镇少年们从此开始了半生戏梦。多年以后，似乎衰败的故乡小镇再次成为昔日发小们的人生舞台。一场场婚礼与葬礼，一次次盛宴袭来，聚散离合间，到底是，意难平。小说有软玉温香的吴侬软语、丝丝入扣的江南调性。
萧耳，女，作家，资深媒体人，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南方周末》《书城》《信息时报》《百花洲》等多家文学期刊、时尚杂志和报纸写专栏，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大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种。出版有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继续向左》；文化随笔《樱花乱》《锦灰堆 美人计》《小酒馆之歌》《女艺术家镜像》《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及电影文化随笔《第二性元素》、文化地理随笔《杭州往事》等。

萧耳，2000年左右在塘栖

青梅，夜船，丝棉被

——《鹊桥仙》的物质史

萧耳vs吴越
萧耳：我这个小说之前一直觉得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修改过程中，你和远在多伦多的叶开都给了我意见，尤其是你的“金手指”，比如关于女主之一的陈易知的职业，小说的名字等等，然后你就跟我来原型小镇了。
吴越：其实昨天晚上没想到一走就是两个多小时，我鞋跟都走掉了，悄悄按了回去。在夜色中感官无比敏锐，觉得很穿越。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三条半弄堂，而是你指的那个公路方向，童年视野与想象的终结之处，那么近那么远。
塘栖古镇夜景

萧耳：对你来说是特别陌生感的夜晚，但是有小说作为对照物，忽然，有了一个“原型之夜”。
吴越：有种走进电影棚里的感觉。江南水气，潮气，植物青气，丝丝地吹过来。
萧耳：有青气，我也特别想在小说中写出那种“青气”，基本上，想在“少年”部分把“青气”体现了。我想起之前叶开说，他觉得少年部分比中年部分写得更好。我想谈谈名字。我最早的题目是《河边书》，写的时候一直叫《河边书》，后来改成《逍遥游》，结果发现跟班宇的短篇小说集重名了，再后来又取过《关雎图》、《兰舟记》等等，还有《大码头记》，都觉得太文气，后来你说《鹊桥仙》，忽然觉得就是它了。本来我有半年叫它《逍遥游》，觉得符合小镇人群体的形象和味道，但《鹊桥仙》把主角们这代人的状态和浮在生存之上的东西托起来了
吴越：有个“仙”字我觉得就盘活了。又俗又仙，又有遗老遗少的文气，跟江南小镇接上了。
昨天深夜，跟随你在榶栖镇的深处游荡了几个小时，那时你随手指出了你家和几个发小家的位置。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家看得见河流的咖啡馆，离你家旧址非常近，是吗？
萧耳：对。我们家的房子靠码头，一边临河，面街，一边临弄堂。放在几十年前，我们现在坐的位置就是我们家房子靠街这面的后边。
塘栖广济桥，古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
广济桥
吴越：所以我们是在一个今昔叠映的地理位置上聊你的这本书，就像是钻进了一个时空“虫洞”里。你现在的日子是小时候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萧耳：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我小时候一直想去很远的地方。你看到了，塘栖是京杭运河上的一个点，我从小就有这样的认知——从我家里的码头出发，可以去到很远处。可以通到上海，从上海再出去，不就出海了吗？其实我小时候对未来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小说里也写了，实际情况是你家庭会把你困住，不让你飞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打开，半大的孩子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向往。而这种向往，竟然是通过一张张邮票来促动的。那时候我们几乎都收藏邮票，小孩子的邮票不是成套得来的，是从一封封信件上剪贴下来的，这些花花绿绿、主题各异的邮票上，盖着寄出地的邮戳，让你对着一个个地名失神联想，感觉到它来自多么遥远的他方。我家与“海外关系”恢复通联之后，家境类似的孩子会暗中有一种“默契”，半神秘地在课间聊着各自家信中谈到的外面的世界，甚至连信上的称呼“亲爱的”某某，也会引起我们的震动。我的思想要说复杂也就从这时起有点复杂了。所以这些对少年的我来说，形成强烈的暗示，那就是将来我要飞得远，过很丰富的人生。
然后就是这个运河码头上的江南小镇独有的地理文化。码头是个充满流动性与可能性的地方。码头人都会往外走，这里的文化就是如此。我的发小们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推远了。但我又是独生子女，在那个时代还挺少见。我爸从小就宠我，哭着喊着不让我走远，我就一次一次放弃了飞远的机会。
吴越：你曾经有过哪些机会？
萧耳：考大学的时候，我爸划了一个圈，最远上海。结果阴差阳错，上海我都没去成。我不服气啊，想考研去南大，我爸一听吓坏了，又作罢。毕业后一年多我索性跑去深圳，在电台干得风生水起，半年后回家过年，我爸又哭着喊着不让我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回到杭州，往后又到上海工作过几年，又回到杭州来。总之走不出去，这个生活半径就一直在我爸理想范围内了。而且他一直觉得他是对的，前几天我跟他说发小妈妈说儿子远在美国，碰上疫情回都回不来，还是你英明，把女儿留在身边，我爸就毫不掩饰那个得意。我小时候是不认的，是要挣扎顽抗的，活到现在我也就认了，我的命就是被亲情束缚住的命。
吴越：看得出你这个女儿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很高。
萧耳：宠女狂魔，全镇有名，从小到处宣扬是“命根子”，所以我是个最不缺爱的女孩子。有个很好笑的事，后来我发现我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她爸更痴，比如我们周五从临平中学回塘栖，五点半左右到站，我爸下午五点前就在车站等我了，她爸是下午四点半就在车站等女儿了。
吴越：听你说过以前根本不知道有“重男轻女”这回事。
萧耳：对的。我们这里是正宗的“江南”，塘栖又是“江南十大名镇”么，运河边的大码头。虽然过去有段时间比较苦，但总体来说生活的底子还是比较丰厚。老一辈对故乡的认同度很高，亲缘上相近的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常（州）地区，这么一个小“江南”。这里的生活习惯、语言风格和文化属性都亲近苏州，苏州是明清以来吴越文化的核心，吴越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重比例是很高的。吴越文化再往外走就是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就意味着现代文明。顺着这道影响的通路往回捋，我就发现，故乡没有太多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和近现代以来江南工厂兴起有关系的，女性有了工作，挣了工资，她的地位就有了保障，就不需要看老公脸色，男女自然就趋于平等。女孩子骨子里没有匮乏感，比较自信，说话轻声慢气，娓娓道来，心态比较好。
吴越：这么多年下来，走近走远，对家乡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失落的一些地方？
萧耳：我在小说中写到了故乡的颓败，江南文化的礼崩乐坏。我心里很清楚，我上了大学之后，每次回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越来越多否定的过程，这个否定的过程是伴随着整个航运文明的衰弱，运河文明的衰弱，码头的衰弱。老房子拆了，河道填掉了，整个都在大改建。我们看在眼里非常痛心，那些富足安逸、小桥流水的小美好的感觉，慢慢消失了。昨夜我带你在小镇夜游，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也带我大学里的男同学女同学们来过，当时小镇还不错，从杭州市区的武林门码头坐着小轮船来的，在运河上开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塘栖老码头。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吃得也好。那时可去的地方比我昨天带你走的地方多多了。后来我很痛心它的繁华的沦丧。
吴越：其实这种河运文明如果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它还是蛮高级的。
萧耳：我试着描述一下吧：一般市民住的房子，有墙有院，一年四季花开不同，搭着葡萄架，供着小盆景，家家户户一个大水缸，蓄着干净的雨水；闲时人们听评弹、越剧、沪剧锡剧，茶馆天天开书场。八十年代之前，生活也不是很富足，但鱼米之乡，鱼虾蟹日常有得吃。此地出名的物产有枇杷甘蔗青梅，我书里写到过，一个小酒盅里放一颗青梅，甜汤渍着，三分钱，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现在想起来还口舌生津。

萧耳，2000年左右在塘栖

吴越：什么时候起，家乡衰弱了？
萧耳：它的整体气质的突然变化，是与运河码头的凋敝同步发生的。九十年代初吧，过年的时候，小镇中心广场空地上搭了大棚，表演带点情色的、挑逗的、俗艳的歌舞，买几块钱门票就可以看。它们替代了戏馆、剧场和电影院。电影院开始放港台录像带了，还有草台班子的马戏团带来了臭烘烘的动物表演。这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第一批冒险者，带来了南方的开放的气息。紧接着丝厂、棉纺厂这些传统的经济在瓦解，广东那边来的风尚劲吹。这里我要说到石狮，现在90后不太清楚曾经石狮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石狮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眼里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地域符号，它的成衣制品冲击了江南的风尚，它的纽扣、布料、版样甚至舶来的旧衣旧裤也是更先进、更好，风靡一时，青年人完全被吸引。这种冲击下，此地居民骨子里的傲气渐渐消弭。再后来，浙江也有了义乌小商品市场，时代完全更迭了。
吴越：你小说中，轮船码头是一个重要的地点，易知、易从、靳天、湘湘在码头来来回回。昨天你带我去原来的轮船码头，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有了，相当于运河文明的一个重要见证都消失了。
繁华不再的塘栖码头

萧耳：我一直记得一个奇怪的细节。我们几个发小上大学，前三年我们都还是坐轮船回来的。一般是一个月回来一次，比如月底周末那一天下午，我们从杭州的各个学校出发到武林门，坐上不同班次的轮船，在黄昏时分陆续抵达塘栖码头。可是印象中大四那一年，也就是1991年，我们都改坐汽车回家了。那时轮船也还在开的，但你心里已经嫌它慢了。其实，坐汽车回来只比坐轮船快了那么半个小时，更重要的不是那半个小时，而是坐轮船的主力人群已经是小贩、脚夫了——他们对时间不在乎，对费用更在乎。两种交通工具，区分开了不同的人群，1991年是一个显著的时间节点。
吴越：能不能说，你们这批大学生，是从大码头坐船走向世界的最后一批小镇子弟？
萧耳：对，与大码头的凋敝同步的，还有年轻人走向远方的进程。我们在大学里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全身心地去拥抱世界、拥抱未来，喝咖啡，抽烟，喝酒，彻夜谈艺术，跳迪斯科，做文学沙龙，当摇滚女青年。家乡的那一个静静的小镇在你的视野中缩得很小很小，它的故事都成为了过往。对于青年人来说，江南传统文化确实相对沉闷了。
现在我又重新看到了家乡的价值，感受到了它的好。扯远一点说，历史上少数民族几度入主中原，异质文明最后还是会被中国文化给吸纳、包容、同化进去。江南文化尽管经历了冲击和衰败，似乎式微下去，但它的脉络毕竟是很深很长，它不会那么轻易被抹掉。这又是它强大的地方，你看，最终我被它吸引回来，为它写下一本书。它最初的名字就叫《河边书》。
吴越：小说开头，长桥，苏班夜航船，雨滴敲窗，河边一梦，流水般的无常聚散，落花下的少年心事……这是你生命的底色，记忆的基调。昨天夜里找吃饭的地方，你领着我在一条灯火通明的、短短的小街上走了几遍，找不到原初的那家私房菜馆，你说，过年时刚来吃过，仅过了两个月，店面就又换过了。此时你所面对的家乡，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概念。但坐进店家，你菜单也不用看，迅速报出一溜菜名，那种主人翁的姿态又回来了。这一刻我其实很感动，也就是时间并没有让一切都面目全非，而你的小说也许恰恰留住了变化之中最恒常也最珍贵的东西。
萧耳：很多年里我是不愿意回头看的。当年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我要赶紧抛掉。我自己狂飙突进，以至于有人说，当初的我显得有些淡漠无情，我自己知道这深层次的原因。
更早一些时候，我想给母亲的家族写一点东西，但仅有长辈们的讲述是不够的，小说所必须涉及的物质、环境对我来说还是隔膜的，我抓不住。于是我把眼光转向我成长的地方。这个时候，塘栖又变化了。因为经历了几次撞船撞桥的事件——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事物的尺寸都变化了——这片河道就被保护起来了，船都从外面绕行了，然后旅游业兴起。不必说我们所在的这间咖啡馆是从前我家的后门了，就连你昨天住的民宿，其实也就是我小时候同学家的旧宅，我们的弄堂和他家的弄堂是面对面的。那户旧宅里原本住着很多人家，拆空了，从一片废墟中重新规整出了民宿。我现在每次回来，都住这家民宿，因为感觉好像是还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
吴越：这个行为挺有象征意义的，似乎意味着你和这个镇的现状达成了某种融合。
萧耳：这个认识过程太长了，这个认同感找回来确实是绕了很大的弯。这可能就是中年时期才会做的事，我从一个摇滚女青年变成了江南小镇人家的代言人。
吴越：现在可以说说你们这一拨发小了。小说里写到林林总总差不多十来个人，这可能是镇上年龄相近的孩子中的一个小团体。与此同时，你的“发小”群陪伴你整个写作过程。
萧耳：没有他们，我可能写不出来这部书，他们还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素材，比如小说中的范小姐的故事等等，写作过程中，我也去拜访过发小们的父母，我们叫“好伯伯好姆妈”，听他们讲往事。说到底，我这个作品是献给我的发小们的。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小镇，此后各经人事，风筝的那根线仿佛要断，却又没有断。然后人到中年，又开始有事情了，生老病死把我们再次凝聚到一起。大家虽然所在行业不同、职位不同、性情也不同，但都是从当初那个小镇上走出去的，彼此有基本的原乡认同，根系是连在一起的，非常亲切。到了这几年，青梅竹马中发生了生死大事。我一个小学一年级起就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因为抑郁症走了，而她此前还和我们吃过很多次饭，一直都是美丽、温柔、斯文的模样，这对我，对我们，都产生了难以言喻的震动，原来是觉得他们永远在那里，从未想过会失去。
吴越：发小们也知道你在写他们，这个挺有意思的。
萧耳：是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一个从小学一直同校到大学的发小说，我一看你在群里唧里呱啦了，就知道你小说写不动了。现在，他在给我的小说画插图，他是建筑师，他说是给我“打下手”。
吴越：我之前比较喜欢你的《中产阶级看月亮》，看《鹊桥仙》时，发现有一个风格比较一致，都有一些诗文穿插着。
萧耳：我想起俞东越也曾提及过，我小说里有不少的诗文，他可能有些好奇，我说其实就是个自然态的东西，真不是刻意为之，比如我小时候，我父亲不是读书人但谈《红楼梦》可以谈得很细，就他的文学底子其实一点不差。我想起李洱写过的，贾宝玉成年之后会怎么样？小说中的何易从也是一个江南小镇版贾宝玉，成年之后漂洋过海了。何易从从小爱古诗词，远在异国他乡也不改初心，我觉得这就是江南小镇文化的底子，被隐没的一些日常残余吧。过年时我去发小的父母家探望，看到一部古诗文线装书随手翻翻，老人家就说，你喜欢的话你拿去。
吴越：你这个书出来之后，准备寄给他们看吗？
萧耳：到时候他们应该会看的。他们对这片土地肯定也有一些想说的，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先发了个创作谈在发小群里，小说里戴正的原型就说：一直为塘栖没混进江南六镇耿耿于怀，他还表扬我写《鹊桥仙》是扳回一分呢。
吴越：你其实写的不仅是你们这一群人的故事，你写的是处于京杭运河末端的一个江南富庶小镇在上个世纪所经过的兴盛与衰弱的历程。我们知道当代有好几位重要的作家都以他们运河边的故乡为主角写出了各自的代表作，而你的写作，恰好也补齐了运河文学中“沪杭段”的一块，它具备江南水乡古镇的普遍性，又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而风味有殊。它经历着现代化的屡次冲击，但并未丧失活力。它一度失去了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却最终迎来了和解与重生。虽然这种和解与重生饱含着时间的感伤——“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已经是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泽，雨雪风霜之后。
萧耳：我记得小时候，我妈给回国探亲的她的兄弟们在超大行李箱里塞下一床两斤头的丝棉被，其实丝棉被用起来是要隔年翻新的，到了国外哪还会有人翻被头呢？甚至可能这床被子都没有机会打开来用过。但在家乡老一辈人心里，江南丝棉被就是天下最好的盖被。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嘲笑这种迂腐，但你到了中年以后不得不承认，江南丝棉被就是天下最好的盖被。（完）

吴越，《收获》编辑

《收获》长篇2021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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