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献诗尽孝留下一桩清宫悬案
桃花映衬的雍和宫
乾隆帝以诗作的数量出名，据说共有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是否确切，尚难断言。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曾经从库房发现两个箱子，里面装着“乾隆诗稿”二万八千首，再加上此前保存的一万七千首，说乾隆帝的诗作有四万首以上，这数字肯定是没问题了。
乾隆帝热爱作诗，他的儿子嘉庆帝投其所好，献诗尽孝，不料竟留下一桩疑案来。
父子二人 各执一词
那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老皇帝以八十五岁的高龄退位，自称太上皇，将政权平稳交接给嘉庆帝。次年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新皇帝陪太上皇到承德的避暑山庄庆寿，作了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的诗。诗曰：“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丽丁南极珠躔见，御丙北辰花甲旋。玉殿辉煌腾瑞旭，金鑪馥郁袅祥烟。子臣敬献升恒祝，康健纯常亿禩绵。”此诗见嘉庆八年内府刻印《御制诗初集》第六卷，首两句下有注曰：“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大意是说：避暑山庄在康熙辛卯年（1711年）竣工，而太上皇也于同年降生在福荫汇聚之地，这两件好事当中的联系，是说不清的。
照这样看，乾隆帝的出生地是避暑山庄。可是乾隆帝本人却坚称其出生地点在雍和宫。早在乾隆四十三年的新春，他就在雍和宫作诗说：“到斯每忆我生初。”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到他的出生地。以往，他的父亲雍正帝和母亲钮祜禄氏都没有留下文字证据，甚至皇室族谱（玉牒）都对此避而不提，仅仅记载了他的生辰和生母。第二年，他又到雍和宫作诗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次不光说明是在雍和宫诞生，而且指出了具体位置，是在雍和宫的东厢房。第三年则有《人日雍和宫瞻礼》一诗，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人日，是正月初七日。）委实是年年重申这件事。
有人由此认定乾隆帝就是出生在雍和宫。盖因嘉庆帝的诗注只是说太上皇出生在都福之庭，并没说都福之庭是避暑山庄，而乾隆帝的自道则是明明白白，绝无歧义。殊不知嘉庆帝的作诗，正是和他的父亲一样，不求质量求数量，写完一首，偏偏要再来一首。诗曰：“长春宝祚绵悠久，拜祝山庄都福庭。合万方欢群爱敬，以天下养式仪型。九旬筴衍东瀛海，八月书祥南极星。钦感昊恩锡康健，生恒环转永延龄。”（见《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第三、四句下，注曰：“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明示“都福之庭”就是避暑山庄的一部分。所以，从嘉庆帝掌握的信息来看，乾隆帝肯定不是出生在雍和宫的。
都福之庭 热河宫女
然则嘉庆帝所说的“都福之庭”在哪里？有一旁证，指向避暑山庄西北七八公里外的狮子园。狮子园，旧称狮子沟花园，是热河行宫的附属建筑。行宫竣工，康熙帝赐名避暑山庄；狮子沟花园则更名狮子园，次年赐予雍亲王，就是后来的雍正帝。乾隆朝的管世铭，在其《韫山堂诗集》收有《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第四首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注曰：“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管世铭是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后来进了军机处。他比乾隆帝年轻二十七岁，所掌握的自然不会是第一手情报，其信息当是听闻自朝廷中较可靠的前辈同僚。
援引管世铭的诗作，无非是要表明：早在乾隆帝退位以前，世人就开始议论其出生地了，这恐怕也是他不断到雍和宫作诗的理由。尚可补充的是，乾隆帝又有一首《游狮子园》诗，诗曰：“龙邸狮园岁必游，祖恩宗训忆从头。六龄识字实初至，十一背书蒙后庥。”第三句下，注曰：“予年六岁，始随皇考来热河，住居此园读书。”六岁以前，根本没来过此园。不知有没有反驳流言和蜚语之意？
按说出生何地，本无足论，既不影响血统，更不影响天资。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未可适用于乾隆帝。只因其出生的地方若无法确认，其生母的身份便会出现疑点。读者不妨设想，假如他果真出生在避暑山庄，则其母亲首先就要挺着大腹，忍受长途颠簸来到避暑山庄。这样的苦行，对孕妇来说未免不近情理。相比之下，反倒是“热河宫女”的一段故事更可信。
据清朝遗老冒鹤亭说，当年雍亲王到木兰围场打猎，喝了鹿血，燥急不克自持，召幸汉人宫女李氏，生下一子。前些年热播的《甄嬛传》就采纳了这段故事，并遵循历史小说家高阳《乾隆韵事》的设想，将李氏称作李金桂。冒鹤亭以前是热河都统署的幕僚，得闻行宫中人所传述之乾隆帝出生秘辛，逻辑上是可成立的，但时间上则不可成立。要知乾隆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出生，倒推十月，则雍亲王和李氏之事，当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可是《圣祖实录》（康熙帝庙号圣祖）明载，康熙四十九年，皇帝离京避暑，雍亲王随行；而他们当年九月初三就离庄返京，根本没待到十一月呢。这就是以上说法难以自圆其说的致命处。
不过避暑山庄（热河行宫）的宫女云云，虽有破绽，却极可能是“有其所本”的。其所“本”者，是“汉人”两字——乾隆帝的生母，可能是个汉人，而不是满洲贵族钮祜禄氏。
钮氏钱氏 一字之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公布一批谕旨，包括雍正元年册封妃嫔的一则文件，内云：“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妃。”可是乾隆帝上台后，乾隆六年钦定的《世宗实录》（雍正帝庙号世宗）里面，却变成：“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钮祜禄氏，正是乾隆皇帝之母。难道她实姓钱氏，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按清时惯例，皇室生育儿女，每三月汇报一次。而《世宗实录》则是依照每十年更新一次的“玉牒”（皇室族谱）而来。两者之间，相隔很远，自然就有了操作的空间。曾有人猜想：雍正元年的上谕之中，格格钱氏，是真实的；后来雍正帝决定立储，想到儿子继位，钱氏就是皇太后，而皇太后可不能是个汉人，所以就把她变作了钮祜禄氏。
钱氏之说，其影响可以和避暑山庄的李氏之说相比肩。比如《延禧攻略》就采纳此说，又另有创意，说钱氏替雍正帝引开土匪，受苦受难，好不容易离开匪窟，京城里又散布着她和土匪的丑闻，结果雍正帝要顾全面子，将她赐死，儿子过继给钮祜禄氏。
其实钱氏之说，后来是有“更正”的。雍正二年，雍正帝曾惩罚他的弟弟允祹，理由是他在记录口谕之时，一味求快，将“钮祜禄氏”简作“钮氏”交付拟稿，可是字迹潦草，拟稿者将“钮氏”看成“钱氏”，就这样子颁布了。允祹因此被革去贝子，爵位降级。自然又有好事之人，怀疑他是忍辱负重，帮忙皇帝圆谎的。
要言之，乾隆帝生母是汉人之说，可能是“钮氏”误作“钱氏”后的以讹传讹，再加以夸张、丰富，就形成避暑山庄的李氏之说。甚至更进一层，将他的父母双亲都说成是汉族人了——海宁陈家的陈世倌夫妻。此一传说，有各种通俗文学的助力，普及度是相当高的。但是其可信程度又恰恰最低。所谓乾隆帝六下江南，要到海宁探亲，在时间上就不成立。盖因他前两次根本没去海宁，第三次去了海宁，而陈世倌那时都去世好几年了。所以乾隆帝之去海宁，当然不是去看望陈世倌的。
嘉庆妥协 道光善后
由一个出生地的问题，牵扯出一系列深宫传闻，可说是嘉庆帝始料不及。嘉庆四年，太上皇去世，庙号高宗，其“实录”编纂至嘉庆十二年才告竣工。谁知嘉庆帝看了之后，竟饬令查覆：太上皇明明诞生在避暑山庄，何以“实录”说是雍和宫呢？结果，大臣拿来乾隆帝的御制诗，凡提到生在雍和宫处，皆夹以黄签提醒。嘉庆帝明白了利害关系，最终认可《高宗实录》中“诞于雍和宫邸”的表述。
但是嘉庆帝始终对“避暑山庄”深信不疑。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他病死在避暑山庄，遗诏中说：“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于复何憾？”道光帝继位后惊悉此事，立刻命人将遗诏追回，加以更正，并解释道：“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据称：'恭查大行皇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朕敬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着将此旨通谕知之。”
经道光帝确认后重新颁布的遗诏，那一段变作：“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于复何憾？”遗诏本来说，避暑山庄是我年年都来的地方，又是我父皇的出生地，我死在这里，没有遗憾。变作“神御”（画像）之后，就成了：“这地方挂着我祖宗的画像，我死而无憾。”就事论事，意思上衔接得不很自然。
道光帝弄完遗诏，又解决了嘉庆帝的御制诗。其实嘉庆帝接受《高宗实录》的表述以后，本该着手处理早年的诗注才是，可是他大概忘掉了那两首贺诗，置之不理，只好由儿子善后。结果，两条注解分别变成了：“康熙辛卯年，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而山庄之建亦适成于是岁，瑞应祥征，默孚宝柞。”乾隆帝的出生地，从此在官方层面上一锤定音，再无分歧。（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