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州：居庸关前筑起的藩篱
2019年北京世园会于4月29日面向公众开放，举办地延庆又成为中外游客关注的热点。延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境内的长城广为人知，延庆作为州治的设立更是和防御北境密不可分。
从北京城去八达岭长城要经过居庸关，“居庸”就和延庆有关。秦汉时设有居庸县，县治就在延庆，唐代之时，延庆做过防御军城，还做过儒州治。元代仁宗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延庆地界的香水园，遂升县为龙庆州。明初，朱元璋废除了龙庆州，之后的几十年间，日益荒芜，甚至虎狼成群。
“靖难之役”后，朱棣做了皇帝，定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皇后徐氏病逝，陵址之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遍选名山，永乐七年（1409）定下昌平。徐氏乃大将徐达长女，她在“靖难之役”起了关键作用，危急时刻，亲临城上督战，令向墙下泼水结冰，又令妇女也参与战斗，守住了城池。朱棣和徐氏是夫妻，也算战友，感情笃厚。永乐十一年（1413），徐氏仁孝皇后葬于长陵，完成了皇家一桩大事。此后，朱棣没再立皇后。
十三陵所在地原称黄土山，也称南山，并不知名，只因选陵，才赐名天寿山。《延庆州志》称：“南山在永宁南二十里，又天寿山。”如此近的距离，又刚刚平定北方，长于军事的朱棣能无戒备？守住了陵墓，就是守住了根基。
永乐十一年（1413）大事颇多，诸如令得力大臣“辅皇太子监国”等，此类国之大事，皇帝岂能抛之脑后。进入年底，北方又现紧张，十一月，瓦剌军进犯，朱棣调集多路兵马，或进驻宣府或会集于北京。第二年正月，国内动用15万民众运送粮草至宣府，准备大战。二月，朱棣亲征漠北。跨度两年，时仅数月，驱逐了漠北的威胁。此后，筑城延庆，加强北方防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战略需求设置隆庆州
朱棣曾为燕王，长年镇守北京，对此地战略地位极为熟悉，如何加强防卫，安定国家，更是绞尽脑汁。他于永乐十二年（1414）北巡，来到延庆，登上团山。此山仅几十米高，不险不峻不雄不奇，名气也不如对面缙阳山大。朱棣独登此山，且驻跸山上，且有了一番筹划于胸。“顾兹沃壤”，自然条件优越，足以生民，展望妫川大地，系漠北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厥土旷沃，群山环峙”，却又人烟稀少，因而感叹曰：“二州民内徙，至今尚皆荆棘耶！”朱棣多次亲征漠北，看着眼前一片大好河山，却人烟稀少，于北部不宁之时，比常人多出了忧虑。如何阻止敌人长驱直入？移民屯垦、巩固边防，自然成为首选之策。
朱棣下定决心，新建了永宁县。至于永宁县设立的时间，有几种说法。《延庆州志》记为：“永乐十三年分缙山县地置隆庆州。又《畿辅旧志》，永乐十五年于县置永宁卫，属宣镇。”明朝天顺年间翰林院编修李东阳写过《永宁县重修庙学记》，其中有：“永乐甲午，太宗皇帝銮舆北巡，顾此山水之秀，特建县治。”几十年后，续修《隆庆志》的苏乾也写了同题文章，记为：“永乐甲午，建永宁县于缙云山之阳，以永宁卫附焉，厥后又以隆庆左卫附焉。”甲午正是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亲征北巡之时。
新置的隆庆州下辖永宁、怀来二县，直隶京师宣府，州内有八达岭、居庸关等军事要地。明初便在居庸关置千户所，朱棣为燕王时升置隆庆卫。为加强隆庆州防卫，又增设永宁卫。《明史·地理志》中有：“永宁本永宁卫，洪武十二年九月置。永乐十二年三月置县于卫城。”
古人撰文：“国家严九边以御敌，惟宣镇东路永宁，屏翰京师，密迩陵寝，去敌穴咫尺……”可见永宁卫极为重要。有人把此地比喻为人的肩膀后背，“为陵京肩背”，正是护卫要害处。还有人做过形象比喻，京城是堂室，居庸关是门户，这一带就是藩篱。藩篱密实，堂室才能安稳。永乐年间，吸取西汉对付匈奴的成功经验，从内陆几次向这里大规模移民，充实人口。居庸关前方，筑起一道藩篱，阻住敌人的进攻，可以视为修筑长城的序曲。大明江山社稷，一代皇帝自有雄才大略：为了皇陵，建永宁县；为了京城，重置隆庆州。到了隆庆元年（1567），为避穆宗年号，把隆庆州改为延庆州。延庆一名，由此演变，这是后话。
赵羾整治荆棘之地
新建涉及京师安全的州城关系重大，要用得力之人主持操办。朱棣马上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多有才能，曾在兵部和礼部任职，成绩卓著，并升任礼部尚书，后因工作失误而入狱，此时为谪官，让他戴罪立功，再合适不过。于是朱棣命他“督建隆庆、保安、永宁诸州县”，负责这一带的整体规划及建造安置等一应事物，此人就是赵羾。
一场大开发就此拉开序幕。重新整治“荆棘”之地，不是美差，条件艰苦，却又只能听命。赵羾有诗：“钦承上命补蹉跎，待罪蒿垣奈若何。”皇帝决心已下，几次向这一带大规模移民。民众从生活条件安定优越的山西等地，背井离乡，被迫来到这“野敛芜源榛棘荻，荒凉壤塞虎狼窝”之地，环境极为恶劣，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赵羾再次施展能力与才华，他以州城为依托，分出隅屯，“在城者为隅，在乡者为屯”，统称为里。州城分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乡间辟出红门、黄柏、白庙、阪桥、富峪、红寺六屯，称为前十里，让那些“谪发为事官吏人等充之”。而远道而来的“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则安置在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及关厢，称为后十里。如此棘手的移民问题，在大手笔面前，一切行之有度，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来到此地，每户分拨田地50亩，作为耕地与住宅。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大家的习俗各不相同，那么多移民初来此地，哪儿能习惯？仅思乡之情就难以化解，也有因水灾或旱灾为说词而“逃回者众”。前后十里各走了三里，之后百余年的嘉靖《隆庆志》记下了当时留下的屯，“今存十四隅屯”，除去四隅，还有红门屯、黄柏屯、白庙屯七里。后十里中只留下榆林屯、双营屯、西桑园屯、泥河屯、岔道屯、新庄屯、东园屯七里。现今，富峪、红寺、宝林、阜民等已从延庆版图中消失。至于付余屯、东西红寺、宝林寺、阜高营村等地名，已然不是当初村落。可见当时条件之恶劣，情况之复杂。
赵羾让移民们先开拓荒地，“教民剪除荆榛”，再传授种田之法，让大家熟悉这里的生产生活；同时还有交纳赋税的义务，安排好“办纳粮差”之事；“里屯储粮以养军”，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一应事物，周到细致，有给有取有用，形成了完整的循环机制。志书中记载了赵羾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分拨土田，创造屋舍，定立市廛，开导艺植，皆躬自履历。”由于措施有方，事必躬亲，“三四年间，士庶安辑”。有土地，有新居，有集市，不长的时间，绝大部分移民安定下来，“商旅交至，遂成都会之区”。新家园越来越好，民众深得其利，安居乐业，广泛赞誉，“二州人颂其德政”。
经过多年整治，人口不断增加，至永乐二十年（1422），《隆庆志》记述了当时数字，延庆州“实在户一千六百四十七，口八千一百四十八。”几年之内，从“荆棘”荒凉之地能达到这样的数量，全赖赵羾治理有方。至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时，已达到“实在户二千七百，口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人口大为增加，达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惨遭北方鞑靼屠杀前的最好水平。
州城中心建有玉皇阁
旧州城荒芜多年，一片狼藉。赵羾没向皇帝申请花钱去建新城，而是充分利用废城，“驱除瓦砾辟荆榛”。林廷举有《隆庆州城记》：“相传建自金元。”清光绪《延庆州志》引《宣镇图说》：“延庆州故金元旧治内。”《隆庆志》也记：“本州城因元之旧……面积为周围四里零一百三十步。”城墙大致还是沿袭旧制。当时主要任务是安置移民，要盖起房舍。因此在城内做了很好的规划，分出街道，以民居为主，兼顾战备，使百姓和军队共同居住。
城有四门，对应四条大街，北为雍顺街，南为阜成街，东为和睦街，西为宣化街，形成十字大街。百姓安排住在城中心，这四条大街再加上澄清街、文林街、昌平街，这七条街的住户皆为居民。靠近城边的里仁街、后街、阜成南街为军民共居，且分出南北阴阳朝向，民居南向，军队居北向。临近城边的北城下、南城下以及灵照寺西，则完全是军队居住，房屋面向城墙。万一有战事，可以及时防卫。《隆庆志》的编者苏乾非常有心，做了细致的调查访问，“此愚闻之父老者，今民多不知也”。赵羾综合了战争与和平的因素，构思了城内的规划与布局。
城墙的修葺，与战争形势相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明宣德五年（1430）修过城墙，时久而倾圮。景泰二年（1451），知州胡琏上奏朝廷，皇帝命副总兵都督纪广率军修筑城墙，当时动用了“士卒八千人”之众，“城高二丈二尺，雉堞七尺，垛口三尺五寸，厚四丈三尺，池阔二丈，深一丈”。门额有匾，南门曰奉宣，北门曰靖远，东门曰致和。城内建起谯楼，壮丽美观，成为现今得以看到的规模。《隆庆州城记》：“诸公之德，纪公之功于无穷焉”，给纪广以高度评价。随着战事的紧迫，天顺七年（1463）又给城墙包砌砖石，成化三年（1467），知州李鼒等也进行过包砌，直到嘉靖年间，也没彻底包砌完。
州城在居庸关北为首郡之地，要有标志性建筑作为象征之物，彰显出州城的地位，于是在四街十字中心建起神阁。玉皇阁“高数丈，下有四达门洞”，可以与四条大街相通。阁内有铜铸玉皇神像，外面镀金，与永宁规制相同。此阁于清朝雍正、乾隆时都曾修葺，多有碑记。玉皇阁左右还建有钟鼓楼，晨钟暮鼓，有了州城的氛围。
延庆地区筑起百余城堡
延庆多水，这一带地势低洼，河水多汇流于此。有大河流经，《隆庆志》载，“妫川一名溪河，在州城南百余步”。妫河发源自州西北大海陀山，向东汇集多水，再曲折西流。妫水养育了延庆，并有了妫川八景之一的“妫川积雪”美景。
每到夏季，淫雨连绵，山水暴涨，黄土夯墙最怕水淹，时刻威胁着城墙。城脚地台，经常坍塌，几经修葺也不能牢固。如何变害为利？州城西北还有条沽河，源自州城东北双营屯，也流经此地，汇于妫河。景泰三年（1452），副千户刘政在城四周挖了河道，让沽河水顺势导向，环流城下，再南流入妫河，为护城之水，也方便了城内百姓生活所用，一举两得。
无论怎样，水一直是大问题。看清代州城地图，原本四方的城池，独西南角缺少一块，就因为大水无常，被淹所至，最终自西向东南，形成河道，迫使南城门向后移了几十米。护城河不时泛滥，影响了后代许多年。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也曾补葺过州城，高3丈5尺，宽1丈5尺至2丈不等。同时疏浚了四周的城池，加宽加深。宽处约十余丈，深处也有近两丈，加大了水的流量。并于距城里许处，种树为堤，阻挡大水冲决。果真，乾隆二年（1737）发大水，城墙幸免于难，这些方法得到验证。
妫河上起初为木桥，因河而名溪河桥。嘉靖八年（1529），义官杨琛倡导重修，率先捐款百余两，百姓出钱出力，改建为石桥，取名广济桥。沽河当年也影响百姓。出州城北西行，就受沽河阻隔。嘉靖年间，知州冯宗龙在河上也改建石桥，“修砌宪固”，取名通济桥。自此，州城人去阪桥走近道，再也不受洪水的影响。这条自北门向西北的斜路，俗称阪桥道。此小路现今还在，能行至河边。当年凶猛的河水已变成温柔的涓涓细流，河上架起小桥，站在小桥上西望，明显看出一条低洼地带，北侧排列有树，那就是当年的阪桥古道。
水滋润了州城，也曾带来水患，人们敬畏水，建起两座龙王庙，“一在州城南，妫水之阳”，明成化九年（1473），由郡民王庆等建造。现在，妫河北岸已无遗迹。另一座在北门城外，成化九年（1473），由郡民谭铎等重建。两座龙王庙皆由“郡民”自发而建，能够得知水对百姓影响之深。
古城南门东侧另有古寺，始建于金代，旧名观音寺，元末曾毁于兵燹，遂成丘墟。明永乐时，有禅师于故址募缘，筹建观音庵，得到赵羾的大力支持。后皇上敕建并赐名：灵照寺。
灵照寺坐北朝南，山门前一对石狮形态可掬。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歇山顶，琉璃瓦，具有皇家气派，显示出州城的气度。此寺在这一带不同凡响，“巍焉奂焉，实一郡之胜也”。寺现经文物部门整修，两侧有配殿、斋房。寺内陈列有延庆地区的石碑经幢等文物，诸如添修缙阳寺功德碑、新榆林堡碑、永宁上帝庙石碑等。
有了这些庙宇，也就有了州城的历史与凝重。近几年不经意间自城区西行，看到了那里的十字街。州城西北角还残存着一段城墙。黄土城墙约有八九米高，百多米长，间有墙垛，墙脚下砌了砖，加以保护。那时天色已近黄昏，城墙上长着荒草，忽然发现垛角上挂着一弯月牙儿，更觉多了几分古意。
古城的街道还沿用旧名，有文林街和睦街苏子街孟子街等，灵照寺旁就是儒林街，显现出古城的文化积淀。东行，便是县城妫川广场，过去是关厢，东关老村原址，再向北，为旧城东门外，地势低洼，当年地下涌起的泉水近1米高，形成一片沼泽，俗称王八坑，可想当时水势之大。
果如朱棣所料，永乐之后的年月中，北方民族不断强大，瓦剌、鞑靼经常侵扰京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瓦剌军自怀来直逼京城。于谦领兵，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而瓦剌所经之地的隆庆州，铁蹄下变成一片废墟，编户骤减百分之七十，可见劫难之重。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最为严重，“大掠永宁、隆庆、怀来，军民死者数万”，一次侵袭就能损失数万军民，从数字上就能得知，几近屠城。据记载，嘉靖年间，隆庆州八次遭受兵灾，可见灾难之重。
朱棣的继承者沿用了防御思路，在京城北方筑起长城，并随着战争形势的紧迫，不断加高增厚。而延庆是必经之地，筑牢藩篱十分紧迫，嘉靖十六年（1537）以后，以州城为核心，军民不断修筑城堡，竟建有130余座，有大有小，有砖城，也有土城，遍布延庆四方，看守住各个山口要道。这些城堡名称沿袭至今，或为村名或为镇名。同时还修筑了八达岭一线的长城，以及南山路边垣与东路边垣等几道长城，护卫皇陵，保守京城，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高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