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的查尔斯·狄更斯

来源：The School of Life

译者：Anna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也一直是作品极为畅销的作家。

光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有些不可触及：礼服外套、天鹅绒衣领、鱼尾胡子、领结……

但现今看来，他有着许多想要说的话。而这些话也都是源于他的伟大目标：

「他坚信，写作能够拯救这个不断受损的世界。」

娱乐业

狄更斯并不是只会写作。在一开始，他可是一个表演家。在孩童时期，他就热衷于在家里的厨房表演，并且还喜欢站在当地酒吧的桌子上唱歌。

他曾是一个表演家——一个明星，一个备受瞩目的艺人。

娱乐业仍旧是狄更斯事业的核心，即使这常常让后来的文学友人们感到沮丧。

就算他已经在当时享有了「独一无二」的声誉，他仍然不断地把自己的小说改的通俗易懂，以便能让大众阅读，并在1858年将其改编成戏剧，搬上了英国和美国的舞台。他的作品虽然深刻，但是也毫无疑问地充满了娱乐性。

在狄更斯的笔下，他总是试图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罪恶的工业化社会——工厂中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童工，邪恶社会下的势力嘴脸，穷人的堕落，对金钱饥渴地争夺，以及当时政府机构处理事情时令人抓狂的低效…

客观上我们的确承认这都是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但在主观上，这些话题总归会让我们感觉，读起来没那么轻松。

但是，狄更斯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这种「企图教育社会的心」与他小说中的「有趣」并不冲突——生动的情节、饶舌的风格、滑稽的角色、催人泪下的时刻和幸福的结局。

他打破了那种我们固有认为的「深刻就要古板，滑稽就是浅薄」的观念。他采用了一种娱乐的方式去教育，因为他深谙，人们是多么容易去拒绝了解那些「棘手但有重要意义」的教训。

狄更斯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属于他的时代里做出了一些对我们所有人意义重大的事情：他能够把一些严肃的话题做的格外吸引人。」

同情

查尔斯·狄更斯于1812年2月7日出生在朴茨茅斯。他父亲是海军办公室的一名职员。自他出生起，他的整个家庭就为了迎合父亲的工作而不断的搬家。起初，这还可以算作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后来经济上的麻烦找了上来。

在狄更斯十岁那年，由于父母实在支付不起并不昂贵甚至是微薄的学费，他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来补贴家用。

他来到了一家制鞋厂，帮助生产当时很火爆的，鞋子的上光剂。但这对狄更斯来说是一次十分可怕的经历。他讨厌用令人麻木的速度，做重复性的工作。他周围的人都恃强欺弱，阴险险恶。

不久，他的父亲因为欠债而被逮捕。在那个时期，讨债人可以将负债人及其家属一起关进监狱，直到他们可以还清所有的欠款。

当时，除了年轻的狄更斯因为要继续他的讨厌的工作而住在外面，其余的全家人都搬进了肮脏的马歇尔西监狱。

人们对狄更斯经久不衰的喜爱，可以说是源自于他对生活不确定性的深刻描写以及对受害者们的深切同情。即使他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在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记者），他也非常擅长回顾自己的苦难。

他也能够非常巧妙的使用它，他总能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那种极其糟糕的背景下，刻画出绝妙的人物。

譬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小大卫，这部小说以小大卫的视角描述了一间黑鞋油场。小大卫是一个敏感却又聪明迷人的孩子，这个大卫好像映射了年轻时的读者或者是读者的儿子或侄子。

狄更斯说：「把他当做你，或者那个你喜欢的人，并将其置之于中。」

当他想写一写「贫民屋」时（这是当地政府为了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而设立的强制劳改营）。狄更斯将其设为了小奥利弗·特维斯（《雾都孤儿》主角）的所在背景——他实际上处于一个小康之家中，他却因为一系列的悲惨故事而被迫与这个家庭分离。

他并不是典型的以住在「贫民屋」作为结尾的悲剧，但他的存在提醒着读者思考（通常是提醒那些生活还相对富足的人们），如果那是我呢？

在一个场景中，狄更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负债人在监狱中经历的苦难，同他狱中在一起的是一个可爱的小丑——一个有点糊涂但非常可爱和善良的人，他叫米考伯先生。

这个背景下，有着保护性的设定，相当阴暗的故事类型都能够在这里被揭露和戳穿。

狄更斯将自己的经历应用于故事之中，让那些通常情况下不带什么感情的人们，对他塑造出的故事产生兴趣和同情。

但他可并没有说，「看，他们多可怜啊」，而是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在理想世界中，我们可能会平等地关心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我们则更在意那些我们觉得可爱的人的不幸。

这绝对是狄更斯的一个值得学习的策略，当你做的事情让人们感觉到正在经历着困难，你就会被人们喜欢，大家都喜欢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这样会更加吸引他们。

稀疏平常的好事

狄更斯所做的另一件事——为了让我们理解他对社会改革的崇高愿景——就是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他对生活中那些舒适、愉悦、令人愉快的事物的理解。他不希望给人留下那种印象，就是你不能继续喜欢所有的甜蜜舒适的生活。

他尤其擅长渲染家庭的欢乐气氛。在他其中一篇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带我们闯入了一个可爱的古怪老头的房子中，他将自己位于郊区的小房子改造成一座微型城堡，配有一座小小的吊桥。吊桥可以(用一段绳子)拉起来，将陌生的世界隔绝在外。

狄更斯喜欢野餐、在公园里玩板球、买条新领带、吃滋滋滋响的猪排、吃甜甜圈、坐在火炉旁、和朋友们共进晚餐、暖和的毯子以及去度假。他说，做一个有爱心的好人，并不意味着蔑视生活中的小美好。

这是他总战略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他知道，如果你不能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喜好，就很难让人们去关心那些充满困难的事情。否则，你给人的印象就会是冷漠和偏执。

商业

狄更斯非常重视写作的实用性和商业性。他非常多产。但他从没想过要创作出一部「经过多年打磨的」完美作品。他粗制滥造的出版他的书。他非常关注版权法、销售数字和利润率。

但是狄更斯不仅仅是想卖很多小说，他更想改变这个世界。但他很清楚，一本书除非广泛流传，除非极具商业价值，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的作品折射出了社会上的许多问题：例如「穷人法」(它强迫人们工作)；糟糕的学校状况、猖獗的裙带关系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他并没有试图提倡什么具体的改革方案。

如果你问狄更斯，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来改善工厂的条件，或者一个更好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也不会有一个精心制定的替代政策。

他所做的就是塑造这种气氛和观点。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在议会通过法案，筹集资金，或者改善当地情况。其他人可以更容易地看到这一点，这些问题会更贴近他们自身。

狄更斯热衷于「拯救世界」，并对他人的痛苦非常的感同身受。但他在处理自身的问题上，就做的没那么好了，他既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他于1837年结婚（在他25岁时），新娘是凯瑟琳·贺加斯，他们育有10个孩子，但只有八个活到了成年。但狄更斯愈发觉得她沉闷与被动，于是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艾伦·特南。他不能离婚，因为对于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来说，离婚可以算是禁忌。

但他们分开了。她的妻子离开了，即使已经在一起了二十年，但此后也再也没有见他一面。

狄更斯不关心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觉得他们都是无所事事，并随时准备从他身上揩油的人。他们还有酗酒和赌博的倾向。

他可以算作一个警示，提醒着我们对不同方面的贡献也会产生冲突。狄更斯对他的工作尽心竭力，勤勤恳恳，当工作中出现问题，他也会想尽办法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改善。然而对于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却步履沉重，循规蹈矩，常常表现得冷漠异常。

我们可以指责他，说他本可以是一个更好的伴侣和父亲。或者我们会对这种可怕的「局限性」感到同情，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同时擅长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希望这种同情也能延伸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才是真正需要同情的人。

1870年6月8日，狄更斯在一天紧张的工作后，于家中去世，享年58岁。那时，他正在写他的第15部小说。

第二天，《卫报》发布了讣告:

「只要在会说英语的地方，我们今天早上公布的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去世的消息都会让人们感到深深的遗憾。昨晚早些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在他肯特郡盖得山的住处陷入了瘫痪状态。」

狄更斯的魔力可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更让人为之讶异的是他贯穿一生的理念：

「写作和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善良能够更吸引人，能够让我们能够熬过那些艰难困苦，通过帮助那些与我们有同样灵魂的人，丰富我们的同情心，并通过这种方式，为一个更人道、更幸福的社会创造文化基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