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伤心事,许巍变形记

1994年4月5日,涅槃乐队的灵魂人物科特·柯本将一张R.E.M的专辑塞进唱机,随后擎起猎枪,朝自己扣动了扳机。3天后,尸体被人发现,举世震惊。

在遗书中,柯本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句子: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死去的柯本不会知道,1994年,远在中国西安,一个名叫许巍的歌手正揣着两首歌北上,一首《青鸟》一首《两天》。除了作品,他怀揣的,还有一个巨大的梦想:成为偶像柯本那样的摇滚巨星。

许巍来到北京红星社。红星的老板是陈健添,那个捧红了Beyond、王菲和黑豹的男人,还挖掘出了郑钧。听了许巍的歌,陈的态度有些暧昧不明。

《青鸟》和《两天》曲风忧郁,歌词近乎哀鸣。陈健添听罢,觉得太小众,而且许巍的形象没郑钧好,于是让他再等等。

当时,许巍志向高远,壮怀激烈。《青鸟》《两天》流传到北京滚圈儿,大家惊为天人。有人说,许巍要是不出来,红星的人都他妈该流放到沙漠里去。许巍在平安里的“旅游棚”录小样时,全北京仅有的几个唱片公司都跑去观摩。高晓松也跟着去了。听完许巍用苍凉的大嗓子唱《《Don’t cry baby》,大紧彻底跪了。可许巍根本没打算把《Don’t cry baby》收录在专辑里。

他觉得自己能写出比这牛逼一百倍的东西。

随后,红星把《Don’t cry baby》拿给田震,改名为《执着》发行,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对此,许巍并未感到丝毫嫉妒。一首歌走红而已,那算什么呀。

他要写出最牛的音乐,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影响最多的人。要知道,流行音乐歌词录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的,除了《一无所有》,就是许巍《两天》。但就音乐而言,许巍并不觉得《两天》能表现自己的天赋。

当然,许巍也不是盲目自大。1995年,文化撰稿人王小峰去他家做客,许巍随便抄起吉他弹了几个旋律,都比《两天》更加抓人。王小峰激动无比,看着许巍那张闪烁着希望的脸,仿佛看到了中国摇滚的未来。

哪想到,故事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执着》里,许巍写道:“我将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

这首歌原名叫做《Don’t cry baby》,是写给他远在部队的女朋友的。

旋律出来后,词写了一个星期。歌词里的一切,差不多就是许巍之前生活的全部。

早在1986年,许巍就生出了“超越平凡”的念头。那时他才18岁,和一个朋友参加西安碑林区文化馆举办的吉他大赛,在20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但这不足以引起许巍的狂喜,因为远在北京,在一场名为“世界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个叫崔健的人挽起裤腿,唱了首《一无所有》。

见崔健掀起飓风,许巍战栗不已。他觉得崔健太牛了,能用一首歌影响那么多人。这才是自己的目标。而随着见识增长,许巍甚至不满足于“成为崔健”。去北京时,他想成为“枪炮与玫瑰”和“科特·柯本”。

这一切执迷,最初源自电影《阿西们的街》。初三时,许巍听到电影配乐,为之心悸,四处打听才知道那是吉他声。许巍也想要把吉他,他爸对这个爱动粗的孩子说:“好好学习,别打架,就给你买。”

许巍没再打架,但也没好好学习。

从此迷上了音乐。

许巍父母是老师,对他怀有殷切的期望,甚至希望他进中科院。结果高考前,许巍放弃读大学,跟着一支表演队走穴,跑遍小半个中国。漂泊结束后,许巍去陕西军区当文艺兵,本来能保送上大学的,他却跑去跟领导说:“我不上大学,我要当崔健。”

领导问:“你怎么知道你能成为崔健?”

许巍才不管那么多,毕竟“超越平凡”的渴望太强烈了。1991年,许巍离开部队,带着父母花5000元买的电吉他去福建干歌厅,从晚上8点到凌晨4点,日复一日地伴奏、喝酒、睡觉,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就在那时,黑豹写出了《Don’t break my heart》,许巍听罢,身心遭受震撼。

干什么歌厅啊,简直是浪费人生。

回西安后,抱着要成为摇滚巨星的念头,许巍写下《Don’t cry baby》《夸父》和《童话时代》。那是1993年,张学友将《吻别》买到400万张,黑豹开始 “穿刺行动”巡演全国,“魔岩三杰”横空出世,崔健远赴柏林大谈《一块红布》时说:“艺术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不知看到这些新闻时,刚组建“飞乐队”的许巍作何感想。那一年,在挤满了3000人的小型演唱会上,他一头颓废的长发,唱起那首《Don’t cry baby》。女友从部队赶来,站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顿时泪如雨下。

那时许巍,想把飞乐队带成中国的涅槃。

结果9个月后,因生计所迫,“飞乐队”解散。随后,万般痛苦中,许巍写下《两天》《青鸟》,踏上了北上列车。

想必当时许巍胸中有压抑不住的狂想,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写:

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下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琼浆玉液。

1995年,许巍签约红星。那一年,他还年轻,野心很大,恨不能一出手,把中国摇滚其他人都给灭了。

在北京西郊老山一个6平米的宿舍里,许巍花两年写出了《在别处》。王菲的金牌制作人张亚东逢人便说:“许巍要火了。”

乐评人李皖将《在别处》视为当时最吵闹的中国猛乐,又厚又重的噪音流,足以把中国土摇青年震成傻逼。

但结果并没有那么好。

就像陈健添看到的,许巍的作品很冷,充满大量“冰凉”“死亡”的字眼。哀号确实牛逼,但也确实小众。刚到北京时,一帮热爱摇滚乐的人给了许巍太多的赞誉,可这个世界给《在别处》的回应却是一瓢冷水。

想想也是惨淡,专辑发布会,是在一家迪厅开的。许巍抱着吉他,坐在高脚凳上,唱着《执著》《两天》和《在别处》,孤独得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台下的人不咸不淡地聊天,有人随口来了句:“嗯,还不错。”

王小峰再去看他时,发现许巍笑容里全是无奈,像个迷路的孩子。

紧接着就是无可挽回的颓势。

1997年,许巍出了次车祸。车祸之后,他觉得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小世界,还要关注社会,于是开始看各种传记。他把头发剪成板寸,见人就露笑脸,又在6平米的房间里呆了4年,每天看书、练琴、写歌。

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患上了抑郁症。

那4年,现实给许巍的落差太大了。大的估计拿一百个马里亚纳海沟都量不出和理想间的距离。别说什么成为崔健、柯本了,在北京,他连一个能填饱肚子商演都接不到。出门坐公交,周末唱酒吧,一场三五百,还不够他付房租的。最穷的时候,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吃了上顿没下顿。4年折腾下来,许巍彻底迷失,天天吃百忧解。

他期望发生的那些事,一件也没有发生。这里面种种原因,有红星的责任,也有许巍自己的偏执。冥冥之中,更有命运之神的刁难。1996年后,摇滚颓势难挽,港台流行文化迅速入侵,风向为之一变。

遥想1992年,唐朝发行专辑时,曾有一个愣头青去到现场求签名,最终留在高原一闪而逝的镜头中。当时,唐朝光芒万丈。谁能想到,短短6年后,唐朝荣光不在,镜头中那个叫陈羽凡的孩子,与一个叫胡海泉的组成“羽泉”,签约魔岩母公司滚石唱片,一夜间成为新生偶像。同一年,唐朝发行《演义》,却再也没有多少人为之狂迷。

在那种环境下,许巍想成为中国的柯本,岂不是天方夜谭?所以说啊,大时代里,一个人的抑郁,背后总藏有一群人的伤心。

许巍的梦碎,仿佛应了《一代宗师》里的那句台词:都是时势使然。

1998年,北京nasa disco,一场纪念科特·柯本的音乐会上,许巍唱了王洛宾的那首《一江水》,唱得撕心裂肺: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1999年年底,许巍来到了崩溃边缘,靠吃药录制《那一年》,好几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死了之。当时,昔日风光的红星社一片混乱,公司直接把专辑丢给许巍,让他自己找乐手,后期缩混却不让他参加。直到汪峰给他打电话说:“《那一年》出了,很不错。”许巍这才跑到街上买了一张。

一看,都他妈傻了。

专辑封面的照片,是从MV上抠下来的。缩混乱七八糟,完全不是他想要的效果。

此后,许巍整个人彻底垮了。

“飞”这个字对许巍而言,一直有着特别的意义。独自一人从西安走向北京时,他渴望飞起来。《那一年》发行后,没钱、没希望,看不见未来,真飞不动了。

而立已至,一事无成。

为了摇滚梦,跟父母对峙,远离女友多年,到头来就捞到个抑郁症。

他所信奉的那些理想,一年年渐渐远去,一次次逃脱出他的追求。在漫长的黑暗中,在孤独的日子里,他已经没有力气跑得再快一点,把手臂伸得更远一点了。

回到西安,许巍不敢碰吉他:“这么多年了,一个巨大的理想,推着你不断往前走,突然就没了,人生的全部支撑都崩塌了。”

当时他心意已决,不再和音乐发生交集。一次,偶遇战友。两人吃饭,许巍说自己不干音乐了,准备开店。

战友说:“当初在部队,我看你每天要弹10个小时吉他。你要想做生意,我可以带你,但我不赞成你走这条路。”

2000年,不少唱片公司找许巍,想和他签约。许巍却不想做了。前两张专辑给他的打击太大,让他看不到做音乐的意义。他不想再孤独地生活,再过以前那种日子。这期间,有人请他参加一台摇滚乐大型演出。许巍心想,行吧,那就当做告别音乐生涯的纪念。那一夜,全场歌迷狂喊着他的名字。

感动归感动,他还是回了西安。

迷茫时,他跟妻子出去散步。有一次,在钟楼的地下通道里,看到好多人在一起看热闹,走近了才发现,是两个青年人抱着吉他,一首一首在唱他写的歌,唱得特别深情。许巍听完,红着眼睛走了。

哀莫大于心死。

人生热望,这盆炭火算是熄了。

也正是那段时间,走在西安的城墙下,许巍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老老实实过日子?过个简简单单的生活?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人?就不能活得很踏实、很自在?”

确实是个好问题。

反思之前的人生,许巍发现自己妄念太深了。想出名,想牛逼,想当大师。王小峰说的好啊:“许巍想成为一个摇滚音乐家,像Nirvana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多人希望成为Nirvana,可是只有一个Nirvana,为什么不能成为自己?不能,只有先成为别人,走进死胡同才能够明白,还是做回自己吧。”

在理想路上跑了那么些年,结果许巍回头一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己。

对他来说,眼里只有明天,明天才有意义。从他知道崔健那一刻起,明天就在招手,一直在招手,今天好像不重要。为了明天,今天怎么漂泊都没关系。他的人生,好像只存在于对明天那波澜壮阔的幻想之中。

后来上节目,许巍说:

“那连幻想都算不上,纯属妄想。”

一番领悟后,许巍做好一切准备,准备不再“超越平凡”,而是去拥抱平凡,做一个杂货铺的店主,踏踏实实过日子。

就在这时,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

红星的老同事打电话叫他去北京,说有一家小公司,没什么歌手,公司签约他,没有什么要求,能给他非常大的空间。许巍左思右想,再次北上。和之前心态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妄念,也没有执着。

做得好,就继续做,做不好,随时可以撤出来,再想别的生计。

总之,别再想成为什么柯本了。

签约后,许巍脑子里不光想着明天,开始学会珍视当下。环顾四周,很多人一直在关爱自己、体谅自己。黑豹的主唱栾树就说他:“家人、朋友那么多人都在关心你,你却感受不到,你太他妈糊涂了!”

不是感受不到,是当初没那份儿心。

年轻时,他喜欢颓废,喜欢忧郁。因为柯本就是那样。等他开始健康地生活,不再晨昏颠倒,锻炼、读史、练琴、写歌。他发现颓废、叛逆,是自己给自己布置的陷阱,不是你叛逆颓废就能成为摇滚巨星的。

2002年,许巍出了张温暖的专辑《时光·漫步》,横扫各大音乐奖。当初想要的荣光纷至沓来,那一年,大江南北都在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的向往。

从此,许巍成为中国一代文青心中的宠儿。

人生的回路,真是清奇。面对命运的神转折,许巍倒没有被冲昏头脑。再次遇到王小峰时,他不再谈论理想和摇滚,而是满嘴佛理。虽然有了“超越平凡”的资本和能力,但许巍更想做个普通人。他说:

“很多艺术家,一辈子活得太拧巴了,我不想成为那种人。我喜欢列侬,也喜欢麦卡特尼,他俩的区别就是,列侬比较激进,总把自己当回事,而麦科特尼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平头百姓,热爱生活,脚踏实地,所以你看他唱歌唱了很久。

你活得越久,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然而,对于许巍的转变,摇滚青年们倍感失望。觉得许巍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去写那些温暖的小清新?你的愤怒、挣扎和哀号呢?

开始有人骂许巍是摇滚叛徒。

确实,从《时光·漫步》算起,许少年的歌越来越同质,歌词也越来越流于表面了。回看他的创作,巅峰所在,还是《那一年》。

这大概是艺术悖论,一个创作者要想“超越平凡的生活”,就注定得“现在暂时漂泊”。但许巍的态度很鲜明:“一个人连生活都成问题了,你还指望他去听摇滚?”

没有任何听众,能强迫许巍去愤怒和颓废。如果只有愤怒、颓废和生不如死才能诞生好作品,叉少我强烈支持许巍做个叛徒。

因为做柯本,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许巍的这段往事,今天就聊到这儿。

之所以突然聊许巍,是一路看过来,发现其实不少人和曾经的许巍相似,心中对某件事或某个人,有着特别深的执念。这种执念,说白了就是欲望。许巍当初所谓的理想,也无非是一种欲望。

生而逐欲,无可厚非。自有人类,忙的就是这个。人活着就要追逐,若不追逐,生之意义就不复存在。但人要懂得与命运和解。

奋不顾身是勇气,随遇而安才是本事。李安《卧虎藏龙》说得好:

当你紧握着手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

当你放开手,你便拥有了一切。

这里说放手,当然不是佛系。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许巍当初回到西安,真开了一家店,当个小老板,就此被世人遗忘,时隔多年,再也没有人提起他。那又是怎样一种人生呢?当他垂垂老去,他该以何种态度来反观自己走过的路途呢?

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奥斯卡有个纪录片,叫《寻找小糖人》。里面的主人公,一个叫罗德里格斯的摇滚歌手。年轻时,他在美国以梦为马,结果写的唱片一共卖出去6张,根本吃不饱饭。

为生计所迫,罗德里格斯只能放弃音乐。万万没想到,在地球另一端,他的盗版唱片被传入南非,竟掀起巨浪。在那里,罗德里格斯被奉为崔健一般的灵魂人物。多年后,南非人民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还活着。

在南非人把他当神的那些年里,为了养家,远在美国的罗德里格斯一直在做泥瓦匠,成为了美国最普通的蓝领之一。但他从没抱怨生活的平凡,也从没对生活失望。

罗德里格斯不知道,在南非,自己的盗版唱片狂销百万,一度被奉为整个国家的精神导师。

最后,采访者问他:“你有那么好的才华,甚至被称为和鲍勃·迪伦一样好,那当初唱片遭受冷遇时,你感到吃惊吗?”

面对镜头,罗德里格斯非常平静地说:

这是唱片业的规律,我已尽我所能。

我想,比起柯本那句著名的遗言,这句无比朴实的话,才是更好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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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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