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明：读书那几年 （上）
文/王辉明
我们这代人说读书，不是说的看书，而是说的上学。初中毕业，读书时代就结束了，没有高中可读，更遑论大学。而小学六年，又懵懂无知，记忆模糊，能提得起来又饶有兴味的，就只有读初中那两年了。
开学第一天，付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点名。开学前，他逐一进行了家访。每点到一个人，学生站起来回答“到”，他就会说句话，表示对这个同学非常了解。
点到我的名了，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到！”然后搌正板凳准备坐下，他却说了句：“哦，赶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他来家访时，我还在遂宁姑妈家呢。
去姑妈家是为了躲武斗，其时刀枪虽已入库，父母仍然心有余悸。恰逢表哥来渝，便奉父命随表哥一路辗转，乘火车到内江，再换汽车到遂宁避难，行走在船山脚下沱江之畔那片棉田和麦地之间。直到1969年夏，父亲来信告诉复课消息，我才匆匆赶回重庆。
鸡叫第二遍，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风吹过川北平原，堤上杨树沙沙有声。堤下是条大路，笔直，白天也望不到尽头，晚上只见一条模糊的白影。
出了院子，走过一片棉田，刚上大路，就看到一个黑影在堤上。我走，这个黑影也走，我停，这个黑影也停，一直跟了十多里路，到县城北门外，黑影才停下来，远远地望着我。我走了很远很远，再回头，那黑影还在。
黑影是姑妈家的大黄狗。平时我进城去玩，狗不会撵路。也许狗感知到我今天是要远走了，就跟来送我。
按居住片区划分学校，不用考试，建设村劳动村的学生就读重庆十一中。
学校在连绵起伏的菜地间，校门外就有水田和藕塘。教学部和膳宿部各在一边，都有院墙，只有中间的大田径场无遮无拦，掩映在几十棵高大的桉树林中。
教学部大门外，水池浮着莲花，假山植有菖蒲，进门一条宽阔的大路，顺着宣传栏往上爬坡，右边低处是个篮球场。坡上平坦，有栋旧时留下的别致青砖洋楼，楼内陆板阶梯走廊皆木构，迂回曲折，偶然进入常让人找不着北。
楼前右边又有个篮球场，球场边有花园和主席台，主席台后是办公室。学校开大会，工宣队训话，宣传队表演节目，都在这个球场。讲用会不在这里开，膳宿部那边有大礼堂，室内开讲用会显得隆重。
左边大路外是陡坎，坎下一栋红砖大楼拔地而起，在三楼有天桥与坡上大路相通。继续往前走就是下坡，坡脚是院墙，墙上有小门，是学校后门，门侧几棵大树，树下一栋两层的青砖大楼。红砖大楼新，青砖大楼旧，是学校的两栋主要教学楼。
停课三年，学校几成废园。如今复课招生，仿佛劫后新生。
这三年毕业和应该毕业的小学生，全部涌入中学校内，校内全部都是初中学生。三届毕业小学生同读初中一年级，称呼颇费思量，就按小学毕业时间叫66级、67级、68级；为了与已经离校按初中毕业时间如此称呼了的老三届相区别，称之为新三届。一时间，校园内欢声笑语，欣欣向荣。
新三届年龄最大的那些人中，凡是4月12日以前出生的，被一刀切，取了个名字叫“超龄生”；因为他们读初中年龄大了点、参加工作年龄又小了点，就单独成班，读半年书后再分配进工厂。年方十七便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令在读生好生替他们惋惜，即便以后自己比他们更不济。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难怪中国人算命会用生辰八字，后来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什么时候出生真的非常重要。那天之前出生和那天之后出生，有时区别何止霄壤。
付老师放下花名册，从粉笔盒里拈了一根粉笔在手，却先不讲课，而是在黑板上写下一段话叫我们读。结果全班同学都把臀部读成了殿部。
听我们读出这个字，付老师立即双手一按叫停，然后得意地说：“听你们读错哪个字，把哪个字读成什么音，我就知道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是哪个老师教的。”一下子就把我们五十四个同学全镇住了。
我们大多是裕华纺织厂的子弟，小学一个班，郑老师教。郑老师有病，嘴唇常常发紫，但脾气很好。不像刘老师，粉笔头当子弹，拿我们当靶子。我们先学会殿字，郑老师教臀字时，看着和殿字差不多，俗话说“四川人生得尖，认字认半边”，就也读殿。既然老师说读殿，我们便毫不怀疑地跟着读，读得理直气壮。
读熟了，体育老师蔡明金在灯光球场讲“垫步前进”，我们就都听成了“臀部前进”。可能他上步时用后手推了推屁股也误导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想成是屁股前进。他每每一说“垫步前进”我们就哄堂大笑，笑得他发懵，还以为他暗恋的郑老师背后说了他坏话呢。
现在进了中学，忽然听到付老师纠正这个字的读音，我们一脸愕然。
我们这批人不仅把字读错，个子还都瘦小。长得高大壮实的，一个班也就一两个，相当稀罕，其称谓姓氏后面也必被冠之以大。莫奈何，都是从灾荒年辰过来的，没吃过饱饭，小学毕业时只有一米三一高。毕业考试后，没等来升学考试，却等来了全国“停课闹革命”。当时填的志愿是窍角沱中学，就我那成绩，没敢填十一中。幸好停了三年的课，在外野放野长，人窜了一头，也长醒了。
无论是建设村还是劳动村，上学都要经过一条马路。跟着马路走到塔山脚下，弃马路踅进山塆，山塆一坡菜地，尽头横着一道石谷子夹泡砂石山梁。翻过山梁就是孙家花园。高墙外，坐落在山梁下的那几户农村人家印象深刻，宽檐下挂着包谷、红苕藤、红辣椒，阶沿上还有一副黑漆棺材。
孙家花园就是省二监狱，管得不严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越生活区到水库和九道拐，路在深溪边崎岖，林木蓊郁，芭蕉葳蕤，房屋若隐若现。黄凤和几个女生的家就在这里。
过孙家花园大门，沿院墙脚下那条小路，在菜地间曲曲折折。田坎路边有一些老桑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来这些地方偷摘过桑叶。少年时养过蚕。得到一小片纸，纸上密集地粘着十数枚蚕卵，谨慎地捂在棉袄里保暖。再畏惧刘老师的粉笔头，上课时也会不时取出来瞧一眼，看蚕卵变没变。
刘老师被家长轰走了。说来也不全怪刘老师。他一个粉笔头扔出去，马儿（外号）不低头屁事没有，马儿怕粉笔头打到眼睛，想低头卖（让）过去，动作猛了点，鼻子就撞到了课桌。如果不是马儿也屁事没有，偏巧马儿是沙鼻子，不碰都要出血，这下血流不止。更严重的是，马儿的老汉（父亲）是干部，讲道理一套一套的；母亲却是粗人，一旦惹恼，可以骂三天三夜不重样。
郑老师接手当班主任，我就敢放心大胆地看蚕卵了。看着看着，灰白饱满的蚕卵就开始有了变化，有了黑点。幼蚕刚钻出来，细小如蚁，用散开的羊毫笔轻轻地扫到纸盒里，盒中早摊有桑叶。摘不到桑叶，就摘嫩莴笋叶。要用毛巾仔细地把水揩干，不然蚕吃了会拉稀。
顺着陌上老桑树走，看到菜地坡上矗立的孙家花园的青砖岗亭，就到了十一中的后门。我们的教室在后门里边，就是那栋老旧的青砖二楼，门窗破旧，楼道也破烂。坐在教室里听课累了，偶然分神一扭头，隔着桉树梢，可以望到院墙外坡上那些菜地和青砖岗亭，岗亭里有荷枪的军人来回走动。
讲用会、批判会、忆苦思甜会，这会那会，一晃就到了十月。付老师一如既往地举着语录本，风风火火地走进教室，声情并茂地朗读一段语录，然后宣布“学农劳动一个月”，并已率先垂范，穿了一件灰不溜秋皱皮拉垮的外衣。同学们想笑，但没人敢笑。
一班同学，男男女女，挤在一辆卡车上，一路摇摇晃晃到了海棠溪，就钻进两排房子中间去铜元局那条小路，又摇摇晃晃了半天，来到南坪回龙大队。
当年的南坪还是农村，满目尽是丘峦起伏，沟壑纵横，田地绵延，溪涧潺湲。山野间仅有一条老街，一个幺店子，其他是散在半山腰田野间的零星院落。
我背着铺盖卷，携着三妈家小姐姐送的那支梆笛，住宿在挖断山。隔一道山沟，对面山腰是芦蒿坝，一间大屋，满地谷草，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一群女生一群男生。晚上，我在半山腰的院子边，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幽幽地吹出了第一次离家的感伤。
学农从一个月缩短为一个星期，距家也就二十多里地，却少年心事强说愁，好像永远离开了家乡一样。怅望故乡，一腔心思清澈如水，吹出的笛声如缕，揉进月色，飞出挖断山，飘过山坳的朦胧，落到芦蒿坝。
“离别了故乡不知多少天啊，留恋地望故乡，望了又望，眼前只是一片寂寞和凄凉……”
芦蒿坝一群懵懂少男少女，在油灯下争吵，人声鼎沸，兴高采烈，听着仿佛是大院里办喜事一样嘈杂。这哪里是在争吵，分明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在打情骂俏。
学了哪些农活，已经依稀模糊，时常想起的不过是些率性而为的小事。
同学们分别在两个队，隔着一条大山沟，除了在山腰朝对面大喊，邀约起逛南坪老街在幺店子喝老荫茶，晚上串门就成了最大的乐趣。看到对面漆黑的山腰有一长串星星点点的火把朝下移动，蜿蜒在田间，闪烁过小溪，然后朝上爬，就知道是同学要过来串门。
我们住在半山腰，出院子就是稻田，层层叠叠一直到山脚，稻子已经熟了，还没开始收割，人在小路行走，只露出半个身子。路边有几棵老树，树根缠裹着一些乱石，是几个敞着的深基洞。白天路过，瞥一眼也提心吊胆。忽然就想在此吓唬他们。看他们过了溪沟，开始爬坡，就手握竹扒梳在深基洞埋伏下来，静静地等等候。终于听到人声了，是建生走在最前面，头从稻田后冒了出来，我心急了点，没等他身后的同学冒头，就迫不及待地突然跳将出来，两手横端扒梳大吼一声。
忍受着蚊虫叮咬，以为这黑暗中的突如其来会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没想到最前面的建生反应迟钝，只是愣了一愣，就像没事一般了。而他人又高，完全挡住了后面的视线，把他身后的一干人众特别是几个胆小的全救下了。看他面无半点惊骇状，我感觉特没趣。
没人的时候，他坦白地说，当时还是全身都抽紧了，只是天黑没人看得出来。
飞土，逐肉，少年天性。当然，这里的逐肉应理解为开仗。挖红苕，挖干田，地里都有现成的土块，俯拾即是取之不竭，开仗对掷，惊险而刺激。
我在山沟这边，祥辉在山沟那边，山沟底隔着一条宽阔的溪流，土块就在溪水上空飞来飞去，手酸得抬不起来了。飞不过山沟的土块，纷纷坠溪，溅起一根根指拇粗的水柱。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没宣布停战，我仍在临战状态，祥辉却已经偃旗息鼓，似乎把开仗这事忘记了一般，兀自一步步走下沟底，居然弯腰在溪水中摸起鱼来。
我在山腰看他举止奇怪，就跟着他移动，手中捏好了一块硬泥，随时可以对他发起致命一击。他移到一个洞子前就停了下来。洞子半截淹在溪水中，洞口外有块凸出水面的石头。我抡臂一甩，手中的土块脱手飞出。
望着迅疾如箭矢的土块，我突然慌了：飞行的轨迹太准，对对直直朝他脑袋而去！万一砸当道了怎么办？
突然，他腰一弯，头低了下去，看样子是想去摸石头下的鱼。就在这个瞬间，土块从他背上飞进了洞子。他听到洞中咕咚一声，便扭头去看，黑黢黢的看不清楚，却看到平静的水面突然凭空冒起了一根水柱。他先是一愣，继而转身就逃。
我在坡上看得明明白白，先是舒了一口气，接着忍不住哈哈大笑。慌乱中，他听得坡上有笑声，扭头看我笑得蹲地上了，有些尴尬，但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笑是因为那根水柱是我扔石头激起来的。他说，刚在石头底下摸到一条大鱼，被你一吓，鱼跑了。
那条溪沟流出去就是长江。1980年代初，在那里建起了第一座跨江大桥。
朱家冲在盘龙山和观音山之间，从九道拐山坳进去，近高堰沟，看见两山之间那条高高的水渠，朱家冲就到了。这里离学校不远，我们前后来过好几次。
也是十月，已经是第二年了，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气温明显比去南坪那次冷。
去的当天，盛队长应老师要求，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晚上吃忆苦饭。他家房子宽，分了二十个同学。我们住的房屋挺烂，屋顶有破洞，土墙有指宽的裂缝。桌上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黯淡，挣不开室内的黑暗。寒风穿堂，灯火更摇曳，黑烟飘飘忽忽，同学的身影在墙上伸缩，不需特技，苦境就很到位了。
吃忆苦饭是学农劳动的保留节目，或许正是因为这儿的场境太逼真了。煮了一大锅糠菜糊糊，每人舀了大半碗。油灯下看不清土碗的颜色，灰不溜秋的，糊糊的颜色比土碗更暗。虔诚地双手捧着，充满了仪式感。
可嘴一凑近碗沿，就闻到一股猪潲味。勉强把嘴凑到碗沿，抿了小半口，糠粗得满口钻，哪里咽得下去。硬着头皮，麻起胆子，一人也只吃了小半碗。那天夜里集体拉肚子。翌日清晨就饿醒了，下床晕晕乎乎，摇摇晃晃，路都走不稳。
技术员带着我们上坡，一人发一根钢丝钩，细如发丝，顶端有个尖锐的弯钩，后面一个环，可以套在手指上。用来掏苹果树的虫。
虫在树干上钻个洞，藏在树芯里面啃啮，果树开花就掉，挂不起果。以前果树不准打农药，长虫了也不准打。队长就派工去掏，妇女儿童，还有我们这些来劳动的学生，一齐上坡，爬到树上掏虫。
这活路不费劲，只是寻找虫打的洞得眼睛尖。找准了，伸出钢丝钩顺着往洞里探，有肉糯的感觉就往外拔钩，一只肥白的肉虫就钩出来了。不知现在的果农还做不做这个活路。
倚在苹果树干上找虫洞，却意外看到几朵透明胶一样的东西。我见过这东西，叫桃油，桃树上分泌的，有人叫桃胶，也有人叫桃花泪。琥珀一样白黄相间，一朵一朵晶莹透明，很好看。民间拿来蒸猪护心油，吃了治心脏病。母亲曾在中药铺买过干桃油，蒸给父亲吃。没想到苹果树上也有，觉得稀奇，就抠下一朵给黑子看。
黑子正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他家可能有唱片，至少听过，所以会唱。我是听他唱了才知道这叫《苏三起解》。以前都是听小孩瞎唱，都唱成这样了：“树上结了红桃尖，过路君子听我言，来上一碗红烧面，辣椒胡椒多放点……”
他认不到桃油却知道蚕蛹，举起刚掏出来的肥虫大讲“油酥了下酒，嚼起很香”。他有个亲戚在丝纺厂，放假回家，就带一大包酥好的蚕蛹，给黑子的老汉下酒。黑子站桌子边望着，老汉就会赏他一颗蚕蛹吃。
看着肥虫，听他讲吃蚕蛹，无端地从此把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有人说吃蚕蛹，我便想像着他把肥虫塞嘴里肥虫蠕动挣扎的情景。
听说观音山有法国教堂，都很惊奇。我们没人见过教堂，也没见过洋和尚，就相约前去寻访。果然在半山腰看到了那座青砖建筑。遗憾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教堂早已荒废，成了奶牛场。远远地就闻到了呛鼻的牛尿臊臭，不敢走近，也不愿进屋去看，只在院子里站着四顾。
所有的门窗木框都没有了，只有一些残破的砖墙，一个连一个的青砖圆拱空空洞洞。没有牧师，没有修士，也没有教民，甚至没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教堂的痕迹一点都没留下。
知道法国教堂也叫慈母堂是后来的事，资料说，这座教堂是清代宣统三年法国人修建，主讲经堂叫慈母堂，所以观音山又叫慈母山。
从教堂出来，看红苕地正在挖红苕，就想去捡些小红苕充饥。不巧遇到了在这里劳动的三班学生，不知因何事争吵起来，可能就是看不惯，互不相让。双方昂着头，挺着胸，脸红脖子粗，激动起来，捞衣挽袖，但都没动拳头开打。这是三班的地盘，他们人多势众，窍角沱河街新村的人更抱团成伙，为首的姓唐，看样子就十分壮实凶悍。
我们班多元分散，各自为政，孝弟只勉强算其中一群的头，人却瘦弱单薄，明显处于下风。看孝弟受到欺侮，我情绪冲动，四下找趁手的家伙，黑子拿着扁担，就从他身后去抓扁担，黑子的手让了一下，我没抓到。
有人把盛队长喊来了，两群人的冲突就此中止。
后来回想这事，如果当时把扁担抓到手了，又没忍住，冲上去劈砍，后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个举动没任何人看到，同学们都怒目朝前逼视对方，就连黑子也不清楚是谁要抓他的扁担，我在他身后，他只是感觉有人来抓扁担，下意识地让开了。只有对方或许看到了这一幕。
三班的治平后来才认识，不知那天在场没有？我也从没问过。在他低矮的阁楼上，看他写毛笔小楷，看泛黄的民国剪报，学会一个词：隽永。他曾给我看过一首诗，其中两句至今仍能记起：莫道铁骑飞黄尘，只教刀下滚血烟。
盛队长确实算个能干人，能说会道，跟得上形势。劳动结束后，有很长段时间，我们班还跟朱家冲有联系，多次去宣讲最新指示，送肥下乡，担红苕藤到杨家湾杀猪场。
为了写这篇文字，我翻箱倒箧找资料。从朱家冲回来，我写了一份个人总结，其中有听盛队长报告的感想，为还原历史，现把这篇总结原封不动抄录于下：
1970年10月31日星期六，学农劳动胜利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十天里，同学们都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无产阶级感情，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当然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贫下中农政治上的帮助分不开。下面我就把自己的收获体会总结一下：
体会收获：农村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并十分尖锐复杂。知道了任何植物粮食真是来之不易。头脑里树立了贫下中农中正直爽憨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思想。
（1）下户时地主子女便出来造谣，使其贫下中农不爱男生。说我们交四两粮一毛钱哪里够，来挑拨我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说我们来了，队长都买了肉给我们吃，你们（贫下中农）不买二回啷个说，使其贫下中农到处去借肉票来买肉“招待”，后被制止，（农民不养猪是没有肉票的），阶级敌人用这来挑拨干部、贫下中农、学生之间的关系。
队里干部针对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学生、贫下中农作了讲话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造谣，也提高了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认清了地主富农的本质，和贫下中农之间的关系也就更深厚了。
（2）参加了劳动锻炼，亲身体会到，任何粮食植物都是来之不易的，掏苹果虫虽说不累却很磨人没有耐烦心是不行的。苹果是很好吃的，但是不亲身经历管理它的工作是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香甜好吃的，只有亲身经历了管理它的工作，才会更觉得它香甜可口（我相信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杨家湾饲养场的饲料是需要从农村运去的；担红苕藤到饲养场那是很恼火的；不参加这一工作是不会知道猪肉如何来的。
（3）贫下中农对我们有什么意见、看法、今后如何做，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我们怎样做目的是什么也毫不隐瞒，不象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转弯抹角的，这些都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
听了盛队长的报告后的感想：
盛队长一家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头无片瓦，脚无立锥之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拼命地给地主干活，但是却养不活自己，直到解放了他才翻了身。但是地主富农并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它们在刘贼及当地代理人的庇护下钻进了党内，掌了权，把象盛队长那样的贫下中农打成反革命，还办了个劳改农场，让这些人去“劳改”。盛队长说到这里语重心长的说要不是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他彻底翻了身，恐怕早就没有命了，千百万贫下中农又只有过着解放前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盛队长和广大贫下中农解放前为啥受苦呢？主要的就是个“权”字，那时政权掌握在官僚资本地主的手里，它们哪里还要来管劳动人民的死活。它们只是为地主富农、有钱人服务，镇压劳动人民。解放后贫下中农翻了身掌了权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地主富农并不甘心，它们削尖了脑袋钻进党内在刘贼及其当地代理人的庇护之下也掌了权：它们就实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革命群众妄图变天复辟。
我们要彻底翻身，就要步步紧跟毛主席，把文权、政权真真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红旗，永远前进，不断革命，直至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
王辉明，1953年生人，长年居住在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曾在《重庆日报》《重庆现代工人报》《南山风》《火花》《重庆工人作品选》《山西青年》等报刊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