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汉代戟形饰考
蔡 青
（湖北美术学院，湖北 武汉）
摘要
戟形饰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类小众珠饰品。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和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学分析，认识其造型来源与文化象征意涵。戟形饰为中外艺术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形制来源于西汉手戟式鸡鸣戟，而其代表的艺术形式可溯源到古印度佛教文化。戟形饰具有辟兵辟邪的护符含义，并与汉代五行色彩体系相结合，体现了本土民族性的文化理念。
关键词：戟形饰 鸡鸣戟 佛教艺术 辟兵辟邪 五行说
汉朝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汉代新出现一些不见于前代，且融合了域外文化因素的器物，手戟形饰即为其中之一。其器形独特，短暂且小范围流行于西汉时期。目前见诸于考古材料的共有五件，其中南阳市宛运小区 M35[1]（图一）、扬州西湖胡场 M14[2]、南昌海昏侯墓园 M5[3] 各出土一件，永城黄土山M2出土两件 [4]，均出土于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由于目前已发现的戟形饰数量少，学界尚未针对该类器进行系统研究。在以往的考古材料里，仅以其外形特征笼统定名为“Y 形饰”[5]。笔者对比汉代画像石、铜带钩上所示同类题材图像考证其原型，认为称之为戟形饰较宜。鉴于这类器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本文从造形来源、与佛教艺术的关系、文化象征意涵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图一 南阳市宛运小区 M35出土的汉代手戟形饰
一、戟形饰的造型来源
上文所述五件戟形饰的造型特征基本一致：上端两枝分叉外扬，一侧的上扬角度、长度均较另一侧大，下部聚合为短柄，柄部穿一小孔。这一造型具定式化特征，类似形象也出现于汉代其它类型的器物上，这为考证其所指代的具体物象提供了依据。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汉代神怪持兵铜带钩，神怪左足所持短兵的大形轮廓即与上述戟形饰极为吻合，只是更具象地表现出了中脊、边刃等细节特征（图二）。这类短柄兵器极有可能即为戟形饰所指代的器物原型，笔者参照汉代兵器的图像和考古实物资料，推断该类器物为西汉出现的鸡鸣形手戟。
戟在古文献中记为“棘”，《左传·隐公十一年》记“子都拔棘以逐之”[6]。“棘”意为刺，《说文解字》释戟为“有枝兵也”[7]。迄今所知最早的戟见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为戈、矛组合型，兼具直刺与钩斫功能 [8]。可见传统型戟既有刺，又有旁枝可供钩斫。这类戟在车兵占主导地位的战国时期最为盛行。西汉时骑兵的兴起促使戟的形态发生改变，其中一类改型戟是由戈演变，援与内均向前斜出，似鸡鸣之态。《周礼·考工记·冶氏》对此类兵器有记载：“戈广二寸”，郑玄注：“戈，今句孑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疏云：或谓之鸡鸣者，以其胡似鸡鸣故也，或谓之拥颈者以其胡曲，故谓之拥颈。称“鸡鸣戟”[9]。此类非传统型戟的造型可参见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青铜戟（图三，1）以及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墓导骑出行图中骑马者所掮之戟（图三，2）。从造型看，鸡鸣戟锋刃相连为一体，旁枝上昂斜出，且一侧长一侧短的特征与戟形饰相契合。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初期墓出土的鸡鸣戟（M4013: 甲10、甲24），长枝若弯刀，短枝反向弯曲（图三，3）。
1.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徐州博物馆官网）
2. 南阳唐河电厂汉画像石（引自《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
3. 广州龙生岗汉墓出土鸡鸣戟（引自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下册）》图版 112:4）
这类强化了曲刃元素的鸡鸣戟与戟形饰的造型更为贴近。从出土情况看，鸡鸣戟主要出现于西汉诸侯王墓，如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 [10]、淄博西汉齐王五号随葬器物坑 [11]、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 [12] 中有出土，而如上文所述，目前所知的戟形饰也均出现于西汉高等级墓葬中。综合可推断，戟形饰的原型为鸡鸣戟。鸡鸣戟可接长柲，亦可连短柄，具短柄者称手戟，即《释名·释兵》所言“手所持摘（掷）之戟”[13]。据戟形饰柄端的长度特征，可将其原型进一步推断为手戟式鸡鸣戟。手戟在汉代常见，汉画像中即不乏手戟的图像，如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后室过梁上刻有陈列于兰锜上的手戟，前室北壁及横额上有持手戟的神怪像 [14]（图四，1～3），另在山东武氏祠水陆攻战图画像石中也有持手戟的武士像 [15]（图四，4）。
1~3. 沂南北寨汉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山东博物馆：《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第 27、67、101 页）
4. 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手戟图像（引自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 24 页）
二、戟形饰与印度佛教艺术的关系
目前出土的戟形饰长宽均在2厘米以内，柄部有穿系孔，实为一类特殊形式的珠饰，且常与其他形制的珠饰连缀成串。如扬州西湖杨场M14 中手戟形饰与钺、辟邪、鸟禽、壶形珠等共同组成项饰 [16]（图五）；
图五 扬洲西湖杨场 M14 出土串饰
（引自扬州博物馆官网）
图六 咸阳马泉公社汉墓出土串饰
（引自姚玲玲：《丝路贸易的历史见证——咸阳马泉汉墓出土的珠宝串饰》）
图七 巴尔胡特大塔浮雕药叉女所佩兵饰形项饰
（转引自[ 日 ] 林良一：《东洋美术的装饰纹样》第 14 页）
图八 桑奇大塔浮雕带兵饰的项饰
（转引自扬之水：《桑奇大塔浮雕中的药叉》）
西汉王朝出现的兵饰从母题类型到佩戴方式，都与古印度佛教石雕图像中呈现的兵饰相类同，而后者是有该类艺术文化传统的。古印度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为“无佛像时代”，佛教制品从不以人形刻画佛陀，而是以象征物来替代表现。上述串饰中出现的三宝标即是一类象征佛陀的符号，而戟、钺、盾等则带有护法的含义。从审美传统上看，这类串饰体现了繁缛富丽的风格。天竺自古好繁，其中的“繁”既体现在形制组合的多样性，也体现在材质搭配的丰富性。有别于汉代传统玉器饰品的素朴庄重、藏礼于器，这类饰品鲜艳活泼，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另在用材上，西汉兵饰类串饰品除少数以传统玉料制作外，多为琥珀、玳瑁、玛瑙、黄金、水晶、琉璃质地。这些非传统的宝石材料在目前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出土的汉代珠饰中大量存在，被认为来源于海上丝绸之路。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正是由南、北丝路传入中原，而佛教的初传，学界主流观点是始自西汉末年的伊存授经[21]。一般来说，可视化的艺术形式比其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核传播速度要快。故相较于佛教的教义，佛教艺术形式被中原吸收的时间还可向前推溯。上述种种，表明手戟形饰所代表的兵饰文化风尚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而非本土原创。目前所见出土戟形饰的墓葬级别都较高，墓主身份为诸侯王或高等级贵族，这也符合外来物质文化被引入后首先在上层阶级流行的一般规律。
需注意的是，出现在古印度石刻艺术中的戟，尖峰均朝上，旁枝向下弯折，与本文所述手戟形饰的造型殊异。可知在印度佛教兵饰文化传播过程中，艺术的表现形式被接纳，但造型并未原样挪用，而是取材于本土习见器物。另外，古印度的佛教装饰艺术以象征性为主要特征，同类艺术表现形式被吸收移植到中原地区后，仍具有文化象征性，但所象征的文化内容已由本土文化所替换。
三、戟形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前文已述，戟形饰的造型来源于手戟式鸡鸣戟，而这类兵器的形象常出现于神怪持兵主题器物上。如旧金山艺术博物馆藏铜带钩上呈现的手戟，为神怪所持五件兵器中之一类。手戟作为重要的象征性元素，由神怪持兵主题中提取出来，以局部代整体象征了该主题的文化内涵。目前所见的实物资料中，除上文提及的旧金山博物馆藏铜带钩、沂南北寨汉墓和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外，表现神怪持兵主题的还有弗利尔博物馆藏铜带钩（图九），以及辽宁省苗圃墓地[22]（图一〇）、河北石家庄东岗村 [23]、安徽天长县郑集镇大董庄东汉墓 [24] 出土铜带钩。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器物上以模式化的形式重复出现，说明其所象征的意涵在彼时颇受重视，且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共识性。
图九 佛利尔博物馆藏神怪持兵铜带钩
（引自美国佛利尔博物馆官网）
图一〇 辽宁省苗圃墓地出土神怪持兵铜带钩
（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苗圃墓西汉砖室墓发掘简报》）
这类题材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二：神怪和兵器。神怪的形象为人兽合体，多以夸张写意的风格呈现。旧金山博物馆藏带钩上的神怪较好辨认，所示明显类熊。此形象近似古文献中所提及的方相氏。自《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将方相氏描述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25]，其蒙熊皮、披兽角和兽尾、戴面具、执戈扬盾的装扮特征在两汉乃至隋唐时期的古文献中均被反复提及。“执戈扬盾”可广义地理解为方相氏既执有进攻性的武器，也拿着防御性的武器，战斗气息浓厚。迄今所见该类题材铜带钩上的神怪，均是一手持短兵，一手持盾，与方相氏的持物模式吻合。另从能提供场景信息的汉墓画像石图像看，神怪的身份也与方相氏相符。如沂南北寨汉墓中，神怪持兵题材的画像石出现于前室，该墓前室的画像中除南壁吊唁图表现死者哀荣外，北壁、四门、立柱上共 30多幅画像、142个奇禽异兽，均表现的是与辟邪相关的内容 [26]。其中，前室北壁横额上的神怪持兵而舞，四周相伴数十神兽，贴合《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方相与十二兽儛”的场景 [27]。故可推断，这类持兵神怪的身份为驱鬼辟邪的方相氏。汉代继承楚文化传统，流行巫傩文化，宫廷中有祛除疫鬼的仪式“大傩”[28]，方相氏即为傩仪的首领。宫廷傩仪中包含的意识形态、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彼时丧葬或服饰礼俗中。将方相氏的形象刻于墓室画像上显之，铸于带钩上服之，继而简化为象征性戟形护符佩之，均可视为辟邪礼俗的呈现。
辟邪以外，佩戴兵饰还与“辟兵”思想相联系。中原的方相氏与苗蛮的蚩尤氏渊源密切。对于方相氏蒙熊皮的形象，郑玄注：“如今魌头也”[29]。魌同䫏，《说文解字》释：“䫏，丑也，从页其声，今逐疫有䫏头”[30]。而蚩尤的“蚩”同“媸”，也指丑陋，《说文通训定声》言：“又为丑，或为䫏”[31]。另据郑玄：“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32]。古史也载蚩尤没后，黄帝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可知方相氏和蚩尤均以丑陋可怖之貌为特征。另从与兵器的关联性看，方相氏图像中的兵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先民以蚩尤为“兵主”，认为“蚩尤作五兵”。《世本》《吕氏春秋·荡兵 》均载有：“蚩尤作兵”[33]，《管子·地数篇》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34]。兵主蚩尤于两汉时备受尊崇，祭祀蚩尤被纳入国家正式祭祀体系，如《史记·封禅书》载“高祖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35]。兵主蚩尤战斗力强，有驱赶疫鬼之威，将其视作傩仪首领方相氏是合理的。《祖饯祝》中载：“令岁淑月，日吉时良......阳遂求福，蚩尤辟兵。”[36]，可见汉代有“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之说。疫疠和战争，这两大灾难一无形一有形，最能威胁彼时先民的生存，故各类礼俗多以驱疾疫、防兵灾为主要内容。故可认为戟形饰除了具有驱逐疫疾的象征意涵外，也包含了汉代先民消弭兵灾之思求，是一类带有护符功能的饰品。
两汉时，阴阳五行学说盛行，基于五行系统认识戟形饰，有助进一步深化对其文化意涵的理解。在神怪持兵题材中，涉及到的兵器类型有盾、剑、戟、斧钺、环刀、弓矢。充当兵饰母题的戟，在该题材中出现频次较高，常被列入“五兵”。如最早提及“五兵”的《周礼·夏官·司兵》言“司兵掌五兵、五盾……大丧，廞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郑众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37]。关于五兵实指为何，古籍中所说不一，如路史注引《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38]；《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韦昭注：“五刃，刀、剑、矛、戟、矢也”[39]；《汉官旧仪·卷下》：“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40]。而在纷繁无定的五兵说中，戟始终在列。阴阳五行系统中，五兵对应四时、五方、五色，相较于其他兵器，戟与对应物象的关系也更稳定。如《淮南子·时则训》中以春对应矛，夏对应戟、剑，秋对应戈，冬对应铩 [41]，《管子·幼官第八》则是将春、夏、秋、冬分别与矛、戟、剑、盾相对应 [42]。在不同版本中，戟与夏的对应是无疑异的。又，“旗物尚赤，兵尚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43]，“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44]，可知夏季和戟在五方、五色系统的对应关系中，均对应南方、赤色。回观目前出土的西汉兵饰品，唯戟形饰有用琥珀制作的，且选材为色泽偏红的琥珀品种（如南阳市宛运小区M35中出土者）。若放眼于传世品中，戟形饰也以琥珀质地最多。另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看，汉代是五行色彩体系发展的奠定期，五色的使用深入民间生活。戟形饰的选材以琥珀为特色，倾向于表现赤色，亦反映了对五行色彩的实践。
四、结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