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精神分析五讲·第2讲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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