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旭专栏 | 父亲，我最痛恨的人
编者按：
我是流着泪读完这篇文章的。一块电子表牵连着父与子漫长的岁月，对父亲的误解、仇恨，以及深深的爱，通过生活的点点滴滴跃然纸上。在作者笔下，父亲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作者本人，有着和父亲同样的脾气同样的性情。在作者平实深情的文字里，我们感受到一个遥远又熟悉的年代，以及两代人不平凡的命运。父亲，其实是我们最爱的人！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父亲的血。
—— 编辑 小凡
— 壹 —
在陕北的最后几年，我随父母搬到了有充足水源的滩里给大姨看护房子。房子距离姥姥家很近，那时我还没有公里的概念，在我的丈量方法中，路的长短大概就是母亲和父亲牵着我的手聊一些庄稼和牲口。
姥姥家距离舅舅们也不远，穿过一个果园就能到。每到姥姥家我都会急着去舅舅家里耍，他们家里有一块塑料的电子手表。
电子手表的整体是蓝色，严格意义上讲也不能算是蓝色，劣质的塑料让颜色分布的不是很均匀。它的表链还算完好，但小铁扣的一端已经即将掉落，靠着一层小布条和几根黑线维持着。那块我认为是漂亮到极致的手表总是被放在不高的缝纫机上，我一伸手就能碰到的那个地方。上个世纪，几乎每一家都会有一架必需的缝纫机，但不是每一家人都会有一块属于孩子的蓝色电子手表。
我算过一笔账，当时一斤猪肉是4块钱，那种电子表在城里卖十几块。如果我的父母能为我买一块，那么也就等于我的小手腕子上戴了三四斤的猪肉，肥瘦相间，新鲜的。如此想来，我觉着一切的幻想都破灭了。先不说我的手腕能否承受三四斤的重量，主要问题是落脚不久的贫困家庭是不会拿出闲钱给我买一块电子表的，更何况哪里来的闲钱呢？我连问都不用问父母。
于是，此生以来第一个大邪念在我的脑子里生根发芽。我暗中制定了好几套偷窃方案和对策，也曾经花费了一袋一毛钱的麻辣条向因为偷东西而闻名于校的同桌请教。他告诉我偷窃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那可是一场史诗一样的任务。当然“史诗”这样的词语是我现在凝练的，他可能为了让我的那一毛钱花的值当，所以也就是滔滔不绝。可是等到我真正实行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极了：没人，攥在手里，放进口袋，逃走，还有即将掉下来的泪水。
我们家厨房有一个破了的风箱，风箱曾经放过几只孤儿小兔子，拉过的粪便还没有人收拾干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没人翻看的。于是我把手表连同包手表的花手绢一起放到了风箱的角落，合上了杨木的风箱盖子，等到实在忍耐不住想念，才会打开风箱看上一看。
东窗事发的第一波是由大姐打来，她指名道姓的说是我拿了她的花手绢，第二波是二姐，她拿着笤帚、扭着我的耳朵找出了那块手绢，当然还有电子手表。比我大三岁的二姐差点就哭出了声音，吓得？还是因为我抢先了她一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我还没来得急接受狂风骤雨的时候，我父亲一脚把我踢倒在了地上，极度的恐惧让我忘记了怎么流泪和哭出声音。
那条前些日子还被我说成是没有公里概念的路如今有了新的定义和记忆。我的父亲每走一步便忘我的屁股上狠踢一脚，每一脚都险些让我摔倒，偶有的摔倒是必然的，我倒下后惊起一阵虚蓬蓬的黄土，进到我的嘴里、鼻里、眼睛里，和着口水、鼻涕和眼泪，还有哭声。等到送完手表，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被重复了一遍来时的路，连滚带爬，在膝盖上留下的伤疤如今还能够看得到。我不可能在对我来说是悲怆的时候记住我们到底走了多久，被踢了多久，也没能记住父亲是否用言语教育了我，我忘记了。我只记住了，我痛恨我的父亲。我痛恨我的父亲没有能力给我买一块塑料的破手表，我痛恨我的父亲把我最不光彩的一段记忆刻骨在我的心里，怎么也忘却不了。
不满五岁的我是不可能大义凛然的思考家庭的不易，也不可能去用反省的态度告诉自己偷窃是犯罪。那么那些血肉模糊的痛恨就不会自动疏解，或许时间会让它们消散，快则几日，慢则几月。我想总有那么一刻我会重新坐上父亲的肩头，让他给我讲稗子和麦子的区别。然而到现在我都没有等到那个时间节点，这个是真的。
— 贰 —
父亲在我偷手表事件后不久便离家出走，原因不明。再见时是在父母的离婚法庭上，我和姐姐作为证人证实他们已经分居多年，感情破裂。散庭后，父亲先我们一步走了出去，他本想和我们说些什么，但母亲不许，我看到我已经有些陌生的父亲留给我一个深重的背影，在那个悠长阴森的法院走廊里消失。于是，我对于父亲实质性深刻记忆就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那块蓝色的电子手表，再一个就是他在最穷的年代给我买了一套黄色的条绒布衣裳。
黄色条绒布衣裳的胸前绣着一只白毛小狗，小狗的的爪子按着一个不圆的球，那套衣裳我只有在过年或者是村里人结婚时才会穿，穿到已经极其不合身之后我母亲便把它叠放在了大衣柜里，又在以后的几次搬家过程中，它被丢在了某个阴暗的角落。再后来，我拥有了一块更高级的运动电子手表，因为手表而深藏的痛恨和记忆也疏解遗忘。终于对父亲，也就没有了任何的念想和实际的牵连。
上了中学以后，我从亲戚的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在内蒙安家落户，做了一个煤矿的生产顾问，生活的很安逸。而此刻我的母亲却带着我和二姐艰难的生活，每个月有三百多块的收入，学习甚好的大姐也因为要支撑家庭而辍学打工，在一个饭店里做工。那个年纪的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即使父亲在我心里是个虚幻的人物，但我还是将自己的所有苦难都归咎在了他的身上，不容置疑和消减。
中考前的几个月，我接到了爷爷的电话，他说我父亲出了车祸，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多年积攒的家底也被那女人一扫而光。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来说，我应该哭泣以表示我对于父亲的感同身受，最不济也应该是用客气表达问候。然而我毕竟是一个处在青春叛逆期并且正在遭受生活苦难的孩子。于是，等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年轻，并且畏缩地说他是父亲的时候，我近乎用全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你活该！”
本以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怨恨之后，我坚强的不会再落泪，最起码不会为了一个我痛恨的人落泪。可当我落荒而逃一般地挂断电话之后，我痛哭了，一个小孩儿落进漆黑深井后才有的痛哭，几乎就要晕厥。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一个你多年不见，时刻咒恨的人终于亲口证明他还活着，活在你能接触到的交集之中；即使他只是在走投无路之时用最孱弱的声音向你寻求问候，但你总会想到他毕竟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想到你；然而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能够清楚的认知我之所以痛哭的原因是，他是那个曾经买给我条绒套装的男人，他和我流着一样的血，他正遭受着撕心裂肺的折磨。
终于，我丢下中考前的功课去看了他。
靠着低瓦数白炽灯照亮的屋子有一种难以逃避的压抑。电视后面的墙上所挂的全家福里我还是一个拿着气球哭泣的娃娃，父亲也还是潇洒的露着一排漂亮的牙齿。然而此刻的我却是一个处在变声期的少年，父亲则是躺在爷爷的床上，盖着一床暗红色的毛毯。毛毯上的大花也不艳丽、耷拉着。床头柜旁还立着两根柺，新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吃饭的时候，奶奶把桌子抬到了床边儿，父亲靠着几床被子，那条打着石膏的坏腿平放在床上，于是他便很难够到桌子上的菜了。奶奶用勺子给父亲盖了满满一碗羊肉，父亲挑了一块又准备递给我，却够不到我的碗，他吃力的斜着身子，眼看就要连同他倚靠的被子一齐倒塌了。在他做着这一系列动作时，我没有动，我不知道该怎样表现，一切对于我太过陌生，实话是我还有发自内心的害怕，我根本不会探究害怕从何而来，我只知道我怕自己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显得自己难堪，也怕自己任何一个动作都显得多情。
等到我要回去的时候，他执意拿起了没有用过的柺去送我，不要别人跟着。我走在他身前，低着头，能够听到柺与砖地的撞击声和他鞋子拖着地的声音。院子里的那棵大白杨已经被砍了，树墩的周围新长出了几条翠绿的枝子，我小时候玩过的东西堆在距离树墩不远的墙角，有的已经生锈，有的被风雨开膛破肚。突然，有一丝矫情闪过，我在想，在我有记忆之前，或者在我记忆的盲区里，父亲是否也曾坐在那棵大树的树荫里陪我玩过，或者是把瓜子壳剥掉，只是喂给我果仁？还有那间有土炕的厨房，我曾经在那里吃过一次到了现在还记得的豆芽炒面，面片是菱形，有红色的酱油色，胡麻油和辣椒都很足，甚至还有新鲜的肉，我一直都很确定那顿饭不是母亲做的，但到底是谁我从来不能清楚的知道，然而在那一刻，我恍惚的想，会不会是父亲做的呢？
从出租车的反光镜我才敢仔细端详五年不见的父亲：他把柺架在腋下，坏腿被他抬在空中悬着，有风吹着，吹得他的裤腿在飘动。父亲手上多日来都没洗的自来卷头发贴着头皮，看不清鬓角处是否参杂有白发，但脸上的皱纹可以看得到，不能够再深，不能够再多一条的皱纹，还有惨烈车祸在他脸上留下的伤疤也已经结痂，很大面积地布在脸上，眼睛里更是早就盛满了泪水，却也倔强的噙着。
终于当车子就要转弯的时候，我看到他抬起抓着柺的手，擦了擦脸颊，夹在他腋下的木拐杖掉在了地上。我的眼泪倏地一下落了下来，我发自内心的担心，他要如何拾起那根脱落在地的木拐？
原来，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 叁 —
父亲的腿痊愈之后，我们偶尔见面，不亲不热不怎么说话。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于父亲的种种情感就变得更加淡薄，不提及，不痛不痒，甚至在那漫长的十几年之间，我都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从来没有。当我渐渐变得成熟，我莫名的感到一阵一阵的恐惧。我恐惧于他终将老去，终将满面皱纹的站在我的面前，而我又将如何赡养他，如何将他介绍给我未来的妻子和孩子？我多么希望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可以成为破冰者，但我们的性格又执拗到那么像，各自把持着自己那不容侵犯的三分土地。
2013年春节后的家族聚会。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也在。那天父亲穿着黑色的呢子，顺着看下去能够看见黝黑的手背上凸起的几根血管，还有一块看上去还不错的手表。
手表的表盘是钨钢的奇异金属色，各个棱角都反射着图影和光线。我是一个很喜欢手表的人，看到这块表我还是很感兴趣。父亲看到了我的眼睛在看着那块表，于是什么话都没说就卸了下来递到了我的手上。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又对着别人聊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
那一刻，我手里是一块价格不菲的手表，是父亲的。当那块手表在我手里把玩了几圈后，我突然失去了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把它尽快递还给父亲然后再找一个我更自在的远离父亲的位置，可父亲又看了我一眼说，给你了，戴着吧！
我说我不要。顺手把手表丢在了桌子上。
于是父亲扇了我一个耳光，两个耳光，好几个耳光。我推开了所有试图阻止父亲的人。我没有觉着多么的大惊小怪，我也没有觉着当着那么多的人挨打会有碍于面子，我没有那么觉着。我甚至在很多时候都希望他多打一打我，就像我偷手表打我的那次一样，让我能够刻在骨子里，然后再让时间抹平它。
我戴上了父亲给我的那块手表，父亲躺在沙发上喘着粗气，眼泪就要掉落。当我走出那间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屋子的时候，陕北冬天特有的寒风刷在我的脸上。我站在沟畔上，眼里的眼泪瞬间崩溃，心绪复杂。泪眼里面的老房子和我所有对于童年的回忆都在随着眼泪涌动，我们家院门口的那棵白杨已经变得那么高大。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温暖，直到现在我都能感受得到。我温暖于，我的父亲再一次打了我，这似乎可以与我在偷手表时被他痛打的那一段时间连起来，然后把中间的很多故事都省略。于是，我在寒风中听到从十多年前传来的父亲的声音，他在给我讲着稗子和麦子的区别。
上一个父亲节，我用两篇文章的稿费给我的父亲买了一块普通的手表，我递到他的手里：“爸，给你买的！”
父亲给我的手表如今还在我的手腕上，它被戴在左手上，我现在打字的时候恰能扫见秒针的跳动，从12跳到12，一圈一圈的。
王东旭，陕西青年作者，《十点读书》、《理想国》等媒体常驻作者，邮箱1156843660@qq.com。微博@王东旭S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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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东旭 | 图片 网络 | 编辑 小凡 仓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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