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只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名家谈创作
汪曾祺的散文家身份
文 | 陈学晶（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家是汪曾祺先生的重要身份。这可以从他的家学、师法寻找到一些渊源，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亲汪菊生精通金石书画，能习各类乐器。祖父与父亲曾聘本地名流张仲陶、韦子廉二位先生分别教汪曾祺读《史记》、修桐城派古文及书法。“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戴名世和刘大櫆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汪曾祺非常推崇“桐城义法”：讲究文章的提、放、断、连、疾、徐、顿、挫，讲“文气”。他把“文气”与中国画讲的“气韵生动”会通起来领悟，认为“文气”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两栖杂述》，1982）
散文把汪曾祺带入文学世界，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契机，并影响和奠定了他的创作气质。“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谈风格》，1984）
沈从文与汪曾祺
高中二年级以后，日本人打了邻县，汪曾祺“逃难”到乡下，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翻来覆去地看”。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到小说家沈从文的亲自指点，断言“将来必有大成就”。（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写给施蛰存的信）1943年肄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出版小说集《邂逅集》。
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长河》、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契诃夫的《恐惧》、阿左林的《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都被汪曾祺归入散文化小说，且认为“散文化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一种）趋势”。（《小说的散文化》，1986）
散文化的小说，可以是“连续性的散文诗”，也可“全无故事”，就像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闔，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有一点像水。”（《小说的散文化》，1986）小说的散文化，让我们对小说的观念起了一点变化，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得力于散文的功底。
1989年 3月，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的简介别致地印在了封面上，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汪曾祺的散文特色：“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爪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丽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永，春初新韭，秋未晚菘，滋味近似。”
找到一种合适的写作方式，一两种最上手的体裁，接下来就需要个人性情、生活阅历，慢慢渗入，充实于其中，锤炼为文。而每遇人生困顿的时刻，写作又会支撑起生活的信念与力量。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几近崩溃，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提醒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1958年秋，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汪曾祺一直没有搁笔，虽然“文革”让他前后中断了二十多年，但他从未放弃。做《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觉得“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搞京剧的时候，认为“写小说的也是可以从戏曲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而最终，什么样的生活也会锻造出什么样的写作风格。汪曾祺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写作，他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高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写作，强调真实”，“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散文《七十抒怀》，1990）
1980年代以后，汪曾祺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出版有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1987）、《汪曾祺文集》（四卷，1993）等，1997年于北京病逝，有《汪曾祺全集》（八卷，1998）。
汪曾祺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坛引起震动。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我很难过……像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一辈人已是不多了。”
汪曾祺 | 文 胡椒枪 | 图
《花园》写于1945年，是汪曾祺先生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这一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在客居异乡、独自谋生的处境中，这位25岁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生活的淡淡哀愁，他回忆起了童年那座生机盎然的家中小花园。于是，伴随着清凉芬芳的花草香气，婉转悠扬的鸟虫啼叫，那个恬静温馨的童年生活苏醒了。“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绿色的巴根草、带点腥味的虎耳草、温文尔雅的天牛、瞿瞿叫的蟋蟀、蠢头蠢脑的土蜂、被玳瑁猫吞掉的心爱小鸟、照在槐树上的青色闪电……这些各具特色的事物在汪曾祺从容淡雅的叙述中陆续到来又飘然而逝。看似信笔写来，散漫无章，实则有条清晰的线索，那就是情感和时间的变化。“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通过这些细腻精妙的转折句，自然事物的流变与作者童年岁月的流逝，心灵感受的增长形成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