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
《清实录》篇幅巨大，记载广泛，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对于清史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针对《清实录》史料价值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前期成果，奠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如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对太祖一朝的实录作了史料学上真实与否的讨论，并未专门进行史料价值的研究；①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专门探讨《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但仅以3000余字作了比较笼统的概括；②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将修纂与价值合并叙述，关于史料价值部分只有2000余字；③王玉洁《〈清宣宗实录〉福建省史料及其价值》对《清宣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局限于一朝和一地。④本文针对以上文章存在的不足之处，拟系统地对《清实录》的文献史料价值作一梳理和讨论。
有人曾从意识形态立场对《清实录》的价值进行否定，认为：“由于实录是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立场来编纂的，对于某些史实的记载，也成问题，书中对于皇帝皇室的起居、婚丧、祭祀等等，连篇累牍，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些材料，除开研究清朝宫室的一些礼节掌故之外，可说一无用处。此外对于官吏的黜陟，除极小部分外，也是没有用处的。”⑤这种认识显然比较偏颇。作为清代史料的浓缩和纂辑，《清实录》无疑是清代历史的珍贵记录，特别是雍正以前的实录，因所采用的档案不少都已亡佚，因此，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史料价值。
一、《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是对清代起居注和档案整理后的摘录，是对原始史料和史实的有限度的加工和记载，保留了清代史实的原汁原味，记录了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辛亥革命为止长达295年(1616—1911)的清朝历史，反映了清朝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众多历史事实，从清朝开国的神话传说到努尔哈赤举兵称金，从清顺治入关占领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从晚清西洋入侵和开展洋务到清末新军的建立与清朝被推翻，无不纳入其中，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有人认为，《清实录》是有关清朝历史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清史资料长编，对清朝每年每月每日所发生的大事大都有记载。⑥也就是说，《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广泛地记载了清朝历史的各个侧面，展现了清代宏阔的历史画面，其覆盖面十分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中达文人士大夫，下及贞女烈妇，社会各阶层的状况都尽收眼底。与此同时，《清实录》还广泛记载了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史实，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清代每一朝《实录》前都有修纂凡例，是其内容的采择依据，从中反映出《清实录》内容的类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等各方面内容都被它采入书中。下面以《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为据，观察一下《清实录》的具体内容：
其一，清朝政治。一是关于清帝的各种活动：对登极、亲政典礼，祭祀天、地，太庙、山陵、日月、社稷，郊祀跻配，奉先殿升附配享，祭堂子拜神；御殿视朝；册立皇后，册封皇妃，册立皇太子等；恭谒山陵、临幸阙里礼仪宴赍，亲征朔漠、阅视河工指示方略等事皆予记载。二是有关皇室的各项重要事件和活动：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寿节、万寿节的庆贺礼仪与筵宴；公主下嫁、郡主、郡君等出嫁；宗室封爵等事。三是有关朝廷举行的重要典礼和仪式：对元旦、冬至等大庆贺礼仪和筵宴；大丧礼仪、奉安地宫礼仪；每岁祭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及先农等典皆加记载。四是有关政府官吏的升黜除授、入觐陛辞：对异姓王、公、侯、伯、精奇尼哈番升降黜革；外藩王、贝勒、贝子、公之封授袭替及升降黜革；文武大臣的京察、大计和升降等事亦作记载。六是有关朝廷法律与司法：对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谪及正法，特恩宽宥；不论官吏军民犯叛逆大罪正法者；肆赦、停刑、恤刑，律例有更定者；更定督捕条例；特遣官员缉口外窃贼等，均作记载。
其二，清朝民族与外交。对满汉文武官员奉使外国外藩事关大典者；差遣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会盟、劝农、训俗；边远地方土司、酋长归化投诚，宣抚、宣慰、招讨等使授职、袭职，改土归流。远方外国慕化归诚、遣使进贡、赐封爵、给敕印，外藩来朝及遣使进年贡、遣侍子入学、请通市，定年贡则例，特恩减免贡物及宴赍，各作详录。宣宗以后的实录，则记载了与英国、法国、普鲁士、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活动。
其三，清朝军事。对清代开拓疆土，设立、改设、分置和裁并边镇及卫所；命将出征、调兵、筹饷一切方略，军中奏报军机、纳降、献捷、凯旋、迎劳；其山海贼寇、地方官兵剿抚平定；兴灭继绝，绥定喀尔喀拉藏疆土、安集所属人众；平定察哈尔、罗刹，所属兵丁编设佐领，分隶八旗；平定三逆、台湾等处，安插投诚兵丁；平定朔漠，安插厄鲁特降人；筹划海疆事宜；八旗分设佐领，增添甲兵；直隶各省水陆标营兵制，及驿传、烽燧添设、裁减、归并，八旗及直隶、各省绿旗兵奉恩诏及特旨颁赏，扈从、出征、戍防兵于常例给饷外，特恩加赏等事，都予详载。
其四，清朝经济。对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凡开垦军屯、圈拨地土、编审人丁、折征漕粮、蠲除赋役、停罢岁办诸特、并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定者；王以下文武各官俸禄、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定者；遇恩诏及特旨蠲免直隶各省新旧额赋，遇灾荒发粟蠲赋，及于常例外特恩赈恤，以及赈济外藩蒙古，均作记录。对各项工程，如修葺坛、庙、奉先殿；营建山陵，重建阙里文庙，及凡在祀典诸神庙宇、直隶各省先贤庙宇、书院，岳渎等庙宇及其赐书匾额；重建太和殿、修葺乾清宫；黄淮两河、运河、永定河疏筑事宜；直隶各省及边塞地方建筑城垣，疏浚河渠，滨海滨江地方筑堤捍水，一切重大工役等，进行载录。
其五，清朝文化。对皇帝钦定的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活动；授先贤后裔五经博士世袭；直隶各省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传胪，殿试制题，特恩开科、增广乡会试中额，及增加取进府州县卫学文武生员，御试博学宏词，及钦赐举人一体会试、殿试，选庶吉士及教习、授职；国子监及直隶各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纂修实录、圣训、玉牒、国史、起居注、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钦定各种书籍；对伦常和风俗的旌扬，如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等；对天象云物、气候征应及日食星变、地震，以及颁历、进春等，都进行了记载。利用《清实录》记载的文教史料，王惠洁撰写《从〈清太宗实录〉看皇太极时期的文化、教育》的论文，对创制新满文、翻译典籍、重用儒臣、设立文化机构等文化措施，以及对重办学、施行科举、尊孔圣等教育措施进行了探讨。⑦
从《圣祖实录·修纂凡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它对清代历史的记载是相当全面的。对此，学者们多有肯定。有人指出：“清代实录的内容广泛、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教育、财政、赋役、自然灾害、天文地理、皇族、宫廷等各个方面。”⑧
《清实录》虽然记事全面，追求“巨细靡遗”，但也并非遇事皆载的流水账簿。康熙五十九年，副都统永泰上书称《世祖实录》失载其祖图赖的事迹，圣祖即命大学士马齐核查。马齐审核后具奏：“实录只载国家大政，其余细微之事，例不编入。”⑨可见，《清实录》还具有特殊的采录宗旨和取舍标准，史料不仅广泛，而且重要。
二、《清实录》具有独到的清史文献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清实录》不仅具有史料的广泛性，而且具有独到性，不少史实都为其他书史记载不详或完全失载。清代所修的有关当代历史的典籍很多，如《起居注》(今已不全)、《清史列传》、“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大清律例》、《赋役全书》、《大清通礼》、历朝“奏议”、“朱批谕旨”、“方略”等，民国所修的有关清朝的史籍也有《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虽然这些典籍对清朝历史的记载也相当丰富，但是并不能取代《清实录》的史料价值，由于体裁或内容的局限，它们要么比较琐碎(如《起居注》)，要么各有侧重(如“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要么比较零散或绫乱(如“朱批谕旨”)，不如《清实录》兼收并蓄，博采综录和首尾相续。仅就史料的记载来看，《清实录》许多记载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清实录》的独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记叙同一历史事实时，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实录的记载要么角度独特，要么更加具体；二是其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实录的史料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清实录》的史料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清实录》在记载某些历史事实时，有时候相当具体和完整。如《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所载，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的一则对吏部的上谕，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
自古帝王设官分职，共襄化理，所关甚钜，必名义符合，品级画一，始足昭垂永久，用成一代之典。本朝设内三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
……
内阁，满字称为多尔吉衙门，汉字称为内阁。
翰林院，满字称为笔帖黑衙门，汉字称为翰林院。其侍读学士以下员数官衔，满名照汉官称谓。通着察例详议具奏。
六部，满汉尚书，俱作正二品，满字仍称阿里哈昂邦，汉字仍称尚书。满汉侍郎，俱作正三品，满字仍称阿思哈尼昂邦，汉字仍称侍郎。理事官，满字称为一齐下喇哈番，汉字称为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满字称为爱惜喇库哈番，汉字称为员外郎，俱作从五品。主事，满字称为额者库哈番，汉字仍称为主事，俱作正六品。司务，添设满官，汉字仍称为司务，满字仍称为他库喇布勒哈番，俱作从九品。
……
各衙门见任各官，俱照本品改衔供职。以后升除衔品，俱照新制。凡改定官名，通行传谕。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其太常寺等衙门，满汉官名品级，着一并详议画一具奏。
以上记载了清朝前期满汉官制、名称和品级的画一措施，方便了满汉官制的对应和参考。对于研究清代官制史，这则史料非常珍贵，对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能够起到深化作用。此条内容，《大清会典》中虽然载录了各衙门的相关情况，但对于将某一官名的满文名称与汉文名称逐一介绍并作一比照，则完全无此记载。此条史料后为《皇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考一》所转录，但在原始性上，显然不及《清世祖实录》，属于“二手史料”，是实录的“史流”。
第二，《清实录》的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清实录》以清代档案为史源，但档案保存并不容易，有不少档案都最终散佚，实录反而成了最早的史源，史料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如《清高宗实录》卷三六载：乾隆二年二月乙丑(七日)：
谕履亲王允祹、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皇考世宗宪皇帝临御十三年，所降谕旨、所行政事，现在恭修《实录》敬谨叙入，但皇考前在藩邸时事迹，并无记载。我皇考与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不同，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皆自冲龄即位，临御以前，并无应行恭纪之事。皇考即位之时，年已四十有五，从前恭侍皇祖，承欢慈颜，恪遵庭训，仰蒙皇祖恩勤教育。及处朕伯叔之间，诸事如何措置之处，理宜详载，以备将来纂修国史，叙入皇考本纪。雍正七年，皇考曾于养心殿，连日召见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面谕以皇考所行所历之事。时朕与和亲王亦预闻焉。其后皇考屡向朕弟兄降旨，欲将自幼阅历之事俟闲暇之时，再行详悉告谕，而竟未果。现在大臣中经阅其事者甚少，即或有人虽及其时，而于关系内廷之事，亦无从得知。惟有诸叔父，皆及其时，经阅其事。履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尔三人尚其思绎，各据所见所闻所记者，恭录呈览。候朕笔削更定后，再交大学士等纂入《国史》皇考《本纪》。”
此条上谕，表达了高宗对世宗历史的记录要求，相当重要，但查《乾隆上谕档》第155页载录乾隆二月七日的内容，并无此条上谕，证明了这条上谕最早只见于《实录》的记载，具有独特的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高宗命部臣核对国史《吴三桂传》内所载具疏的内容，发现“上谕部臣一条，遵照康熙十三年四月《实录》原文叙入；又《耿精忠传》内所载议政王等覆核精忠罪状，较尚之信尤为重大，且与安亲王书，语多狂悖一条，遵照二十一年正月《实录》原文叙入。其三桂原疏及精忠原书，馆中积年检查红本，并无此二种，他本中亦未见附载”。这条史料证明，国史列传的史料来自实录，而更原始的档案则散佚无存，无从查找。这使《清实录》无意中成为最独特的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高宗令“国史馆查取《刘进忠传》”，该馆覆称“刘进忠未立专传，惟《实录》、红本内载有刘进忠事迹始末”，并将“摘叙事迹进呈”。⑩从这条史料来看，实录的记载常为国史所没有。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有大臣“遵旨查噶礼之母呈控被噶礼用毒谋害一案”，发现“所有康熙年间原案及噶礼之母原呈，俱检查无存，惟查康熙五十三年《实录》内所载刑部原题内叙噶礼之母呈词较详，谨将《实录》抄录呈览”。(11)这封奏疏表明，记载噶礼毒母一案的原始档案均已不存，《清实录》成为记载这一案件的唯一史料。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大臣覆奏：“前将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奏章交查国史馆、内阁，据覆查无此件红本，臣遵旨恭查《实录》内载有此事之处，夹签进呈。”(12)显然，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的奏疏，原始档案已散佚不见，只有《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四十七间接有所记载，可为此事的唯一线索。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事件的原始档案部分散佚，《清实录》成为散佚部分的唯一记载。乾隆五十年五月，有大臣“遵旨查康熙年间给事中王原参奏吏部郎中陈汝弼一案，谨将红本抄录呈览”，但他们发现“其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覆审及定案二本，检查无存，谨于康熙四十四年实录内将议政大臣、九卿等覆审后节次所降谕旨恭录进呈”。(13)这说明，此案审讯部分的档案皆已无存，只能依靠《实录》的记载，说明在这一部分，实录是唯一的史料。
三、前三朝实录早期版本的特殊史料价值
《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还必须动态地加以审视，即根据其不同的版本，分析其不同的史料价值，然后才能正确地进行应用。《清实录》自《圣祖实录》以后，都只有一个定本流传下来，而其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则经过多次修纂，产生了多个版本，除雍乾校订本(今定本)外，还有其他的早期版本流传下来。这些早期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与雍乾校订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今天流传下来的版本，太祖实录依次是《太祖武皇帝实录》(顺治重修本)、康熙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第三次改修本(康熙三次改修本后被罗振玉编成《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定本)；太宗实录依次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太宗实录》初纂本和今天流行的定本《太宗文皇帝实录》；世祖实录依次是《世祖实录稿本残卷》和雍乾校订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定本)。这些版本的价值规律是：版本产生得越早，其史料的原始性越强，其价值越高；而版本形成得越晚，其改纂和润色得越多，史料的真实性越受影响。三朝实录的早期版本，保存了更多的历史真实信息。
第一，保存了明清君臣关系的真实记录。早期的实录版本，称明为“大明”，后修实录则改为“明”。《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对明朝仍持恭顺和敬畏的态度，在文字上多用敬语，如称明朝为“大明国”等，记录了清建州女真对明朝的臣属关系。但是，后修实录则加以讳饰，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尽删对明朝的敬词字样，而以明清为对等的国家”(14)。以努尔哈赤祖父与父亲死于古勒兵火的一段记述为例，《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努尔哈赤听到其祖父与父亲被杀后，在与明朝官员交涉时，这样记载道：“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15)“太祖奏大明”，显然是臣向君的求诉。康熙朝第一次修改本将这段内容改为：“上闻之大恸，悔恨不已，谓明边臣曰：‘我祖父无罪，何以加害?’明国答言：‘非有意加害，乃误耳。’遂归其丧。”(16)开始将“大明”改为“明国”，明朝所下诏书和努尔哈赤接受明朝敕书之事一笔勾销；康熙朝第二次修改本进一步改作：“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谓明边吏曰：‘我祖父无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明边吏答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17)将努尔哈赤委屈、悲恸的态度，变成了凛不可侵犯的复仇态度，将努尔哈赤上奏改为责问明朝边吏，强调明朝和建州是有“边界”的；康熙朝第三次修改本，甚至把“明边吏答曰”改成“明遣使答曰”，试图进一步表现出明朝对建州女真的惧怕，以及明满之间的对等地位。(18)相较而言，《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更为真实。此外，太祖、太宗实录的早期修纂本中，天聪九年以前，都经常有“建州卫”的称谓。《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载天命四年朝鲜遣使之事：“五月二十八日，朝鲜遣官一员，从者十三人，并前使者赍书至。其书曰：‘朝鲜国书，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成：“五月庚戌，朝鲜遣使者一人、从十三人，随我国使臣赍书至。其辞曰：‘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我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19)可见，早期修纂本中，保留了朝鲜国书中的“建州卫马法”的称呼，改修本中竟将“建州卫”改称“满洲国”，将“马法(即酋长之义)”改为“国主”。
第二，保存了清女真部落的真实信息。《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家族成员的名字，如努尔哈赤的祖父作“觉常刚”或“觉昌安”(满文作giocangga)，父亲作“塔克世”或“塔石”(taksi)，其生母姓“奚塔喇”(hitara)名“厄墨气”(emeci)，其妻即太宗生母作“孟古哲哲”或“孟古姐姐”(monggojeje)等，太祖本人在《实录》中也被记为Nurhaci，“最多只在名字上划些圆圈，以作敬讳的表示”(20)。然而，这些名字在康熙重修本中或因避讳，或因重男轻女而不载。将后妃的名字改为氏名。如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的生母名字“哈哈纳扎亲”被改作“元妃佟甲氏”，莽古儿泰的生母“滚代”被改作“富察氏”，“孝慈武皇后孟古姐姐”改作“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多尔衮生母“阿把亥”改作“大妃乌喇纳喇氏”，“皇妃赖”改作“侧妃伊尔根觉罗氏”。
三朝实录早期初纂本还透露出满洲君臣关系的真实状态，并不像汉族政权那样等级森严。天聪八年(1634)正月初一日，初纂本《太宗实录》载太宗皇太极前往大贝勒代善府第拜年的场景是：“上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令其子芍托阿哥跪奏曰：‘上行九拜，异日必生九子，一统天下，永享遐龄，共乐太平。’”雍乾校订本则觉得以君拜臣特别不妥而改为：“诣大贝勒代善拜之，以代善兄，行有加礼。代善令其子硕讬跪奏曰：‘上恩优渥，臣无以报，惟愿上富寿多男，一统天下，永享太平。’”刻意隐瞒皇太极向兄长代善行三跪九叩头大礼的实情，而改以模糊的“行有加礼”字样。
三朝实录的早期修纂本，还保存了许多满洲旧俗，如子娶后母、侄娶叔母和弟娶兄嫂等等。初纂本《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记载了“莽古儿泰、得格垒二贝勒既行悖逆之事，即为仇敌，因令众贝子愿者便取莽古儿泰二妻，和格贝勒纳其一，姚托贝勒纳其一。得格垒一妻，阿吉格贝勒纳之”的情况。莽古尔泰是清太宗的五哥，和格(豪格)是太宗的长子，豪格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伯母；姚托(岳讬)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讬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叔母；得格垒(德格类)是清太祖第十一子，阿吉格(阿济格)是清太祖第十二子，阿济格纳得格垒妻，就是弟娶兄嫂。初纂本明显留下了满洲旧俗的痕迹，雍乾校订本改为“莽古尔泰六子迈达里、光衮、萨哈联、阿克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入官”。此外，人殉旧俗、赏赐“妻奴”制度等在早期版本中有记载，而为改修本所隐讳。初修本《世祖实录》残卷载：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敕谕都尔白特索朗阿：汝都尔白特索朗阿，原系内里特地方人，巴祁蓝、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有布颜图带领六十人逃亡，汝率领七人将布颜图追回，又擒获二十人。索海、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因汝尽心向导，赐汝达儿汉名，免汝供应马匹牲畜，令子孙仍袭其名”(21)。所载信息丰富，但定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则简化成“以杜尔伯特部落索朗阿，随征黑龙江等处为向导，及擒获逃亡布颜图等功，赐名达尔汉”数语，删除了不少满洲部落情况的细节。
四、满、蒙文《清实录》特殊的文献价值
《清实录》除了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据清代实录修纂制度，实录修成后，要抄缮成五份，分别藏于皇史宬(大红绫尊藏本)、乾清宫(小红绫御览本)、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呈审本)、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除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基本散失外，其他四份至今犹存，不过收藏地点多有变动：原藏皇史宬的大红绫尊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盛京崇谟阁的大黄绫尊藏本，现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藏乾清宫的小红绫御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只有原藏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呈审本未发生改变。除了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只有满、汉两种文本各一部，计2部外，其他四份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一部，计12部。也就是说，当时共有满文本实录五份计5部，蒙古文本实录四份计4部。这些满、蒙文本的清实录，并非完帙，有部分册数散落于外。
这些保藏在北京、沈阳、台北及其他地区的满文、蒙古文《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一，满文实录可以厘清被汉文实录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乾隆之前，实录修纂的程序是先修成满文本，然后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乾隆以后，是先修成汉文本，然后翻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22)因此，早期的清代实录，满文实录是最原始的文本，在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时，难免出现带有政治倾向的技术性处理。要弄清历史真相，满文本无疑是“第一手材料”。例如，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删去了原始档案中满洲对明朝的敬称，而在《满洲实录》满文本中，仍然保留了对明朝的敬词，如，“nikan I daiminggurun i wan lii han i juwan emuci sahahun honinaniya”，翻译过来就是“汉人大明国万历汗的第十一年癸未”；再如，“daiming gurun I wan lii I taidzi tai boohergen I lii ceng liyang”，翻译过来就是“大明国万历汗的太子太保官衔的李成梁”，里面都是称“大明”，而不像定本那样改称“明”，似乎与明朝是对等之国。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还删略了满洲殉葬旧习，但《满洲实录》满文本却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如，太祖以四个婢女殉葬皇太极生母之事，《满洲实录》是这样写的：“taidzu sure beile haji fujin ofi，delheme yadame，fujin i tak raha duin sain hehe，be dahabuha.”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太祖聪睿贝勒所爱的福金，单独的离去，便把福金使唤的四个好婢女殉葬了”。尽管汉文本也记载这一事实，但满文本却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场景和真相。
其二，满、蒙文实录还可以用来与汉文本对照，改正汉文本中存在的翻译错误。在记述留守辽阳的满洲将臣时，《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他们为“多毕(或多铎弼)叔叔”、“背胡吉叔叔”、“沙进”和“素把海(或苏巴海)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则写成：“命族弟铎弼、贝和齐，及额驸沙进、苏把海统兵守辽阳。”(23)其实只有苏把海娶了太祖的宗妹，可以称为“姑夫”，沙进则不能称为“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都称之为“额驸”，显然有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称“多毕叔叔”、“背胡吉叔叔”，将“叔叔”置于人名之后，并非表示家庭亲属关系，而是对长辈的尊称，然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却译成“族弟”，实有不妥。考《满洲实录》的满文本，则发现所记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同，从而证明了《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的错误。
关于费扬古的称号与名字，《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称：“天命七年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卒。年六十四。”(24)这种记载较《太祖武皇帝实录》增加了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安费扬古”(an fiyangg)，但这种记载却大有问题。硕翁科罗巴图鲁的资料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记载：“初名谙班偏哥，因其英勇超众，故名雄科罗(即硕翁科罗)把土鲁。”(25)康熙朝重修《太祖实录》时，在初稿本中还抄录了这段文字：“舂科落初名昂邦费扬古，因其英勇超众，故名舂科落把土图。”(26)这两段记载中，“谙班”与“昂邦”都是满文“amban”一字的音译，意思有“大臣”、“大人”等，“偏哥”与“费扬古”则为满文“fiyangg”一名的译音。满洲人的名字常常以排行来命名。“fiyangg”原意是“老幺”，因此，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应是“费扬古”，“谙班”或“昂邦”只是他的官衔。《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取“amban”第一音节，称硕翁科罗姓“安”，非是。按照满洲早期习俗，所赐“巴图鲁”(勇士)称号，前面再加特殊的限定词，就成了此人的专称。如费扬古的限定词是“硕翁科罗”(“ongkoro”，其义为“海东青”，乃东北出产的珍贵名雕)，于是，“硕翁科罗巴图鲁”就是费扬古的专称，有专称的人必不再记载他的本名。因此，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满文本作“ongkoro baturu an fiyangg”)既不合满洲习惯，也将其姓名弄错误了。考《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载：“nadan biyade，ujujergi amban ongkoro baturu mimeme ak oho，ninju duin se bihe.”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七年)七月里，第一级的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死了，得岁六十四。”这才是正确的写法，既不将“amban”(谙班)断章取义成“an”而硬说成是费扬古的姓；也不在已称费扬古专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后再提他的名字“费扬古”。由此可见，满文实录对于改正《清实录》汉文本中的错误乃至其他满文错误，都有重要意义。(27)
满洲入关后，随着汉化的加深，蒙古文修成的《清实录》似乎成了一种象征，然而，蒙古文实录的价值还是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在满洲统治当时，蒙古公文书或文献，书写的方式，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和朝廷中，所用的一套格式”，而且“也可以藉它，来找出若干或部分的，非汉语人名地名的正确读音”。(28)
蒙文实录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地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十月癸卯，“随于木城、噶顺、镜儿泉、察罕哈麻尔、陶赖、搜济一带，各设卡伦”(29)。原文中的地名有译意与译音混乱在一起的。根据蒙文实录，则发现这些地名作“Modun-u Qota，Tasun，Toli Bulaγ，aγan Qamar，Seüji.”据此可知，“木城”(Modun-u Qota)、“镜儿泉”(Toli Bular)两个地名是译意，其他地名则是译音。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人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三月乙丑，“命左副御史二格，协办肃州军需事务”。“二格”，蒙文实录作“Elke”，汉译当作“额勒和”。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军制问题。例如借用蒙文实录来了解军制名称的字义。《清世宗实录》汉文本“雍正九年二月癸卯”条，载有蒙古鄂尔多斯地方的“余丁”一词，其原意是指“披甲”以外的壮丁而言。“余丁”，蒙文实录作“qam ilγanu eres”，意即“支援的男丁们”，也就是支援披甲的男子壮丁之意，蒙文将“余丁”的含义，说得比汉文更加清楚。(30)可见，蒙古文本的《清实录》并不仅仅是摆设，而且可以解决实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31)在《清实录》诸文本中，满文本和蒙文本的历史文献价值显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综上所述，《清实录》是清朝所撰的有关当时历史的重要史籍，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清代历史文献学及史学，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三朝实录的早期版本，保存着真实的女真部落的历史文化信息。满文本和蒙文本，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重要资料，也是考证汉文本实录和清代历史事实的独特依据。因此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重视，摘录和改编《清实录》的编著层出不穷，运用其史料研究清史的工作方兴未艾。
注释：
①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②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3期。
③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咸宁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④王玉洁：《〈清宣宗实录〉福建省史料及其价值》，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陈象恭：《谈清实录和清史稿》，《历史教学》，1951年第1期。
⑥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咸宁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⑦王惠洁：《从〈清太宗实录〉看皇太极时期的文化、教育》，铁玉钦主编：《沈阳故宫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5-163页。
⑧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3期。
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4，《马齐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4-1008页。
⑩《乾隆朝上谕档》第10册(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854、929页。
(11)《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四十九年至五十年)，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634页。
(12)《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689页。
(13)《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四十九年至五十年)，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642页。
(14)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41页。
(1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04页。
(16)罗振玉编：《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载《清史资料》第2辑《开国史料》(二)第7册，(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年，第25页。
(17)罗振玉编：《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载《清史资料》第2辑《开国史料》(二)第7册，第209—210页。
(18)罗振玉编：《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载《清史资料》第2辑《开国史料》(二)第7册，第431—432页。
(1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天命四年五月庚戌，中华书局，1986年。
(20)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45页。
(21)《清世祖实录稿本残卷》，《文献丛编》，(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4年，第552页。
(22)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23)《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七年春正月甲寅。
(24)《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七年七月乙未朔。
(25)《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26)罗振玉编：《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载《清史资料》第2辑《开国史料》(二)第7册，第30页，(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年版。
(27)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79—81页。
(28)札奇斯钦：《故宫博物院所藏蒙文清朝实录简介》，《故宫文献季刊》第4卷第2期，1973年，第6页。
(29)《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09，雍正九年二月癸卯，据纪成斌奏。
(30)《故宫博物院所藏蒙文清朝实录简介》，《故宫文献季刊》，第4卷第2期，1973年，第7页。
(31)关于《清世宗实录》蒙文本的价值，参见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336—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