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处决袁崇焕，究竟是亡羊补牢，还是错杀忠良？

公元1630年，明朝崇祯皇帝下令，将原蓟辽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凌迟处死。北京城百姓围观袁崇焕被千刀万剐，大骂“卖国贼”，争食其肉。十四年后，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清军入山海关，占领北京，从此奴役天下二百余年。

此后数百年来，关于袁崇焕这个明末人物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大体皆认为明朝灭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袁崇焕确是个关键人物。

一派认为：袁崇焕是足以抵抗满清入侵的国家栋梁，擎天一柱，崇祯皇帝杀他是自毁长城，就如南宋赵构杀害岳飞一般，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

另一派则认为：袁崇焕的战功全系夸大吹牛，掩败为胜。他擅杀大将毛文龙，又与满清私下议和，被处死是罪有应得；也正是他的欺君误国，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

究竟此人是功臣还是罪魁，且谈谈笔者一孔之见。

明末辽东失败的根本原因，则是当时的大明朝面上光鲜，二百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病，早已积重难返。若想要继续延续，也非得动一番犹如再造新朝的大手术不可，如光武帝之建武中兴那样，并不是和张居正那样在体制内修修补补，或是出个如戚继光戚少保般的忠臣良将，就足以救国安民、力挽天倾的。

大明体制之病，已入膏肓，又恰逢天灾频发的小冰河期，实非一崇祯帝朱由检可救，非一袁崇焕可救，亦非一毛文龙可救。

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

当一个人困于密室，缺食少水濒死之际，若突然见鸩汁在前，饮之可延半日性命，只怕没有人能忍下不喝。半日后的生死，就留到半日后再去操心。便是果真毒发身死，好歹也多赚了半日活命。这就是“饮鸩止渴”的道理。

生死关头危急时刻，就是圣人贤者也只能顾及眼前，万难求得长远。

沙场用兵不比寻常，战机变化稍纵即逝，今日难知明日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万难深思熟虑求得周全，常是进退皆为错，取舍都成罪。袁崇焕弃觉华而全宁远，坚守而不救锦州，资军粮于蒙虏，清兵越境时尾随之而战于燕京，其中原因皆非在私心，而在取舍，皆非在忠奸，而在对错，在轻重缓急。

袁崇焕最大缺陷，是本身能力不足，全方位不敌皇太极这个当时东亚无人能及的不世枭雄，因此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皆可说被皇太极玩弄于股掌间，如他自言的“奴子（皇太极）妄心骄气，何所不逞，著著皆狠”。

满清崇德皇帝：皇太极

他确实绝非如后世许多人过高期望的那般，是徐达、戚继光那样的大明军神转世，足可一己之力去挽救国家危亡。

【巡抚辽东袁崇焕奏：「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若锦失，奴又必以困锦之兵困宁，与中右一路乘胜而下即及关门……】——《明实录·熹宗实录》

但若定要说因为清军兵临北京、督帅便当以“欺君、误国”罪凌迟处死，因此袁崇焕被千刀万剐是罪有应得云云；则不免把大明朝当做了一个如大秦帝国那般的古典军国主义法家政权。

也不必说别人，单单就说崇祯帝的先祖，所谓的大明英宗睿皇帝朱祁镇，不但土木堡之战丧师辱国，葬送几十万大军；当了俘虏后，因为贪生怕死，给瓦剌军带路叫门，进攻大明的关隘和城池，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民族气节。如此一个真正的卖国汉奸，为何非但不用去死，竟还能厚着脸皮复辟，竟还能杀害护国忠臣于谦于少保；而其子子孙孙竟还能君临天下百余年？

至于“君权至高无上，欺君便是该死”云云，这等鬼话，朝中饱食终日的大臣、书院读傻了书的腐儒说说便也罢了，无论古今的升斗布衣小民，本当嗤之以鼻。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此论只不过是满清专制统治近三百年，通过戏剧话本小说竭力鼓吹的那套玩意儿，以之代替了华夏原有君臣之道。

君不君，则臣不臣，君视臣如草芥，则臣亦视君如仇寇！这才是真正的华夏士风，亦是从先秦至宋明，屡经专制君主打压而坚韧不拔的华夏道统、士人风骨。

我华夏文明汉家法度，向以春秋决狱，论心不论迹。「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更通俗的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优良传统如是。

当时之势，任事的方面大员夸大其辞，以增强皇帝与朝野信心，原属寻常之事。毛文龙曾上奏「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孙承宗亦云「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倘臣言不当，立斥臣以定大计，无纡回不决，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后来杨嗣昌讨流民军、孙传庭战李闯时的夸口大言更是不用提了。是以袁崇焕「五年平辽」之言，不过与之类似。

从另一方面，在皇帝面前夸口，起码说明这些能臣干吏敢于任事，为迎合帝王和朝野的好大喜功、或说殷殷期望才不得不吹。若黄道周刘宗周那种当世大儒倒是不吹用这样的牛皮，以礼信为干戈，一死报君王，全自家气节便了。

更何况，袁崇焕当真得到他所要求的五年时间了么？做大事有波折有艰险本属寻常，可从皇帝到内阁，在后金军入寇后便急于找一个大员背锅，以平息京师众怒，只顾当下又何计长远？在清军还在城外，便先捉守军主帅下狱，时机选择更错得离谱，关宁军不顾而去直接打脸。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已是大错，而崇祯帝又杀袁崇焕则是错上加错，仅有的几个敢于任事的人才都因内耗而无意义消耗了，徒然令亲者痛而仇者快。

看看袁崇焕死后的大明朝，清军几次入关抄掠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掠走人畜上百万，亲王郡王总督巡抚的脑袋被当西瓜排头砍，回家前还送上“诸官免送”的牌子。除了卢象升举五千天雄军与之死战殉国外，竟再也没有一支敢与之野战的明军部队。

大明督师，兵部尚书：卢象升

而卢象升巨鹿死战前，斥杨嗣昌云「长安（京城）口舌如风，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正因为他带孝从军，不愿落得如袁崇焕一般身败名裂，死后背负污名的结局，才宁可去以寡击众，以死明志，而明朝也因此失去了一个才兼文武、品行高洁的得力将才，足见袁崇焕一案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