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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hu.com/question/20363696/answer/152719949
关于战国中晚期的中国总人口，没有留下任何统计数字。史学界普遍的估计，认为应当在三到四千万的规模之间，其中秦国约有500余万人，赵国约有300余万人。一场战争结束后，仅仅被敌人屠杀的战俘就有45万人，还是宝贵的青壮年男性，这听起来确实骇人听闻。“45万”在文献资料中的出处，是《史记》中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这两处虽然都有“四十五万”，但是陈述语意有明显差别；《赵世家》、《田完世家》、《秦本纪》等篇，也有对此战的相关记录，却是“四十余万”。这些表达不一的内容和数据记录，都出自《史记》，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司马迁撰写的这些内容，尤其是涉及到兵力的数字，真的可靠吗？这个疑问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长平之战结束后的两千多年间，就不断有后世古人对此产生类似的质疑。就和做科学试验一定选取多个试验样本，不会只强调个别典型的谨慎作风类似，历史研究也一向就有“孤证不立”的传统：如果仅有一条证据、一个出处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个弱命题，是不可接受的。经过秦朝末年的反秦大起义和随后的楚汉战争，大量的文献资料在社会动荡和战火中遗损，留下来的非常有限，因此，只通过对《史记》文献资料的解读去分析长平之战，不可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而且，《史记》又是司马迁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其文字内容不单是理性陈述，还会向读者传达明显的感性色彩，当外人看这些感性内容时，很容易产生主观臆断。光靠文献，从中就得出“45万”成立或不成立的做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万幸的是，现代考古学，已经不单是一门单纯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而是可以利用遥感、同位素、放射探测、金相鉴定、遗传学、分子学、环境学、微生物等综合学科的自然科学。先秦历史残缺不全，但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考证包括长平之战的战争细节，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向就是与考古类似：做古战场的实地考察，对遗迹和出土文物、遗骸的分析。1995年5月12日上午，山西省东南部的高平市永录村村民李珠孩、李有金父子正在位于韩王山西麓将军岭杨家山下自家承包的梨园里翻耕土地，他们不断从地下刨出人体骨骸，随着坑越挖越大，暴露出来的尸骨也越来越多，且其间还有青铜质地的箭头、钱币等物，有些箭头就嵌在骨头上。坑中尸骨呈无规则层层叠压，有的是仰面，有的是侧面，有的则是俯身，有的头骨与躯干分离，甚至还能明显看出骨骸上有钝器、刃器、石块造成的创伤，场面触目惊心。李家父子不知道地底下还有多少尸骨，不敢再挖下去了。消息传开后，被迅速上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年10月下旬，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最终确定一个长11米、宽5米、深1.2米的尸骨坑，还出土刀币17枚、铜镞2件、铜带钩1件、铁带钩1件、铁簪1件、陶盆口沿残片1件。随后在这个尸骨坑西侧，工作人员还探测到一个宽3~4米、长55米，规模更大的尸骨坑。在随后一年，考古研究所提交两份发掘整理报告，确定这些尸骨就是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被秦军屠杀的赵军士卒。考古人员从坑中共清理出130具遗骸，其中60具有头骨无躯干，或头骨与躯干分离。14具属于被钝器或石块砸死，可能属于被活埋的仅有一具。这个现象说明，这些赵军并非被活埋，而是先被集体处决之后，再抛尸于此。在战国时代，武将还没有建立起“杀降不祥”的道德谴责意识，商鞅在秦国推行军政改革中的军功爵制度，又是以敌军的首级作为统计战果和评定赏罚的标准依据。商鞅的《商君书·境内》里，明确记录点验首级的程序：…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在战斗中，如果百将和屯长得不到敌人首级，他就要被斩首；得到三十三颗以上的敌人首级，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可以晋升一级爵位。我军围攻敌国城邑，斩首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两千颗以上，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都能得到封赏。战斗结束后，把首级示众三天，统计核实，三天后，将军点验无误，赏赐有功战士并加赐爵位。在永录尸骨坑中发现的这些尸首分家的骨骸和没有躯干的骷髅头，就证明了这种制度的确在秦军中得到充分贯彻。覆盖在尸骨堆上的封土，是经过两千年形成的沉积土层，却仅有一尺厚，使李家父子能轻易刨出骨骼。工作人员通过对坑体的不规则形质和周围自然土质的考察，又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为了填埋尸体而专门挖设的坑，而是一处天然低洼凹地。这些结果说明，当初秦军处决赵军战俘后，对打扫清理工作非常敷衍，他们没有专门挖掘填埋赵军尸体的深坑，而是本着就近、就易的原则，将尸体抛入附近的沟渠等地势低洼处，草草掩埋，填覆其上的这点薄薄浮土，甚至还不能把尸体完全盖住。水流对地表土层有明显的冲刷作用，尤其遇到大暴雨，水力侵蚀效应更强，由此导致在随后两千多年间，长平古战场经常会在入夏汛期的一场瓢泼大雨过后，冲刷出尸骨和兵器。以至于留下了诸如“露骸千步，积血三尺，地名煞谷（《省冤谷记》）”之类的记录。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类对于生和死的问题，一向看的极重，俗话说“生死有别，阴阳两隔”，阳界和阴界必须有明确的区分，而且相隔的要越远越好，谁也不愿意在坟地旁边安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也都把骷髅作为典型的死亡符号，并衍化出象征“恐怖、噩运、诅咒”等强烈邪恶的涵义。西方的死神，是蒙着黑罩袍、手持镰刀的骷髅；海盗船的桅杆升骷髅旗；危险化学品装置的外包装，用骷髅做警示标志；玩摇滚的前卫文艺青年也最喜欢用骷髅做纹饰，称之为“死亡重金属”。反过来说，如果骷髅总是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绝非什么好兆头。本该活人住的地界上，隔三差五老能见到死人骨头，尤其每到凄风苦雨惨雾愁云之际，总有难以计数的骨骸从土里面露出来，仿若冤魂厉鬼正从阴曹地府里往外爬，欲向后世活人哭诉其横死之悲屈，实在是让人瘆得慌。中国文化对于死者遗体，历来都有基于“仁道”精神的处置方式，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的方式是把遗骨带回家乡葬入祖坟，魂归故里落叶归根；哪怕条件不允许，也要入土为安。谁能出资出力，将暴弃于野的骨殖重新葬殓，更会被视为一种积功德的善举。但是长平古战场周边的骨骸实在太多了，当地的平民老百姓有心无力，亟需那种有威望有资历，能凭强大的号召力调动起各种资源的“社会名流”出面操作。这类“社会名流”还真不少，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位，就是唐明皇李隆基。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刚刚经历过“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退位，还政于李氏皇族。作为才二十出头的青年皇族子弟，李隆基在这年出任潞州别驾。
长平此时已改叫“高平”，是隶属泽州的一个县，北边与潞州相临，是从长安、洛阳两京出发，前往潞州行程中的必经之地。李隆基在途径高平时，已经对当地“暴骨野莽，冤抑之气过甚”的情况有所了解，通过探问宿老村夫，得知在县城以西五里的谷口，尸骨麇集最多，“夜半常闻鬼哭悲泣之声”，以至于周边地名就叫“煞（杀）谷、哭（骷）头、头颅山”。其中头颅山就得名于建在旁边的“白起台”，他其实是一处“京观”：把敌军的尸体、尤其是砍下来的头颅高高堆起，封土夯实垒成方锥形高台，以此炫耀自己的军威武功。李隆基在潞州任职的时间不长，但是对此地很有感情，认为这是一个供其韬晦蓄锐并带来吉运的兴旺宝地。十五年后的开元十年（723年），李隆基正是38岁的春秋鼎盛之年。这年正月，他自东都洛阳出发，巡行潞州，一路上慰孤问寡，体察民情，“宣风问耆艾，敦俗勤耕桑”，保持着锐意踌躇的进取明君心态。他看到高平当地尸骨依然如故，于心不忍，派人将尸骨收集后重新葬殓，并“择其枯骨中巨者”，拼成一副完整的骨架，拌泥充填，塑成一座骷髅王神像，连戾气太重的地名也都改了。“唐明皇幸潞州，见头颅似山，骸骨成坵，触目伤心，敕有司掩埋之，鸠工建庙，颜其额曰'骷髅庙’，易其谷曰'省冤谷’，春秋祭祀，守土者亲诣致祭，历代相因。”（《高平县志·重修骷髅庙碑记》）。李隆基的举动，就是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亲自主持一次对长平之战被杀赵国士卒遗骸的官方公祭仪式，安抚人心，冤有头债有主，恳劝这些泉下亡魂不要惊扰当地百姓。随着时间推移，在时隔三、四百年后的北宋和金朝，高平周边又有大量尸骨被雨水冲涮出来，或被当地村民在耕作时刨出。在金朝皇统元年（1141年）出任高平县令的王庭直，写过一篇《省冤谷记》，里面提到两件事：“旧宋运判马城，经过此地，移檄县僚，收拾遗骸。于谷口凿坑深阔，以左右前后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仍于所掩地启坟祭之，使后人不践履尔。…继有老农王姓者告：诣去谷十里余，为雨水所崩，岸崖颓裂，露骨数车，愿收而掩之。爰即具礼，尽载于坟围。庭直率本土士众，携酒肴，奉香火，张声乐，具服祝，谨诣其谷，吊以祭之。”到了明朝初年，著名谋士刘伯温经过高平，看见当地出土的青铜古兵器，写了一首《长平戈头歌》：后延至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出任山西布政使司经历的李梦阳经过此地，在其诗作里记录的当地景象，又是“白骨蔽丘原，霜风慘阴晦”了。在明朝万历年间，借修缮骷髅庙的机会，由当地官府出面，又组织了一次对骨骸的集中葬殓。时间再往后延续一百余年，清朝雍正十二年春（1734年），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朱樟外放泽州知府，他到任后，写了一首题为《长平箭头歌》的叙事诗：不断被雨水冲出，不断有后人重新掩埋，周而复始，赵军士兵的尸骸，就仿佛某种生命力极端顽强的植物，永不停息地从长平古战场的土壤里滋生出来。1995年发现的永录尸骨坑，不过是这个已持续2200多年轮回的再现。永录坑也并不是新中国建国后，对长平古战场考古取得的唯一成果：在95年之前，当地就不断发现尸骨坑，在95年之后的十多年里，又陆续发现17处规模不等的尸骨坑。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5月，在永录乡后沟村发现的一处，规模是永录坑的约四倍。只不过，出于人道主义、防止尸骨暴露在外受到风化破坏、以及照顾当地民众情绪等综合因素，除对其中两处做小型探方挖掘外，对其他尸骨坑都没有实施发掘整理，不必再惊扰这些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赵军亡灵了。然而，上述这些已知考古遗迹和文献依据，很可能还是冰山一角。早在1978和1985年，高平伯方村和将军岭当地村民在从事盖房、耕地等生活生产活动，发现了“车亡谷尸骨坑”和“长平一号坑”，考古人员通过对尸骨和土层的挖掘分析，确定这两处埋葬的也是赵军尸骸。就在近年对周边村民的探访中，得知了两个让人颇感惊愕的事：其一，当地村民在1982年整地盖房时，就从地下刨出大量人体尸骨、马骨、青铜质地的箭镞和戈。尸骨越来越多，而且还刨不完，村民害怕被冤鬼缠身，不敢再刨下去，他们就在已经平整出来的土地山盖房，挖出来的尸骨都扔到河里或运到远处择地填埋。60~70年代，中国化肥工业基础薄弱，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包括山西在内的各地农村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了不少诸如“小水电”、“小化肥”之类村办集体小作坊。而动物骨骸的主要成分是钙磷酸盐，正好可以磨成骨粉做肥料。村民都忌讳看到人体骨骸，觉得不吉利，赶紧扔掉或重新深埋，绝不带回家。但当骨骼成为肥料来源，一旦具有利用价值，性质就不一样。为了能让村民克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忌讳，多为化肥厂提供原料，当地公社生产大队甚至还制订过只要上缴骨头达到一定数额，就给社员记工分作为奖励的规定。于是，当地在60~70年代发现的大量尸骨坑，根本没有上报有关文物部门，在发现后就被收拢起来，于村办土化肥厂磨成骨粉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因为这时我国大型正规化肥工业得到了显著提升，大型现代化肥厂的产量上去了，正规化肥价格也便宜了，土化肥作坊才逐渐停产。当地一些上年纪的村民，凭记忆指认了若干处当年挖出尸骨坑的地点，但已经遭到完全破坏，不具有考察价值，也就无从得知这些尸骨坑中到底有多少赵军尸骨。长平古战场所在的山西省高平市位于晋南，是个四面环山的河谷盆地，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和平时期，他与外界的交通往来并不便利，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县级市。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尸骨坑，都是通过盖房、耕地、修路等活动发现的。当地经济基本上还以农林养殖业和煤炭采掘业为主，辖区内绝大多数地域还保持着天然土质和自然植被，没有被大规模的工矿用地占用。这就意味着当地还有尚未被发现的赵军尸骨坑，这个意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被后人反复感叹并重新葬入殓的千年轮回，还要在今后继续下去。也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实体考察和考古挖掘工作，加之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录，将这些依据汇总后研究分析，才得出一个最谨慎的结论：我们不敢说当年长平之战被杀的赵军士卒，不多不少卡准了就是45万整，但肯定达到了这一数量级。细思极恐：如果从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结束开始算，我们中国人打扫战场扫了2277年！不止在山西有大量尸骨被发现，河北也有，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的南侧，有十四个封土墩台。1996年，因为外界环境的风雨侵蚀，其中一个外表封土剥落，露出了里面的人头。后来，通过做一个小型的探方挖掘，发现每个墩台里都有超过2000颗以上的人头骨，都是首级，没有躯干，且时间比长平之战发生时间要早，通过与文献对比，认为这些“京观”是燕国子之之乱、或者乐毅伐齐后，燕军带回来的齐国俘虏的首级。这说明，当时这种大规模以割取敌人首级计算功劳的方式，不止是秦国，在其他国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