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科举实践推动中原与边疆一体化

作者：李兵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

辽、夏、金民族政权的科举实践，培养了大量治国理政人才，增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倡导了共通的思想理念，强化了“中华一统”的发展格局。

少数民族政权的科举实践，带有鲜明的多样性因素，如科举并非主流选拔机制、录取人数相对较少、按民族分科考试，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多样性，刻意强化胡汉二元对立，忽视少数民族政权的科举实践对加速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推动中原与边疆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作用。

促进思想文化融通

辽、夏、金三朝科举以经史、文学为考试内容，科举制成为儒家文化向北方游牧地区广泛传播的制度载体。北方的少数民族士子通过学习儒家文化，接受儒家文化，增强了“向风慕华”的心态，有利于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相互认同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兴建孔庙，确立“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在上京设立国子监。至圣宗时期，辽朝境内已普遍设立府州县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教育系统。在科举倡导学习儒学的氛围下，辽朝各族士子的文化水平显著提升，“勒石能铭，登高能赋，师旅能誓”者不在少数，以至于辽道宗欣喜地说道：“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科举制度带动辽朝士子学习儒家文化，使契丹从原本“礼文之事固所未遑”的部落，发展为以中华文化继承者自任的文明国家。

西夏的创立者元昊建国后，设立番学和汉学。研究者认为，西夏番学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科举取士的性质。此后，西夏官学规模不断扩大，翻译成西夏文的儒家经典也不断增加。西夏教育的特点是番汉双语教学，这对提高党项人的汉文化水平，以及缩小西夏与中原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差别，均具有积极作用。

金朝推行科举制较辽朝更加全面，儒家文化在金朝的浸润程度也更加深刻。海陵王时期，金朝太学有词赋、经义、小学的学生约百人，至世宗朝迅速跃至400余人。章宗朝，地方教育已十分繁荣，各府、州、节镇都相继设立官学。在金朝，进入官学或私学是士子步入官场的主要通道，正所谓“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时人赞叹金朝儒学之盛貌曰：“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

金朝设立女真进士科，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为了能让女真士子读懂并掌握儒家经典，金世宗设立译经所，将儒家经典翻译成女真文字，包括《易》《尚书》《论语》《孟子》等。金世宗强调，翻译这些儒家经典，目的在于让女真人懂得“仁义道德”。由于金朝最高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女真人的文化水平整体迅速提升，一部分女真士子的文化水平几与汉族士子没有差别。

辽、夏、金三朝推行科举制和儒家文化，萌生并强化了“懂礼即中国”、“用中国之礼则中国之”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塑造着南北共通的政治趋向与伦理道德，为中国“大一统”的再次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推动政治体制与中原接轨

辽、夏、金虽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但在国家制度选择上，则充分继承了隋唐的政治遗产，并参照同时期宋朝的政治经验，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推动了中原与边疆政治制度一体化的进程。

辽代科举制的实施，使大批汉族士子进入朝廷，他们与契丹贵族密切合作，共同执掌朝政。在政治制度上，辽朝把中原三省六部制引入中央官僚体制中，实行中央集权制。科举出身的进士及第者为辽朝建章立制作出巨大贡献，使得辽朝制度得以与中原汉制接轨。这批文官群体掌握文化知识，精通治国方略，秉持儒家“以忠事君”意识，或担任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等军政要职，或出任地方官，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巩固统治秩序，加快经济发展和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

西夏同样重视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进士出身者在西夏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均担当要职。斡道冲以《尚书》中童子举，被任命担任番汉学教授，后高居相国长达10余年之久。进士权鼎雄为人正直，神宗继位后，奉诏担任左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机密和边防，是西夏时期的名臣。西夏通过科举策试任用官员，限制了拥有政治特权的贵族，有效巩固了中央皇权，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金朝在建国之初接纳了大量原辽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开科取士以后文官数量更是骤增。这些文官为金朝的政治制度建设出力甚多。进士张浩前后两次受命制定内外礼仪；进士李晏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其中“风俗奢僭，宜定制度”、“太平宜兴礼乐”均切中当时政治要害；进士张万公世称淳厚刚正，多次主持典章制度的修改与完善工作；状元张行简不仅主持修订金朝大制度、大典册、大号令，而且还承担修撰世宗、显宗、章宗三朝实录。金代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培养和选拔了一批汉族文士和女真族优秀人才，对于完善中央集权体制和巩固政权起到积极作用。

图为开封市博物馆藏《女真进士题名碑》。此碑立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六月，用女真文书写，记载“四月十五日试策，十七日试论诗”，是研究女真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左冬辰/ 供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外交往领域，进士出身的文官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宋朝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有意选择有文采的进士出身者担当外交使者，一方面责成他们在外交谈判中维护各自利益，另一方面期待他们通过展现个人高超的文学修养和精深的学问水平以彰显文明程度。譬如辽朝进士王师儒不仅善于辞令，更精通儒学，文学素养极好。北宋国信使钱勰出使辽朝时，他作为接伴使，与其探讨儒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卜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当时的南北政权是分裂的，但是并未阻断南北文化的沟通。同在儒学文化浸润下的南北进士出身者，借助出使往还的机会，穿梭于南北之间。他们因为思想文化的共通性，往往彼此之间可以直接对话。这无疑为南北政权结束战争、和平相处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辽、夏、金三朝以儒家“大一统”思想构建国家政治体制，是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产物。科举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媒介作用。政治制度的趋近，为“大一统”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动力。

因俗而治各有特色

科举制度以“天下至公”为理念。辽、夏、金三朝在开科取士的实践过程中，结合本民族特色和风俗，对科举制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革，发展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取士制度，丰富了科举制内涵，促进了多民族国家进步。

辽朝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地区后开科取士。圣宗朝，科举制被推广到辽朝全境。辽朝境内民族众多，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这在科举制上也有体现。在辽朝，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汉族士子和汉化程度较深的渤海士子。辽朝禁止契丹子弟参加科举，担心他们因此丧失尚武彪悍的风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契丹人因仰慕儒家文化而不惜改名换姓偷偷参加科举考试。

辽朝作为首个将科举制推向北方游牧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充分保留了北方民族的风俗和特色。譬如，辽兴宗曾数次亲自拟定考题，其中“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等殿试试题，有着浓郁的契丹游猎民族气息，别具一格。契丹民族文化素质与国力水平的提高，带动与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的适用圈。

西夏在不晚于仁宗朝已实行科举制，立唱名取士法。西夏科举制分番、汉两科，各设经义、赋两个科目，番、汉考生各自用本民族文字应试。西夏复立童子科，为皇室子弟打开晋升之路。神宗遵顼博览群书，以廷试进士及第、唱名第一，成为拥有状元头衔的皇帝，体现了西夏科举制度的民族特色。科举制在西夏的推行，有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

金朝接纳了相当数量的辽朝文士，所以自太祖时就施行科举。金灭北宋后，为招揽更多原北宋治下的士子入仕，着手改革科举。原北宋与原辽朝的士子在知识结构、文化水平上差异较大，为平衡两方需求，金朝特创“双元”取士法，即“南北选”。南选以原北宋士人为对象， 北选以原辽朝士人为对象。随着金朝统治渐趋稳定，科举成为金朝全国统一性的考试。海陵王即位后决定改“南北选”为“南北通选”。至世宗朝，越来越多的女真族人与汉族人杂居，他们受中原儒家文化熏陶，知识水平逐渐提高。鉴于这些人对科举入仕的渴望，金世宗下诏设立女真进士科，专门面向女真子弟选拔官吏。

为少数民族子弟专门设立考试科目，金朝可谓首创。后世元朝的蒙古进士榜和清朝的满蒙八旗榜，均受金朝女真、汉人分科取士制度的影响。金朝规定，凡45岁以下女真人参加进士科考试必须在府试前10天试以弓箭。进士科试射，要求女真士子在注重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身体素质锻炼。清朝规定八旗子弟报考时须先试骑射，应该也是受到金朝女真进士科试射的影响。金朝科举制较辽朝施行范围更广、作用程度更深，其影响延续至元明清，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辽、夏、金民族政权的科举实践培养了大量治国理政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增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在政权分立的情况下，各政权的科举实践，倡导了共通的思想理念——儒学，强化了“中华一统”的发展格局，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因政权分裂而产生的心理距离与制度隔阂，确保中国历史朝着重新统一的方向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