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记忆·1938·姚水娟
1930年岁未，京杭大运河终点，杭州拱宸桥的荣华茶园。“群英舞台”入科不到一年的艺徒，正在这里进行所谓的实习演出，几天演下来，收入还不错。班主竺均堂得意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块大洋，领大家去了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群英舞台”的全家福。用竺老板的话讲，我们喝到了生意的头口水。其实早在1923年秋天，施家岙村的女班就到杭州演出过，只不过那时的杭州观众对越剧太陌生了，开演的锣鼓声在西湖的水面上，甚至没有激起一点浪花。没有浪花就等于没有银子进帐，班主王金水自然是脚底抹油走为上了。八年后风水轮回，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越剧史上著名的“五大名旦”，都先后在杭州舞台上亮过相，那时杭州被誉为“三十年代女子越剧大本营”，众多女班在前往上海和在杭嘉湖一带演出途中，杭州是必经和落脚之地。在杭州演出时间最长、以后又在杭州工作与居住的，就是“群英舞台”的姚水娟了，她一直把杭州称为“第二故乡”。
【越剧】碧玉簪 三盖衣 音乐： 姚水娟 - 越韵华章 坤伶鼻祖之小旦篇下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姚水娟和戏班来到杭州大世界游艺场，演出越剧经典剧目《碧玉簪》。大世界游艺场位于杭州延安路和仁和路的十字路口，如今杭州采芝斋食品店的斜对面。1922年由曾任浙江省省长的张载阳创建，经理为陈慎孚。大世界游艺场占地七亩左右，初期只有共和厅和大舞台两个演出场所，一个旱冰溜冰场。1935年扩建为三层高楼，有大小演出场八处，演出各种剧目，最大剧场可容纳千人，以演出京剧为主。有趣的是，大世界的门票始终是银币贰角。下午进场，可接连看日夜两场戏，剧目任选随座。大世界游艺场在抗战初期停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业。
越剧《碧玉簪》选段 姚水娟 （1962年）
姚水娟在《碧玉簪·三盖衣》这出戏中，充分运用了她韵味浓郁、朴实的唱腔，咬字正、吐字清的道白特长，并以行如飞云的台步，飘忽轻柔的水袖相辅，使观众为之倾倒。姚水娟那充满爱怨的眼神，准确表达了李秀英此时的惧怕惊吓，对丈夫的不满却又爱护怜惜之情，把一个封建社会千金小姐的善良贤慧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杭州坊间有这样的传说，张载阳在观看《碧玉簪》时，被姚水娟真挚动人、朴实无华的表演深深打动，忍不住手拍前排座椅，连呼“三花不如一娟”，这件事情一经媒体渲染，很快就传遍了杭州全城。各种报刊也登出人物专访。姚水娟由此名气大震，从此奠定了她在越剧界的地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就烧到长江以南，给越剧带来了灭顶之灾。大批戏班子四处避难，更多的则逃回了嵊县老家。“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由于当时还没有与英美等国交战，由此形成了外国租界休战的特殊状态。大批江浙籍人士纷纷涌入租界或避难或创办实业，而在租界的阔太太、阔小姐闲暇之余，看戏则成为她们的主要消遣，对乡音不改的越剧自然也就多了一份亲近。租界文化具有很大的消极性，但在客观上为越剧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一些戏班子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接受更多姐妹艺术和异域文化的营养，陆续进入上海滩。1938年春节前，姚水娟随“越升舞台”到上海。开始演出于通商旅馆小剧场，演出收入主要以买茶水为主，观众也限于“穿短打”的社会下层。那时和姚水娟搭档的，是“时髦牌”小生李艳芳、毛佩卿、商芳臣等越剧名伶。
1938年农历除夕，在上海知味观杭邦菜馆当账房先生的余姚人蔡萸英，外出办事路到通商旅馆，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锣鼓声，原来是“越升舞台”在彩排家乡小戏《倪凤煽茶》。蔡萸英看完彩排心情愉悦又喜逢佳年，他兴冲冲地去附近花店订了一只花篮，第二天送到通商旅馆小剧场。正月初一晚上演出的是姚水娟的拿手好戏《盘夫索夫》，看到家乡人送来的花篮，艺人们很振奋，首场演出取得了成功。在艺人们的眼中，这只花篮是一个好兆头。她们日夜两场捧进去又捧出来，在台上风光了半个多月。这是越剧戏班进入上海后收到的第一只由观众自发赠送的花蓝，从此演出时观众赠送花蓝成为一种风气。
姚水娟在通商旅馆小剧场一炮打响后，又到老闸戏院演出。观众从下层劳苦大众，逐步扩展到中上层市民。生意风生水起，班主自然喜上眉梢。被战火惊恐逃回嵊县乡下的戏班闻此商机，接踵而来纷纷回到了上海。不出三个月就来了六副戏班，第二年达到了十多副戏班。女子越剧的主要名伶几乎都来到上海，中小型剧场大多被越剧占领。全市能够日夜两场演出的戏班，就有四十余家之多。
1938年8月的一个深夜，姚水娟演完夜戏卸好妆，走到天香大戏院门口，看到观众捧场送来的花篮已经摆到了大厅，但是她心里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此时上海滩的戏班众多，名角云集，激烈的竞争就在眼前。虽然演出上座率一直不错，但姚水娟感到老是演一些老戏，总有演塌台的那一天。尤其现在国难当头，唤起民众觉醒，也是一个中国人起码的良心。想到这些，姚水娟辗转难眠，经过彻夜思考，她做出了一个对越剧有着重大意义的决定，引进编剧，创作新戏，杭州人樊迪民进入了她的视野。出生于1894年的樊迪民是良家子弟，曾任天津《大公报》驻杭州特派记者和办事处主任。1938年7月他辞职来到上海，经小学同学张星祯女士介绍，和姚水娟相识。盛夏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屋内伏案写作，门外传来了轻轻地敲门声。他开门一看，来人竟是当红名伶姚水娟，樊迪民不由得楞了一下。姚水娟向他说明了来由，樊迪民显得有一些犹豫。虽然他曾经写过一些文明戏，但对于戏曲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望着姚水娟期待的目光，樊迪民还是应允了下来，他先是送姚水娟下楼，又到附近的一家小吃店，买来一大叠烧饼。拎了两个盛满开水的热水瓶，一头扎进蒸笼似的小阁楼里。根据上虞驿亭人魏绍昌的建议，他一气呵成创作出适合姚水娟表演艺术特色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剧本。当把剧本交到姚水娟的时候，他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樊迪民从此一直使用艺名樊离，取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范蠡名字之谐音，他是越剧史第一个专职编剧，后被称为越剧编剧“四大金刚”之首。
姚水娟早年剧照
上海天香大戏院位于天津路香粉弄，原称煤业大厦。1938年9月，在这座戏院揭开了上海女子越剧改革的序幕。在《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广告上，出现了“编剧樊离、导演张子范”的字样，越剧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编导制。张子范原来是男班艺人，离开舞台后担任说戏师父。当姚水娟扮演的英武飒爽、气度轩昂的花木兰出现在观众面前时，立刻博得了满堂的喝彩声，上海评论界称之为“振聋发聩，使人猛省”的时代好戏。《花木兰代父从军》连续演出了二十七场，京剧和电影界的人士纷纷前来观摩，扩大了越剧观众的层次。上海《戏报》《戏世界》《戏剧世界》三家小报，联合举办由读者投票选举“越剧皇后”的活动。那时上海的女子越剧戏班有十副之多，扮演旦角的名伶济济一堂。选举结果是姚水娟独占鳌头，荣登“越剧皇后”的宝座。就在《花木兰代父从军》上演不久，上海日伪汉奸在他们操纵控制的报刊上大放厥词，说天香大戏院埋有一颗定时炸弹，以此来威吓姚水娟和她的姐妹。事情的起因是演员毛佩卿在她扮演的番将鼻子下面，化妆时即兴加了一撮日式小胡子。观众一看就明白这是暗喻日寇，为此日伪汉奸大为光火，但也无可奈何。广大观众不仅赞颂姚水娟的演技高超，更佩服她和姐妹们的爱国热情与胆识。当时大半个中国沦落于日寇铁蹄之下，姚水娟竟敢演出唤起民众、反对外敌侵略的好戏，这种大无畏的爱国精神，令人可敬可嘉。
有一天下午，姚水娟和樊迪民到即将要去演出的卡德大剧院。见到剧场有两层一千余个座位，樊迪民有一些紧张地说：“我们的责任重大啊”。姚水娟不假思索地说：“你我都有两只肩膀，泰山倒下来也要顶住它。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她一连串的六个“越”字，极大地震撼了樊迪民，他提出了要为“女子文戏”正名的想法。姚水娟毫不犹豫地说：“你去通知蔡萸英先生，从明天开始，所有海报和广告都改名为越剧”。从1935年宁波报界首次提出“越剧”，到1938年蔡萸英先生在专评戏曲的《戏剧世界》上再次提出“越剧”，从此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的笃班”“小歌班”“女子文戏”成为历史名词。
姚水娟《泪洒相思地》剧照
1939年夏天，姚水娟与魏素云组成水云剧团，这个剧团取消班长制，实行经理制。1940年秋，姚水娟又与李艳芳合作，组建了越华剧团，在皇后、卡德、龙门等戏院轮番进行演出。上演的新编剧目之多，在各个戏班子中占据首位。尤其是《蒋老五殉情记》《啼笑因缘》《泪洒相思地》等戏，上座率极高。《泪洒相思地》居然连演了八十多场，创造了一个戏连演场次的惊人记录。在上海的八年里，姚水娟一共演出了五千多场戏。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个演员能够在一座城市，不间断地演出那么多场次，这是非常罕见，也是后人望尘莫及的。此时的姚水娟，声名之盛达到了顶峰。她的成功为越剧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改革，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姚水娟是越剧改革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钟冶平，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2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总导演，越剧史学家。《百年越剧》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0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奖·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200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文艺专题一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电视文艺奖·牡丹奖一等奖；出版百年越剧文集《万紫千红总是春》。
本文由钟冶平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