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感恩李泽厚著述对我学术思想的哺育影响
感恩李泽厚著述对我学术思想的哺育影响
宁稼雨
听到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尽管感情上十分悲痛，难以接受。但作为细读过他很多著作的读者，我心里又有一份坦然和平静。因为我深深明白：李泽厚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财富价值远远超过他的物质生命。
迄今为止，我为不少已经去世或尚在世的师友写过怀念或评价文章，但他们都是和我有过直接交往的师友；李泽厚先生是我第一次专门写文章缅怀纪念一位从未有过直接交往的前辈先生。因为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使我深深感到，我全部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体系中，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学说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没有他的学术著作浸润哺育，也许就没有我本人的学术思想框架格局。
在找出我个人手里购买并认真阅读过的李泽厚先生主要著作后（计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美学论集》《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便陷入深深的思考和怀念当中。
在系统接触李泽厚学术著作之前，我那点浅薄的哲学思想底子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世纪60-70年代从进入中学学习，到中学任教那十年时间里，从政治课堂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学到了一些零散的哲学知识。其中主要是通过对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论文的认真学习（个人认为这两部著作是毛所有著作中学理性强，政治色彩较弱的两种），大致了解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二是在大学本科政治课上，又比较系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了一遍（我大学四年的政治课共四门课，32个学分，640课时。大一为中共党史，大二为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一个学期），大三为政治经济学，大四为国际共运史）。尽管其中不乏政治色彩，但我本人一直乐意从知识学习的角度，从中获取对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利的因素。这样，十多年的时间里，也还算是对哲学知识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和认知。
但是，从读本科学习开始，尤其是到了硕士学习和研究阶段，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和感觉到，以往学到的那些有限的哲学知识，很难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派上用场。具体什么原因我说不好，但由此却明确产生一种渴望，希望能够有一种明快而透彻的哲学思想学说能够统摄和解决这些困惑和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泽厚的学术著作不断问世，在学界不断产生巨大影响。我本人也成为他的学术著作产生学术精神营养作用的真正受益者。回想总结一下，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对我本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开阔学术视野基础上对于庞大复杂研究对象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的统摄驾驭和精确概括。这方面的学养渊源应该和李泽厚先生受过康德重要的学术影响有关，但他能够把康德的这种学术路数应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局面总结概括，收到言简意赅，以简驭繁的鲜明效果。这方面对我最先产生强烈冲击力，并最先化为教学研究理论支撑的著作是八十年代几乎无人不晓的《美的历程》。这部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却准确清晰地勾勒并总结出自先秦至明清三千年历史中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艺术主潮。我立即为其深刻见解和精湛表述所震撼，简直惊为天人。当时我自己的感觉是，以前看过若干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文学史、艺术史、美术史，都没有留下如此清晰和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个清晰深刻的印象很快成为我在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的理论武器。
首先是关于魏晋文化的总体把握。以往学界对于以魏晋风度为核心的魏晋文化潮流基本持否定态度。但《美的历程》中《魏晋风度》一章中却从“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角度，对魏晋文化提出了全新的阐释和评价。这个评价很快被我所吸收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拓深范围，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中继续学习掌握李泽厚在魏晋文化问题上的深入阐述，并将其作为我最初进行魏晋风度研究的重要理论武器支撑（其他相关还有鲁迅、宗白华先生的论述），成为我第一部魏晋风度研究著作《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的主要参考文献，并且也是我长期进行魏晋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依据之一。
其次是关于明清文艺思潮的总体把握。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南开中文系教学工作中承担元明清文学课程。从我上学读书到进入工作岗位，翻过不下十种文学史，并旁及哲学史、艺术史等，但基本框架都是从社会背景的综述到作家作品的陈述。很难见到那种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把握明清文学总体潮流精神的论述。因此总是感觉难以对明清文学总体做出简要而精炼的概括总结。但是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明清文艺思想》一章，将此宏大的理论问题概括为“市民文艺”“浪漫洪流”“感伤文学”三大主题。我立刻感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这三大主题的理论观点不仅很快成为我在明清文学教学备课时的宏观统摄线索，而且也成为我后来担任罗宗强、陈洪先生主编的南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明清文学两章执笔时的基本理论框架。
其二，以思想家的高度和身份角色角度来认识和施行学术研究工作。人们通常都认为学贵创新，但如何能够真正做到学术创新却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从我本人阅读李泽厚先生著述的感受来看，他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就是，他始终能够从思想家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学术研究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总结评价学术研究对象。这集中表现在他著名的“思想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看过诸多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之后，再来看李泽厚的思想三论，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对于中国历代思想史评价认识本身就饱含思想的含量。从他对于孔子仁学结构的解构分析（实践理性统领想的血缘意识、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到他把庄子的哲学上升到美学层面的分析；从墨家思想初探，到中国人的智慧总结，都能把握出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家衡量评价尺度标准。我本人由此受到的教益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关于《水浒传》，我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一篇是《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中国绿林文化的影响》（《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前者曾被教育部通用语文教材作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课文的参考材料（节选），后者也曾被多家媒体转引，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而在《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研究中，我又花较大力气在魏晋玄学方面下过功夫，使我能够用玄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发展脉络，来把握理解魏晋文化的总体精神和各段特征。我把魏晋文化的总体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以超脱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德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并以这个总体精神来把握魏晋风度的主潮与各个时段和侧面的主从关系。与此相关的还有我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三段论”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 ，《求索》2017年第三期特稿），等等。这些研究方法路数究其渊源，应该是从李泽厚先生那里得到的以思想史作为研究杠杆的套路启示。
二是其学说本身探索勇气和学术个性，形成独立具有思想家品格的学术门派。我读过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也不少，但个人认为其中最有学术个性和思想体系的便是李泽厚的思想三论和相关论著。这个学术个性和思想体系的核心点就是不囿于传统旧说，并力求突破之，以自成门户的思想体系来经营自己的整个学术大厦建构。李泽厚之所以在学界有那么明显突出的辨识度，思想家的底色是决定性的缘故。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中国古代小说（以文言小说为主）研究，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其中第三个方面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我本人在对百年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其沿用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分别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体系建构和纵深开拓，但却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以故事类型为重要生存状态的格局面前搁浅。因为故事类型（如王昭君故事、西厢记故事）本身由多种文体和多种作家作品构成。单纯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只能对故事类型进行割裂式的分解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我在吸收西方主题学研究合理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力图扭转由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给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故事类型研究造成的缺失局面。这个学说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和关注（参见《学术史视域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得与失》，《南开学报》2020年第三期）。
综上可见，如果说我本人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能够取得一些成绩，那么这些成绩背后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就是李泽厚先生著述和思想。在他离世之际，我以坦诚的心扉，向李泽厚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祝愿他天国安享冥福，不断倾听他的读者们报告他的思想种子结出的诸多果实。
2021年11月4日凌晨于津门雅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