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文化与徽文化之比较（上）
宣文化与徽文化之比较
陆再奇
宽泛地讲，宣文化，即以今宣城市政府驻地为区域中心的古宣州地域文化；徽文化，即以歙县徽城镇为区域中心的古徽州地域文化。农耕文明时期，生活在古宣州和古徽州地境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封闭的，都是吸收了大量的非固有的因素，宣文化与徽文化也不例外。从两地首次接受中原文明的时间和受中原文化影响及中原化进程来看，宣文化为源头、处于上位，徽文化则处于受其幅射和影响的下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频繁流动，地域文化渐趋同化，宣文化和徽文化的地域特征渐渐淡化，乃至逐步消失。
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方言。同一方言是同一区域内人群交往的媒介，不同的方言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心态，是地域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因素，方言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域的演变、历史文化地域的形成等事象之间，向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一）宣文化和徽文化的地域范围
宣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宣州吴语方言范围基本一致，又与古宣州疆域变迁密切相关。古宣州，指以今宣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区域，其建城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据《鄂君启节》记载，至少在公元前323年之前，楚国在宣州城中设有水关，驻有税官。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在宣州设立地方一级政府（相当今省）丹阳郡，疆域包括今皖南苏南浙北5.7万多平方公里。后世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考量，西晋、三国孙吴、李唐王朝先后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出今南京、黄山（古徽州）、池州等设区市；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赋税的增长，唐末五代又从古宣州母体中析置今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北宋初年，古宣州——宁国府一府六县疆域基本定型，直至民国元年（1912）。古宣州政治中心所在地宣城市宣州区，作为地方二级及以上（相当于今省或设区市）区域中心，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宣州吴语，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方言分布区域普查时，宣州吴语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今皖南芜湖、铜陵、池州、宣城、马鞍山、黄山市黄山区北部，江苏西南部及浙江西北部，起初被定名为“铜太方言”，取铜陵、太平两县名首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来皖南调查方言时，根据这些地方古时属宣州或宣城郡，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其更名为“宣州吴语”。
徽文化的地域范围与历史上徽州方言范围大体相当。古徽州，指以今歙县徽城镇为中心的区域，其前身可追溯至公元前208年，孙权为镇抚山越人，分丹阳郡西南部设立的新都郡，郡治浙江淳安；公元281年，晋改新都郡为新安郡，仍治浙江淳安。新安郡在设郡100多里默默无闻，东晋隆安二年(398)，因五斗米道的传播和新安太守孙泰侄儿孙恩起义，世人才知道有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文帝杨坚灭南朝陈，分新安郡西部休宁、歙、黟3县，第一次置歙州，歙州疆域约占新安郡50%，古徽州疆域第一次出现雏形。唐永泰二年（766），祁门县的设置，古徽州一府六县格局终于确立。北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被镇压，改歙州名徽州，取意将此地捆绑起来，不让其造反。古徽州中心所在地歙县徽城镇，作为地方二级以上区域中心，始于隋末汪华起义，至今13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古徽州区域中心移到今黄山市人民政府驻地。徽州方言，分化于吴语，形成于宋元时期，分布在新安江流域及周边区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区域由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组成。徽州方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徽文化研究才被当代人确定为一种汉语方言。
（二）北宋及之前，皖南地域文化中心在宣城，宣文化一枝独大，徽文化处于起步阶段
石器时代，宣城地境的先人创造了“水阳江文化”。夏商周时期，古宣州和徽州在内的皖南土著居民为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语言为古越语，似鸟鸣一样中原人听不懂，称之“鸟语”。秦统一中国，古宣州和古徽州虽然纳入中华大一统疆域，除少数统治者，居民主体仍然是土著越人。西汉建元六年 (前135)，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李忠任丹阳郡（治宛陵，今宣城市）太守。《后汉书·李忠传》载：“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义，衰于中国，乃起学校，习礼容”，传播中原文明。数年间，丹阳郡好学成风，不少人通晓儒学，并被提拔担任地方官吏或僚属，李忠也获得政绩“天下第一”的赞誉。丹阳郡学培养的人才中，最著名为汉末争雄中割据一方的徐州剌史陶谦，《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载，“（陶谦）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说明进丹阳郡学，为其进入仕途奠定了基础。《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1986版《南京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包括古徽州在内的今苏南皖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徽文化的源头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
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宣城境内。《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永平十三年（70），中国第一代佛教徒、楚王刘英因人告发谋反，被遣送至丹阳泾县（今宣城市泾县），随从中佛教徒数百人，此为史籍记载的佛教最早传今安徽内及长江以南之始。《吴志·刘繇传》载，汉灵帝时，丹阳（今宣城）人笮融(?—195)建佛寺，供奉有铜质涂黄金且衣以锦采的佛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度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顺帝年间（126—144），泾县始建万寿寺，标志皖南地区开始建造佛寺，距今1800多年。《三国志·孙瑜传》载，建安九年（204），孙瑜（177—215）领丹阳郡（郡治宣城）太守时，曾用厚礼聘请笃学好古的名儒马普讲学，让将吏子弟数百人从其受业。
西晋惠帝时期（290—306），宣城县境内建造净国寺和永安寺。“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宣城）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侨居宣城境内的代表人物有谯国桓氏，产生了桓嗣、桓玄两位文学家，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出任宣城太守，著就“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朝齐“竟陵八友”之一的谢脁，出任宣城太守后，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谢脁的诗歌四份之一作于宣城，因此，人们将谢脁的诗集命名为《谢宣城集》，称为宣城为“谢宣城”“小谢城”，视宣城为“中国山水诗发源地”。 谢脁身后“中国文人的宣城情结”肇源于此。《梁书·周兴嗣传》载，南朝梁武帝时，迁徙宣城郡境内的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流传至今已1500多年。
唐代，宣城为宣歙池三州区域中心，发达的水陆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富庶的经济生活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为文化人的成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唐王朝重量级的文人名流几乎都与宣城结渊，他们或游学、或寓居、或为官、或避难宣城，“才人名士遥相望”，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化。开元十四年（726），裴耀卿任宣州刺史，“率父老子弟行乡饮于学，命歌《南陔》《白华》《华黍》《由庚》等篇，凡所谓学，莫详其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查屏球认为：唐建中、贞元年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宣城求学期间（13岁至19岁），完成了古文派传人的自我身份认定，并形成了改革文风的使命意识。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中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是宣州贡举的“生员”。《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载，宣城不仅盛唐时期，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唐代诗人占藉考》载，唐代宣州14位诗人，存诗667首14句；歙州9人，存诗14首2句。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考证，唐五代诗人（以有诗作存世者为准)与宣城县（今宣州区）有关的163人，诗歌298首。《安徽通史·隋唐五代卷》载，唐代安徽各州进士39人，其中：宣州8人（该卷至少不包括白居易、侯权等人），歙州5人；唐及五代安徽状元3名，其中：宣州2名（旌德县1名，宣城县1名），庐江1名。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依据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考证，隋唐五代全国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安徽21人，宣州13人。
两宋及其后，宣城文化世家大族开始显现，在诗、词、文、赋、书画、戏曲、宗教、散文、笔记小说、传奇故事等领域尽显风采。哲宗元祐二年（1087），知苏州事林希改任宣州，欣然吟诗道：“虎丘换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数舍间。天下难如两州好，君恩乞与一身闲。”倪源（约1086～1124），年15试太学第一，工诗，善画。北宋梅尧臣不仅以诗学理论著称，而且还被宋元诗坛誉为宋诗的“开山鼻祖”。北宋词人何大圭（1101～？），政和八年（1118）进士，试礼部第一，终身耽于吟咏，倾心笔耕。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吴伟，廷对万余言，论述精辟，考官欲将其名列第一，因言辞直率，得罪丞相秦桧，末列榜首，但仍列甲科。南宋词人吴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评其词说：“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诗词俱佳的周紫芝，以其卓著成就，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南宋状元张孝详寓居宣城，其《于湖居士文集》称，“私念宣大郡，民业于儒十五”。士民“于兵火抢攘之际，学者讲诵不辍”。淳熙八年（1181），宣州吴柔胜进士及第，其子吴渊、吴潜分别于嘉定七年（1214）、十年（1217）进士及第，且吴潜进士第一，父子、兄弟三人同为朝廷台阁重臣，吴渊、吴潜兄弟先后拜相，显赫一时。天圣五年（1027），宣城县人施元长进士及第，咸淳四年（1268），施元长的孙子施岩求、施福求同榜进士及第，宣州一时“祖孙三进士，兄弟两登科”成为美谈。《安徽通史·清史卷》载，唐至宋安徽全省出了9名状元，宣城3名（南唐舒雅、丘旭，南宋吴潜）。徽州府志也记载舒雅为徽州人，其实，舒雅的出生地、成长、成才地均与徽州无关，可能是祖籍徽州。
今人津津乐道的新安理学（注：新安疆域大体由明清时期徽州府、严州府，新安治所在浙江严州府境内），最早形成于南宋。新安理学创始人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出生地、成长地、学术活动均不在徽州，其学派人称“闽学”，只不过朱熹自称“新安人氏”，因此被徽州引为乡里之荣。公元1176年4至6月，朱熹第二次回婺源祭祖扫墓，徽州人向其拜师求学，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侯，徽州开始热衷求学，乡风民俗才开始转变。在此之前的古徽州，西汉武帝刘彻时，在此设丹阳郡尉，强化统治，相对平静外，可也动乱不已。仅《徽州府志》记载的较大动乱：汉建安十三年(208)，山越人叛乱；晋隆安二年(398)，新安太守孙泰反对征役，密谋起事，为淮南王司马道子所杀；宋泰始二年(466)，太守阳伯子率兵反叛；梁大宝元年(550)，侯景之乱，元义率兵攻陷新安郡城；隋大业十二年(616)，歙人汪华起兵占据新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歙人洪贞起义被镇压；唐宝应元年(762)，歙人方清揭竿起义，众至数万；宣和二年(1120)，歙县佣工方腊起义，《青溪寇轨》载，宋军杀起义军百余万，平民不下两百万。频繁不已的动乱，古徽州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士民无法安心求学。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认为：中古时代，宣城地理区位，先为政治中心，再为江南奥区。西汉、东汉以及三国孙吴时期，包括今江苏南京地区在内的丹阳郡，郡治宣城。当时的郡是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换言之，汉代的丹阳“省”，“省会”在宣城，这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说明了宣城为其时的江南或曰江南西部的政治中心。进入六朝时代，丹阳郡治迁到了今天的南京，宣城则成为江南的奥区与腹地，每当北方战乱，大量江淮间乃至黄河流域的士家大族迁徙江南，多有入驻宣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北阻淮河与长江的江南，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避难所，而江南平原文化的避难所，又在山水环护的宣城，宣城对于华夏正朔的传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创刊号2012年第一期）。
当今学术界追捧的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其源头大多从宋代谈起。宋代之前因回避宣文化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安徽通史》《安徽省志·科学技术志》等专著多处宣讲宣文化。研究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徽州文化，谈论南京历史，均回避不了宣城，《芜湖通史》宋代之前写的多是宣城。唐五代及之前，宣城是皖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南宋及其后，随着皖南沿江地域的开发及商品经济发展、徽商的崛起，宣城政治、经济和地理优势渐弱，宣文化一枝独大的地位开始动摇，一个显现的表现便是人才数量相对的减少。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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