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漫谈抗战时期的教育和文化景观
钱念孙
人民政协报
2020-08-24
钱念孙
萧军于抗战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讲述东北爱国军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
夏衍于1942年创作的剧本《法西斯细菌》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编者按：
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抗战的胜利体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抗战的胜利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教育、文化上的胜利。正如本文作者钱念孙所说：
■“教育界在困境中发奋图强相呼应，文化界也在抗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文化人不仅以笔为枪，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参与抗战，更在揭露敌人罪行，为抗战呐喊的过程中表现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风骨。”
■“知识分子，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忘记为国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们于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顾当时教育和文化界在国难中奋起抗争、缅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意义所在。”
本期刊发钱念孙先生此文，以纪念伟大的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民众颠沛流离，难以安居乐业。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另一番颇为难得的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笔者收藏古籍善本和民国旧书，手头有一本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编撰、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其中“1936～1945学年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载：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在校大学生1936年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也相应扩大39%以上。
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在战火中萎缩和凋敝，反而于困境中崛起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
抗战爆发之初，如何处理抗战与教育的关系便引起激烈争论。最能体现当时分歧意见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徙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事发展，学校准备再度南迁昆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到学校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学生自治会也认为：国家调动三湘民众奋起抗日的危急关头，热血青年内迁读书有违民族大义，以至派出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抗战。其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陈诚到校演讲，将学生誉为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可丢失的“国宝”，高度赞成学校再度南迁至昆明，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中努力完成学业，成为栋梁之才，以不辜负十年之后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期望。胡适当时也向蒋介石进言：教育乃百年大计，战时教育虽处非常时期，可做若干临时调整，不宜全盘改弦更张，仍应坚持常态教育。
教育部最终的“裁决”，否定张治中等激进派所持“教育应完全服务于抗战”，“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学生应征服役”的观点，采纳胡适等人“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主张。教育部如此决策，主要基于两条理由：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或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加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参战之必要”。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此事亦有清醒的认识：“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抗战之前，包括初、高中的中等教育一直由各地方省市教育厅主办，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烽烟四起，大批沦陷区中学生背井离乡流落到大后方，为保障他们就学和生存，国民政府在后方12个省区创办国立中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记录，至1944年已设立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这些战时组建的国立中学，收容和安置来自沦陷区的大量中学生及骨干教师，既以较高的教学质量保障学生的学业继续，又解决了师生战时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
这就不得不谈到当时一项非常难能可贵的举措，即所有内迁大学和中学学生的学费及基本生活费皆由公费承担。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周谷城即批评中国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流离失所的大、中学生多数断绝经济来源，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3年内再无息偿还政府。但战事持久，学生毕业后许多无法正常就业还贷，“贷金制”于1943年改为不用偿还的“公费制”，其发放范围也放宽和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获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如复旦、南开、厦门等大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的医疗费等；不仅面向高等教育，也惠及中等教育，当时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除免除学费外，还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抗战时期，教育经费投入巨大，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开支，这是中国教育能够在战火纷飞中创造奇迹的不可忽视的支撑。
朱光潜的《养士与用士》（载1948年4月28日《中华日报》）一文，曾谈到在战时经济极端窘迫中设立公费的意义：“除掉培植人才以外，还有另有一个用意，就是不让下一代的中国主人稽留在沦陷区域，受敌伪的蹂躏或利用。所以公费的设立含有教育的与政治的两种意味，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养。就抗战时期的成绩看，这两方面的成效都颇可观：我们培植出来了一些有用的人才，也救济了许多可能陷于敌伪占领区的青年。”朱先生的话并非虚言。当时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和南开，迁到西安的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迁到成都的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的南京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迁到桂林的浙江大学等，不仅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叶笃正、任继愈、汪曾祺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推出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曲线射影概论》、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众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其时大后方流传一句话：“抗战百事废，惟有教育兴”，便是对战时教育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与教育界在困境中发奋图强相呼应，文化界也在抗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日寇侵华的战火硝烟，点燃亿万中华儿女心头的怒火，广大文艺工作者将难以压抑的愤怒通过文艺作品宣泄出来，在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诸多领域，涌现出无数高扬爱国热情，抵御日寇侵略的佳作。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战鼓号角，唤起人们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松花江上》的结尾：“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如泣如诉，悲怆感人，激发人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讨还河山。文学作品《八月的乡村》，描写日寇蹂躏下的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英勇抗争。《法西斯细菌》在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刻画一位研究细菌的科学家从不问政治走向反法西斯的觉醒过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其他如戏曲《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原野》《雾重庆》，电影《逃亡》《日本间谍》《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无不以高亢的激情、恢弘的气势，传达和记录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难忘岁月。
值得赞叹的是，文化人不仅以笔为枪，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参与抗战，更在揭露敌人罪行，为抗战呐喊的过程中表现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风骨。尽管抗战时期也有像周作人这样附逆的汉奸，但那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文化人在抗日洪流中张扬民族正气，表现出宁折不弯的英勇气概。早在占领东三省之际，日寇就意识到：烧毁几条街或一个城市，一年半年就能恢复，只有摧毁中国人的精神，把商务印书馆这样重要文化机构焚毁，它才永难恢复。因此，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疯狂轰炸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及其4个印刷厂，随后又纵火烧毁隶属商务的东方图书馆。然而，张元济、王云五等出版人面对一片废墟，顶着敌人的恐吓利诱，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于同年8月即复馆复业，并且保证日出新书至少一种，以使中华文化赓续不辍，凸显文化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报界权威、《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坚持“报纸是民众喉舌，总要为人民说话”的原则，经常抨击时弊，支持抗日爱国运动。这使当时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非常恼怒，他找史量才谈话：“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反唇相讥：“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当然，秀才岂是兵的对手，史量才最终被暗杀，但他所表现的铮铮铁骨却令人景仰。陈寅恪1941年欧洲讲学后滞留香港，生活极端困难，日本人送来整袋粮食，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还强付40万港币让他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词拒绝，尽显文化人“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民族气节。
历朝历代，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文价值的守护者，民族气节的张扬者。孔子周游列国，“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孟子呼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均是告诫和示范后人，尤其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任何情况下都应不忘记为国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担当。这正是我们于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回顾当时教育和文化界在国难中奋起抗争、缅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