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挽救了南宋书法

纵观整个书法史我们不难发现，宋朝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北宋其实的“苏黄米蔡”，除此之外，南宋的张即之也是一位领军人物，他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他是一位挽救南宋书法的首要人物。

张即之《书楼钥汪氏报本庵记》纸本行楷 29.3×91.4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纸本 行楷 纵29.3厘米，横91.4厘米。小字行书38行，凡688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帖后有文徵明跋、项元汴题记。卷前后又有项氏诸印和卞永誉式古堂印，清乾隆、嘉庆、宣统三朝印玺。文徵明云：“按《皇宋书录》，即之，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其书师颜鲁公、尝为高宗所称。即之稍变而刻急，遂成名家。”

张即之是南宋书坛首要人物，《中国书法发展史》宋六人，张即之在内，另五人为北宋四家与赵佶。张即之是南宋后期力挽狂澜、振兴书法艺术、穷毕生之力以改变衰落书风的革新家，称雄一时，且有“宋书殿军之誉”。《宋史》本传称其“以能书闻天下”，“大字古雅遒劲，细书尤俊健不凡”。其下笔简捷凝练，运笔坚实峻健，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使字字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其所书《大字杜甫诗卷》前人评为“有长风破浪气象”。女真族虽然远在北方，与南宋政权处于敌对地位，但对于张即之的翰墨作品，却不惜用重金购求。

张即之《书杜诗卷》纸本楷书，35.5×1464.6cm 淳祐十年（1250）辽宁省博物馆藏

《书杜诗卷》，张即之大字楷书，墨迹，纸本，纵35.5厘米，横1464.6厘米，共一百二十八字。书杜甫七律《紫宸殿退朝口号》和《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首。所书含墨饱满，着笔从容，使转颇急，时露飞白，写出了斩钉截铁的独特风格。款署“淳祐十年（一二五零）八月下浣樗寮”,时年64岁。

明张宁云：“温夫特善大书，匾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清劲绝人。”其书法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达到超凡的艺术水平，就在于他临池不辍，刻苦修练，一生勤奋，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功力。张即之书固受唐人影响，但他并不模拟古人，不在前人的轨迹上亦步亦趋，而是善于变法，结合个人所长，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在雄厚挺拔的《书杜诗卷》中，他一改颜鲁公的圆头直入、纯然中锋运笔的方法，而间或采取侧锋笔法，使线条粗细浓纤交替编织，力求点画、结构的险劲清绝。此卷起笔落墨沉着从容，运行稳健，老笔纵横；笔画抑扬顿挫，使转颇急，力透纸背。飞白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为作品增添了刚劲与豪迈的气韵。其结体不雕不琢，斩钉截铁，自然爽朗，古雅遒劲。此卷笔势飘逸潇洒，大气磅礴，但笔笔可寻出处，毫不失规矩。这是件十分难得的翰墨精萃，堪称张氏大字楷书的代表佳作。

张即之《双松图歌卷》局部 纸本楷书 33．8×1196cm 宝祐五年(125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台慈帖页》 纸本行书 30.9×43.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书王禹偁待漏院记卷》局部 皮纸楷书 41.5×2665.5cm 上海博物馆藏

张即之善写大书，《待漏院记》即其大字书法的代表。此卷每行三字，字字大如碗口。字体取颜字之宽博方整，行笔粗壮雄健，笔道时粗时细，时呈波折，流畅跌宕。在帖学盛行的南宋，张即之坚持传承颜体，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

张即之《敛襟谈老氏诗楷书册》局部 纸本 纵26.5厘米、横13.6厘米

张即之《楷书度人经帖》局部 纸本楷书 59页 每页30.7×14.l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局部) 纸本 行楷 纵32.3厘米 日本京都智积院藏

张即之 《华严经》残册

后世书坛有人讥张即之书有意为“怪”，不合“规矩”，并斥之为书法“尚意”，追求“意趣”，表现个性。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提出，书法不能专师一家，模拟古人，而贵在“得意忘形”，自成“一家之体”，否则为“书奴”。后来，明代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亦曾云：“樗寮书，昔人斥为恶札。今评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唯象其胸怀，原与俗情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拔之可骇耳。自开天以下，千奇万异，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在这里，安氏既阐明了张即之书法的特色，又从“意趣”这一艺术的审美角度反驳了所谓“恶札”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