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挽救了南宋书法

纵观整个书法史我们不难发现,宋朝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北宋其实的“苏黄米蔡”,除此之外,南宋的张即之也是一位领军人物,他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他是一位挽救南宋书法的首要人物。

张即之《书楼钥汪氏报本庵记》纸本行楷 29.3×91.4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张即之《汪氏报本庵记》纸本 行楷 纵29.3厘米,横91.4厘米。小字行书38行,凡688字。辽宁省博物馆藏。帖后有文徵明跋、项元汴题记。卷前后又有项氏诸印和卞永誉式古堂印,清乾隆、嘉庆、宣统三朝印玺。文徵明云:“按《皇宋书录》,即之,安国之后,甚能传其家学。……。其书师颜鲁公、尝为高宗所称。即之稍变而刻急,遂成名家。”

张即之是南宋书坛首要人物,《中国书法发展史》宋六人,张即之在内,另五人为北宋四家与赵佶。张即之是南宋后期力挽狂澜、振兴书法艺术、穷毕生之力以改变衰落书风的革新家,称雄一时,且有“宋书殿军之誉”。《宋史》本传称其“以能书闻天下”,“大字古雅遒劲,细书尤俊健不凡”。其下笔简捷凝练,运笔坚实峻健,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使字字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其所书《大字杜甫诗卷》前人评为“有长风破浪气象”。女真族虽然远在北方,与南宋政权处于敌对地位,但对于张即之的翰墨作品,却不惜用重金购求。

张即之《书杜诗卷》纸本楷书,35.5×1464.6cm 淳祐十年(1250)辽宁省博物馆藏

《书杜诗卷》,张即之大字楷书,墨迹,纸本,纵35.5厘米,横1464.6厘米,共一百二十八字。书杜甫七律《紫宸殿退朝口号》和《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二首。所书含墨饱满,着笔从容,使转颇急,时露飞白,写出了斩钉截铁的独特风格。款署“淳祐十年(一二五零)八月下浣樗寮”,时年64岁。

明张宁云:“温夫特善大书,匾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清劲绝人。”其书法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达到超凡的艺术水平,就在于他临池不辍,刻苦修练,一生勤奋,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功力。张即之书固受唐人影响,但他并不模拟古人,不在前人的轨迹上亦步亦趋,而是善于变法,结合个人所长,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在雄厚挺拔的《书杜诗卷》中,他一改颜鲁公的圆头直入、纯然中锋运笔的方法,而间或采取侧锋笔法,使线条粗细浓纤交替编织,力求点画、结构的险劲清绝。此卷起笔落墨沉着从容,运行稳健,老笔纵横;笔画抑扬顿挫,使转颇急,力透纸背。飞白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为作品增添了刚劲与豪迈的气韵。其结体不雕不琢,斩钉截铁,自然爽朗,古雅遒劲。此卷笔势飘逸潇洒,大气磅礴,但笔笔可寻出处,毫不失规矩。这是件十分难得的翰墨精萃,堪称张氏大字楷书的代表佳作。

张即之《双松图歌卷》局部 纸本楷书 33.8×1196cm 宝祐五年(1257)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台慈帖页》 纸本行书 30.9×43.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书王禹偁待漏院记卷》局部 皮纸楷书 41.5×2665.5cm 上海博物馆藏

张即之善写大书,《待漏院记》即其大字书法的代表。此卷每行三字,字字大如碗口。字体取颜字之宽博方整,行笔粗壮雄健,笔道时粗时细,时呈波折,流畅跌宕。在帖学盛行的南宋,张即之坚持传承颜体,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

张即之《敛襟谈老氏诗楷书册》局部 纸本 纵26.5厘米、横13.6厘米

张即之《楷书度人经帖》局部 纸本楷书 59页 每页30.7×14.l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即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局部) 纸本 行楷 纵32.3厘米 日本京都智积院藏

张即之 《华严经》残册

后世书坛有人讥张即之书有意为“怪”,不合“规矩”,并斥之为书法“尚意”,追求“意趣”,表现个性。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提出,书法不能专师一家,模拟古人,而贵在“得意忘形”,自成“一家之体”,否则为“书奴”。后来,明代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亦曾云:“樗寮书,昔人斥为恶札。今评其笔意,亦非有心为怪,唯象其胸怀,原与俗情违逆,不知有匀圆之可喜,峭拔之可骇耳。自开天以下,千奇万异,何独字法不得任情哉!?”在这里,安氏既阐明了张即之书法的特色,又从“意趣”这一艺术的审美角度反驳了所谓“恶札”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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