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 | 中国国家博物馆铜器精品类赏析（三）
曾中斿父方壶
夏至春秋 春秋早期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
通高65.5厘米，口长22.8厘米、宽16.5厘米，足长30.5厘米、宽23.5厘米
青铜人首
商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高37.5厘米，重0.6千克
青铜人神情严肃、诡秘，面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宽眉，目呈杏核状，眼角上挑，宽鼻，鼻翼上方似戴一面罩，阔口，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一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青铜镜
新石器 齐家文化
传甘肃出土
直径14.6厘米，边厚0.15厘米， 钮高0.5厘米
镜面中央微凸，桥形钮，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三道凸弦纹与两周锯齿纹。此面青铜镜属齐家文化，由合范铸造，是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青铜镜之一。其镜身与镜钮形制为后世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及明清时期的青铜镜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讲，齐家文化的这面青铜镜奠定了我国古代青铜镜的基本形制。
粘有平纹绢残迹的青铜片
商
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
长19.8厘米，宽14.1厘米
商代纺织品痕迹主要见于覆盖在车、棺椁上的帷帐与青铜器的包裹，分为麻质与丝质两种，其中最大的纺织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72根、纬丝35根。
“康侯”青铜斧
西周
传河南浚县出土
高9.1厘米，刃宽6.8厘米，銎宽3.7厘米
器长方銎，口缘下有一周凸起宽带，短边一侧附一半环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
康侯，典籍之中称为“康叔”，是周武王同母少弟姬封，在周公旦平定纣子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之后，被封为卫国之君，封地在殷都朝歌，即商的中心地区，以统治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篇所记即是此时周公旦担心康叔年少误事而对其进行的告诫。周成王时，康叔担任周司寇，可见其在周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河南浚县辛村曾发现西周时期的卫国墓地，并出土铸铭“康侯”、“卫”的青铜器。
“作册般”青铜鼋
商 商后期 (前1300-前1046年)
通高10厘米，长21.4厘米，宽16厘米，重1.6056千克
作冊般黿，商代末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館。
器作立体鼋状,探首,四足外露,尾向左偏, 左肩部、背甲嵌入4矢。鼋背中部铸铭文：
銘文凡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命寢馗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并说：“将此事铭记于庸器，作爲你的寶物。”铭文所记与器取像相合。
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中出土西周早期柞伯 ，器内底所铸铭文记载，八月周王举行大射，命多士、小子、小臣进行竞射，柞伯十次举弓，皆有射获，对此，铭文语云：“柞伯十爯弓，亡(無)灋(廢)矢。”此“亡(無)灋(廢)矢”正与上举《作册般鼋》铭语相同，均是射礼场合嘉奖品论竞射优胜之评语。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商代甲骨卜辞中，亦记载商代贵族子弟习射礼之地点、弓法等，其与《作册般鼋》揭示的晚商射礼，其行仪程序有许多方面可与西周《麦方尊》、《令鼎》、《静 》、《长思盉》、《十五趞曹鼎》、《鄂侯御方鼎》等篇金文，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中记述的射礼相比照，从而探索商、周射礼之因袭损益。
作册般鼋之作器者作册般，又见于《作册般鼎》、《作册般甗》中，是商代末年的重要史官。
鎏金铜天王像
唐
高71厘米、宽27厘米
天王像为青铜铸造，除头发外，通体鎏金。面部双眼圆睁，张口露齿，显得威严愤怒。头发火红。身着铠甲，錾刻纹路生动流畅。肩部装饰龙首形。腹部中央有兽首装饰。右手叉腰，左臂上举。双脚踏在憨态可掬的两个小夜叉之上，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极具有艺术感染力。
蔡侯申方鉴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口长38厘米 宽37.5厘米 足长27.5厘米 宽27.3厘米
器为方体，直口，方唇，束颈，折肩，套环耳，深腹下微收敛，矮方圈足。器腹内壁四面各置一环，可与尊缶环钮相系。器口缘、颈腹之界与圈足饰蟠螭纹，颈部与腹部以铜嵌作兽纹。
蔡侯申豆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通高35厘米 口径17.5厘米 足径13.2厘米
器身作半球状，口缘下附四环耳，短校，圈镫。器盖扁圆，与器身相合成球状，上置四环纽。器通体以铜嵌作兽纹。
青铜人像
战国 魏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通高4.3厘米
器为女性形象，眉、眼、鼻、口、耳轮廓清晰，圆髻挽于脑后，身着右衽深衣，中腰束带，双手掬于胸前。身体各部凹凸有致，生动传神。
虎足青铜器座
战国 早期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通高7.7厘米 径13.9厘米
器为四虎口衔圆形器状。虎通身阴刻斑纹，前爪上扶圆形器沿，后爪站立支撑，尾上卷，仿佛奋力向上攀爬，极为生动。圆形器外沿呈环状，内接一镂空八瓣花形，花瓣上阴刻云纹。花蕊稍内凹，饰镂空四龙，相互衔咬中身，对向两龙造型相同，与相邻两龙略有差异。四虎与器座为分铸，于虎口部位焊接。
青铜鼎
战国 （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73年广东四会鸟旦山出土
通高28.5厘米 口径30厘米
器环形绞索状立耳，口如盘形，束颈，鼓腹较扁，三足细长外撇。使用此种形制的青铜鼎是当时聚居在今湖南、广西、广东地区的越族。
青铜鼓
战国 （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1号墓出土
通高40.4厘米 面径47厘米 足径68.9厘米
器平面，曲腰，四环耳，中空无底。器腰部饰一周云雷纹。此式青铜鼓大约是春秋中期之后流行于今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湖南等地，与当时中原地区两端收敛的筒形鼓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土此面青铜鼓的云南楚雄万家坝1号墓中还发现鼓面留有烟炱者以及与鼓同形而倒置用作炊具的釜，说明这一地区的青铜鼓系由釜发展而来，而且，此时的青铜鼓，尚处在炊器、乐器不分的发展阶段。
青铜甗
战国 魏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通高43厘米 口径35. 4厘米
器体分铸，上为甑，下似釜，是青铜甗在战国中晚期演化而成的一种新式。
甑直口微敛，铺首衔环耳，鼓腹，小底有箅，箅孔为十字形，内环列二十孔，外环列三十三孔，中腰饰凸弦纹一周。釜直口，高颈，套环耳，深圆腹，平底，中腹饰凸起绳索纹一周。
蔡侯申鼎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通高69.7厘米 口径62厘米
器体硕大，附耳微侈，直口，方唇，腹深且宽，圜底，三蹄足。平盖，顶有圆形矮支柱捉手。器颈、腹间铸一周凸弦纹，上、下均饰蟠螭纹，足上端饰饕餮纹。器盖内铸铭2行6字：“蔡侯申之食[鼎于]。”
蔡是周武王母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商纣王子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1955年5月，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昭侯墓中出土了486件青铜器，包括武器、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器类齐全，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 、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许多器物均铸铭文，反映出蔡国与吴、楚两国的密切关系。
蔡侯申尊缶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盛酒器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通高35厘米 口径13厘米 足径12.5厘米
器宽体，方口，直颈，弧肩较广，四环钮，鼓腹，矮方圈足。器盖微拱，顶中央置一套环，四边中间有四环钮，可以绳索与肩部四环钮相系。器盖口缘、器身口缘与圈足饰蟠螭纹，器身以铜嵌作兽纹。此尊缶出土时置于方鉴内，两者配合使用，尊缶为盛酒器，而方鉴则用以放置冰块。
蔡是周武王母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商纣王子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1955年5月，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昭侯墓中出土了486件青铜器，包括武器、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器类齐全，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 、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许多器物均铸铭文，反映出蔡国与吴、楚两国的密切关系。
蔡侯申尊
春秋 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1955年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通高29.7厘米 口径25.3厘米 足径19.7厘米
器体似觚较粗，上口侈大作喇叭状，周缘外翻而平张，下腹部凸起，饰饕餮纹。器内壁铸铭23行95字，记述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器之事。铭中语句“敬配吴王”，是蔡、吴两国通婚的证明。
蔡是周武王母弟叔度的封国，后因叔度参与商纣王子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流放，周成王时改封叔度之子胡于蔡。春秋时期，蔡为小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经常受到楚国胁迫，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1955年5月，安徽寿县春秋晚期蔡昭侯墓中出土了486件青铜器，包括武器、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器类齐全，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 、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许多器物均铸铭文，反映出蔡国与吴、楚两国的密切关系。
启尊
西周 周昭王时期
1969年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
通高18厘米 口径16.8厘米 足径12.2厘米
器敞口侈大，颈部较长，腹下垂而鼓，圈足低且外侈。颈、腹间铸两周凸弦纹，中间饰屈身龙纹。
器内底铸铭文3行21字，记述作器者启随周昭王南征。此篇铭文的布局竖有行，横无列，错落有致，用笔刚劲，结字方正，书风雄健。
逨钟
西周 西周中期
乐器
通高64厘米 柄高21厘米 铣宽35.5厘米 重50千克
钟腔体作合瓦状，较长，口缘内凹呈弧形，舞部正中为甬，有旋、干，枚下沿弱于腔高三分之一。旋、舞与篆部均饰穷曲纹，唯旋上穷曲纹中又间饰目纹，鼓部中央饰相背龙纹，右鼓发音部位镌刻凤鸟纹。鼓部两侧与钲部中央铸铭文15行128字，记述器主逨继承祖考职事，为四方虞稟。器铭中“虞稟”一职，与《周礼·地官》中“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四职相似。
逨钟1987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同出青铜钟与青铜镈共18枚，此枚逨钟与其他3枚铸铭钟同属一编。据现存4枚钟的音域组合推测，此编钟还缺少4枚。现已知美国克里弗兰博物馆藏有1枚，属此编8枚中之第2枚。
青铜鼎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0.5厘米 口径17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窄缘，鬲腹较浅，裆部内凹，下承三柱足。口缘下饰云雷纹，腹部三分袋状，各以云雷纹为地，正中饰饕餮纹，两侧以夔龙纹相呼应。器内壁铸铭文，又铸图形，图形上部状如二人相向而食，此即“飨”字之初文。下部图形可隶定为 “宁”，即“贮”字之初形。商代前期，在鼎、鬲造型中，一足大多与一耳垂直成线；商代后期，两耳固定置于三足之间，造型如此鼎，视觉上更加对称、平衡。
青铜编铙（3枚）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通高10-15.3厘米
铙腔体作合瓦状，口缘内凹呈弧形，鼓部正中处有梯形凸起，舞部正中有管状甬，与腔体相通。铙腔体外两面均浮雕饕餮纹。青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始见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继续沿用，敲击时器口向上。此型青铜铙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部、山东南部与陕西关中地区，通常一编数枚，形制、花饰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其中以3枚成编最为常见，余为4枚成编与5枚成编。此型青铜铙有些经过测音，其鼓部正中与两侧可发出两个频率音，音程关系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与小六度，其中以大二度居多，已能构成合理的音阶序列。而且，在一编3枚的青铜铙中，3枚青铜铙之间均以四度半音程之差排列，三者最低基频为一度、五度、八度，大致与C调相符。
青铜鼎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2.3厘米 口长18.3厘米 口宽15.6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窄缘，腹部呈长方形，下部略有内收，平底，下承四柱足。器耳外侧饰两周凹弦纹，口缘下与四转角处各饰1组饕餮纹，腹部四面左、右两缘与下缘均装饰排列规整的乳丁纹3行，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凸弦纹三周。器内壁铸铭文：“小子父己”。此器形制、花纹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后母辛鼎相似。在商代墓葬中，方鼎均成对出土。商代前期，方鼎腹部作正方深斗形；商代后期，方鼎腹部呈长方槽形，更显端庄稳定。
“子龙”青铜鼎
商 商后期 商末周初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通高103厘米 耳高22厘米 腹高43厘米 足高36.5厘米 口径80厘米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 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子龙鼎造型雄伟，在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而且铸造精细，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经典之作。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13世纪
高30.5厘米
此像为螺发，面部泥金，身披袈裟。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的莲瓣大而圆润，具有明显的西藏西部
造像风格。
13至15世纪，西藏西部造像一扫以往的稚拙之风，身体比例匀称，身躯舒展，手脚极富写实性。
彩塑菩萨头像
6-7世纪
1928年新疆焉耆七个星明屋发现
高37厘米，宽21厘米
菩萨发髻为大波浪纹，顶部梳髻。菩萨脸部圆润、面目清秀，双耳饰花式耳环。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11世纪
高11.5厘米
此尊造像左手结禅定印， 右手施触地印， 结跏趺坐于金刚宝座上。金刚宝座中间刻地母证佛成道、摩罗阻止失败的场景，两侧有象、狮子护法。
此像双肩宽厚，胸部饱满，双腿敦实厚重，具有尼泊尔造像的特征。袒右肩式袈裟仅在边缘处刻画衣纹，是印度笈多时期萨尔纳特风格的延续。
铜观音菩萨坐像
9世纪
高14.5厘米
观音菩萨头戴宝冠，袒露上身，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持莲花支于体侧，坐于莲花座上。卵形背光，简洁素雅。莲瓣大而铺地，莲瓣上 刻画三道叶筋，这种莲瓣是尼泊尔造像的特点。
自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入藏，尼泊尔工匠就开始在西藏地区雕塑佛像，12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因伊斯兰教的入侵而毁灭，西藏成 为尼泊尔工匠的创作之地。
观音菩萨头戴宝冠，袒露上身，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持莲花支于体侧，坐于莲花座上。卵形背光，简洁素雅。莲瓣大而铺地，莲瓣上 刻画三道叶筋，这种莲瓣是尼泊尔造像的特点。
自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入藏，尼泊尔工匠就开始在西藏地区雕塑佛像，12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因伊斯兰教的入侵而毁灭，西藏成 为尼泊尔工匠的创作之地。
铜观音菩萨坐像
8世纪
高24厘米
此尊造像为高束发， 头后是椭圆形火焰纹头光。袒上身， 饰项链、臂钏。右手持莲苞，左手支撑于体侧。圆形莲座，莲瓣宽厚， 叶面刻三道叶筋。这种莲座、头光形式常见于8 - 9世纪的尼泊尔造像中。
观音菩萨，也译作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其以宽广的慈悲胸怀救济众生，是佛教中最重要的神祇，也是信仰最为广泛的尊神。观音菩萨的形象很多，有持莲花观音、狮吼观音、四面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西藏吐蕃王朝的创立者松赞干布和历代达赖也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12世纪
高16.5厘米
此尊造像面相方圆，大眼、直鼻、宽嘴。身披袈裟，袈裟轻薄贴体，边缘饰凸起线纹。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薄衣贴体与高大的台座是东北印度波罗风格的体现。
鎏金铜毗卢佛坐像
12世纪
高12厘米
毗卢佛头戴宝冠， 发髻顶端饰绿松石。五官棱角分明， 大眼嵌银，具有印度人的特点。双耳后的宝缯呈扇形，十分别致。袒上身， 下着裙，帔帛自双肩垂落，绕两臂后垂搭于台座上。双手结智拳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毗卢佛头戴宝冠， 发髻顶端饰绿松石。五官棱角分明， 大眼嵌银，具有印度人的特点。双耳后的宝缯呈扇形，十分别致。袒上身， 下着裙，帔帛自双肩垂落，绕两臂后垂搭于台座上。双手结智拳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
铜毗卢佛坐像
11世纪
高12厘米
毗卢佛头戴宝冠， 双手结智拳印， 坐于莲花座上。佛像两侧各有一塔状装饰，像背是波罗风格中常见的拏具形式：正上方是金翅鸟，与肩平行的横梁上方各有一只摩羯，横梁下方是相背而立的狮羊。
毗卢佛的出现代表印度佛教密教思想体系已经形成。密教创立之初， 一直秘密流传， 直到7 世纪以后， 密教影响扩大， 得以公开传播。密教体系完善的标志是以五方佛为核心的神系建立，五方佛以毗卢佛为中心， 阿閦佛居东方， 宝生佛居南方， 阿弥陀佛居西方，不空成就佛居北方。五佛居于不同的佛国，有各自的菩萨、明妃、护法等眷属。
铜宝冠释迦牟尼佛坐像
11世纪
高15厘米
释迦牟尼佛头戴三叶宝冠，双目和白毫嵌银。身着天衣，衣褶流畅，身饰华丽璎珞。双手结说法印，结跏趺坐于矩形台座上。台座正面有四根柱子，中间为力士托举，两侧是狮子护法。佛像身后有头光和背光，背光外缘为火焰纹，内为梅花纹；头光外为火焰纹，内饰联珠纹。造像的嵌银技法与葫芦形背光形式是克什米尔地区造像特点。
这类宝冠佛的出现与密教形成有关。密教是印度佛教、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融合的产物，以咒术、仪轨和世俗信仰为主要特点，宣扬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 三密同时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在密教出现以前，佛像仅穿袈裟，不佩戴任何装饰品。7世纪以后密教形成，佛像开始追求奢华的装饰，不仅戴上了宝冠，还在身体各部位佩戴华丽贵重的装饰品。宝冠佛的形象后来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西北部和中亚地区。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8世纪
高16.5厘米
此尊造像面相方圆， 脸部泥金， 眼嵌银， 唇镶红铜。左手执衣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矩形台座上。台座由力士托举、左右双狮护法。释迦牟尼佛身着袒右肩式袈裟，袈裟紧贴身体，无衣纹，这是笈多风格的特点。
7世纪以后克什米尔地区创制了独特的矩形狮子台座形式，两只憨厚的狮子中间有一个力士双手支撑台座，座上放置坐垫。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9世纪
高11厘米
此尊造像面相方圆，大眼镶银，鼻梁矮平，唇镶红铜。袒右肩，披袈裟，袈裟衣纹以规律化的弧线表示。左手握衣角，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椭圆形束腰莲座上。造像采用银镶嵌技术，为典型的斯瓦特造像风格。
6-8世纪是斯瓦特造像风格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8-9世纪是其发展鼎盛并转衰的阶段。据统计，世界各地收藏的斯瓦特风格佛像不 足百件。
龙柄鐎斗
汉
高9.7厘米，长21.7厘米，口径12.4厘米
温器。青铜铸成。圆口，沿外折，浅腹，腹外壁饰凸弦纹三道。平底，外底中部有一凸棱，周边凸弦纹一周。器壁一侧伸出一龙形柄，龙头有独角，张口露齿，上吻较长上翘，下吻稍短。
三龙十六连弧铜镜
战国
照面用具
直径14厘米，边高2厘米
镜三弦纽，八出葵花形纽座，座外环饰三龙，张口回首，相互相应，长尾卷曲，以菱形云雷纹为地，镜缘饰十六内向连弧纹。
掐丝珐琅龙耳罍
清
高38厘米，口径30.8厘米，底径17.6厘米
此罍系铜胎，以一对回首立龙为附耳，在口部、颈肩及肩腹交接处、底足部各有鎏金弦纹一道，以达分隔定位及醒目作用。颈、肩部之变形龙首纹饰在蓝地上以黄、绿、红、白、黑等各色珐琅彩绘。腹部下用二十片蕉叶纹为饰，内为龙首纹，其外至底足止则满饰六角朵花锦纹相对比，着色上亦类同颈肩部。底足另有四组对螭纹，底部则嵌鎏金“乾隆年制”四字楷书刻款。整体造型浑厚，胎骨厚重坚实，纹饰、色彩富丽堂皇，应属宫廷用器，颇能呈现大清乾隆盛世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