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语法特点一二谈，写作手法尽在其中

诗有自己的一套言说方式。由于受字数限制，诗歌每个语词都承载着最大的意义负荷，语词本身乃为具象性存在，词语间多有省略，句子间多有跳跃；又由于押韵和修辞的需要，某次词语的词性或顺序常常改变。因而诗歌语言呈现出含蓄性、精炼性、跳跃性等特点。

诗歌反逻辑的语言特点决定了学古诗要从语法入手。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立足于通过语法分析解读诗语，建构感知诗意的图式；通过弄清诗歌文本的表达形式（语言结构、诗意呈现方式等），读懂诗歌对语言的变形，从而理解文本。

一、变“性”——改变词性

诗人为了炼字、炼意的需要，常常改变诗词中某些词语的词性。何逊“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王维“下马饮君酒”“日色冷青松”、蒋捷“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周邦彦“风老莺雏，雨肥梅子”。诗人惯于活用词语，形容词、名词都可作动词，且作得鲜活生动，呼之欲出。就如“雨肥梅子”，这情景该是从“小雨纤纤风细细”，到“拂堤杨柳醉春烟”，到“一枝红杏出墙来”，再到“花褪残红青杏小”，最后还是在雨里丰润，怎不叫人垂涎！

以上各句中的“暗”“饮”“冷”“红”“绿”“肥”均为改变词性的用法，这些词语各有妙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

二、变序——改变词序句序

古诗句中常常出现一些成分错位的情况，阅读时需要还原正常的语序，我们才能理解诗歌意境。

（1）主语后置。

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主谓倒装，正常的语序应为“晴川汉阳树历历，鹦鹉洲芳草萋萋”，意即“晴朗的原野上汉阳树历历可数，鹦鹉洲上芳草萋萋。“汉阳树”和“鹦鹉洲”置于“历历”“萋萋”之后，看起来像宾语，实际上却被陈述的对象。杜甫《秋兴八首》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正常语序当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诗人将原属宾语位置上的“香稻粒”与“碧梧枝”拆开分成分属主、宾位置的词语，形成了词和词、词组和词组的交错衔接，显得奇崛有致，突出了风物之美。

（2）宾语前置。

杜甫《月夜》：“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实即“香雾湿云鬓，清辉寒玉臂”。诗人想象远在鄜州的妻子也正好在闺中望月，那散发着幽香的蒙蒙雾气仿佛沾湿了她的头发，清朗的月光也使得她洁白的双臂感到寒意。这里的“湿”和“寒”都是使动用法，“云鬓”“玉臂”本是它们支配的对象，结果被放在前面，似乎成了主语。另如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宾语前置，正常的语序应为“怜新雨后竹，爱夕阳时山”。

（3）主宾换位。

如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应为“可怜门户生光彩”。卢纶《塞下曲》中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应为“林暗风惊草”。叶梦得《贺新郎》中的“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也显然是“黄花报霜信”的意思。

(4)定语的位置。

诗词曲中的定语的位置相当灵活，往往可以离开它所修饰的中心词挪前挪后。定语挪前，如王昌龄《从军行》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下句的“孤城”就是“玉门关”，是“玉门关”的同位性定语，现在却被挪在动词“遥望”之前，就很容易让人在诗意的理解上出现偏差。再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意即“一月夜飞渡镜湖”。“月夜”本为句首的时间状语，诗人为了押韵，把定语“月”放于句末，但作者“飞渡”的显然是“镜湖”而非“月”。这就是定语挪后。

三、省略——虚字的节省

闻一多曾说：“本来'诗的语言’之异于散文，在其弹性，而弹性的获得，端在虚字的节省。”关联省略而又“语不接意接”，是诗语的又一特点。

古诗常常省略的某种成分需要我们引导学生补全，意思才能一目了然，如杜甫《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一句，省略了主语，补全后是说（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省略了谓语。还有一种特殊的省略，即借助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名次与名次直接拼合成句，表面互无关涉，实则浑然契合，贯通一气。这种具有浓缩性的艺术省略，往往见于写景诗句中。如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都是名词，它们合起来组成上下句，可理解为：鸡声叫，出茅店，见一轮弯月；上板桥，踏严霜，留下足迹。其他如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用的是“明月”“清风”这样惯熟的词语，但是，当它们与“别枝惊鹊”“半夜鸣蝉”结合在一起后，便构成了一个声色兼备、动静皆宜的深幽意境。

所以我们在阅读类诗歌时，可以依照自己对自然、人生、社会的理解，发挥想象，补充出诗人无尽的隐藏于诗语背后的内涵，感悟其中蕴含的意境。

四、手法——表达的多变

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有些和抒情手法相融合,如用典、衬托、对比、托物言志等；另外抑扬结合、象征也是常用的表现手法。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的目的就是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所谓典故是指“典例故实”，可以指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掌故、寓言逸闻以及流传下来的古书成句。典故的使用，既可使诗歌语言精炼，又可增加内容的丰富性，增加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简意丰、余韵盎然的效果。如杜甫《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作者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惨烈，对唐朝君臣发出质问：“朝廷谁请缨？”面对强敌，作者怀疑朝中还会有人请缨杀敌吗？据记载，终军出使南越前，曾请求汉武帝赐给他“长缨”，如果南越王不肯归顺汉朝，就用长缨活捉南越王。从此终军“弱冠请缨”的故事便成为历史佳话，“请缨”也成为投军报国的代称。诗人追寻历史之影，对朝廷的抨击之情就悄无声息第蕴含于当下文本，生动清晰地暗示了一个相似的情境。

诗歌中的用典对鉴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知道所用典故，势必影响对诗歌的理解把握，所以我们加强阅读，多积累一些诗歌中常见的历史故事，多记忆一些古诗名句，无疑对准确把握诗人的情感，理解诗歌的主题是很有帮助的。

综上所述，借助语法，读懂诗歌对语言的变形，我们就能大体读懂诗意。借助诵读涵泳，“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我们就能大体读出诗歌的韵外之味，那么古诗词或许就不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