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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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房子，我们不说“造房子”，而是说“起屋”。当初创造这个词汇的人，我认为他与造汉字的仓颉一样聪明能干。

就像肚皮滚圆的胖子做仰卧起坐，那是异常吃力的。就像腰骨有病的人做仰卧起坐，那可是要夺了他老命的。

起屋也是这样的。新屋能不能“拗”起来，不看气力，要看财力。老百姓起屋，是一件大事。有多大？天那么大。但囊中羞涩是农民的标志，钞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钞票是个鬼精灵，老百姓怎么追也追不上它。所以但凡起屋，没有一户人家不是“起”得气喘吁吁的。

只好打持久战，一拖五六年，或者十来年。这个拖的过程，像搓绳子，今天有点箬壳，搓一截；明天又有点箬壳，再搓一截。也有心急想吃热豆腐的，东拼西凑，东挪西借，咬牙切齿，煞命用力。新屋算立起来了，可立起来的新屋赤着膊，光溜着身子。哪里还有心思管它好不好看，欠下的大窟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填得平。

偏偏，老百姓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在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里，房子就是面子，宁喝盐卤，也要起屋。我父母这一代人，就是这么过来的。好像他们活着就是来起屋的，好像起屋就是他们做人的目的。

父母结婚时身无分文，然后借了两百块钱开始起屋。先是泥墙屋，上面盖的是稻草，我们叫草厂。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我记忆的硬盘里，有一张我家最原始的图片，就是两间破草厂。下雨天，屋外落大雨，屋里落小雨，烂泥地坪上，放着接雨的面桶、脚桶、水桶，叮叮咚咚，滴滴答答。“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肯定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我的愁眉和苦脸，幼小就这样形成了，大概就是这种风雨浇灌而成的。

后来，日子刚刚平息了气喘吁吁，父母又开始起平屋，即沙墙瓦爿屋。沙石现成到孝泉江挖，孝泉江很慷慨，只要你肯卖力。一根根椽子，在家里蓄储多年，那是从生产队每年分的柴里拣出来的，或是斫柴时偷偷蒙混进家来的。所以，当时起屋的成本，只剩下石灰、瓦爿、工钱、菜钱、酒钱。其实工钱也可以忽略不计，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可以用力气换力气。

这么算下来似乎很轻松。问题是，生产队用工分结算时，我家已濒临倒欠的边缘。那么，起屋的所有开销，只能寄希望于猪栈里的两头猪，还有一群会下蛋的鸡。真是天晓得，靠着猪和鸡的丰功伟绩，那三间平屋竟然慢慢站起来了。

三间平屋，外套都还没来得及穿上，村里却雨后春笋了，突然长出了许多两层楼。人家已经跑出老远了，我的父母才刚从平屋里爬起。可是，父母哪里肯停下来，他们自不量力，非要学人家的样，于是跌煞扳倒，又气喘吁吁地追赶。

追赶的办法是：做加法。在平屋上加层，一楼可以变成二楼。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幸亏分田到户，粮食可以换钱了。于是，我家多余的稻谷，一年年，一季季，一堆堆，全凝结成了水泥和钢筋。于是，今年浇一圈腰箍，明年浇一层平台，后年叠几米两孔砖。平屋仰卧而起，个子总算长高了些。

那一年我读高二，周末回家，在堤埂上，老远看见我的家，一周没见，我家竟然站起来了。两层楼啊，我家终于也变成两层楼了。

我家的二层楼绝对是个形式主义。家徒四壁，屋里空空如也。除了有张摇摇晃晃的床，什么东西都没有。躺在床上，数头顶的椽子与瓦爿，成为我的一个爱好。我在那里领教过凛冽的寒风，在那里蒙受过翻飞的灰尘，在那里捡拾过月光的尾巴。许多附属设施一直久拖不决。后来到拆除平台时，还欠着它一圈护栏呢。

父亲啥都有，就是没钱；父亲啥都没有，有的只是力气。我21岁参加工作，他又打算用我大伯的地基，用黄砖造新屋，打算给儿子讨新妇。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其实，那时我的父母已经精疲力尽了。要不是我有工资，要不是我去借款，那幢新造的两层楼，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才立得起来。

于是，我家貌视有了两幢屋。一幢是沙墙上加两孔砖的赤膊屋，这是父亲的作品，完成于1988年。一幢是黄砖实砌的马赛克外墙屋，这大半是我的作品，完成于1993年。房子起好的第二年，我却进了城。从此，两幢房子就成了我的老家。

时间真是个魔鬼！一不留神，我家的老屋成为村里最破败的危房。它灰头土脸，摇摇欲坠，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将父母的毕生功劳一笔勾销。

父母是再也起不动新屋了。于是2019年，我决定挑起重起新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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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推倒重来，但历史却是在一代代人将房子推倒重来中前进的。现在，我接过了父亲手里的那根棒，那根把房子推倒重来的接力棒。

我遇到了好的政策，遇到了好的村干部。但起屋的手续办妥后，我却两眼一抹黑，两手一无措。房子谁来造？水泥哪里订？砖头哪里拉？钢筋哪里买？什么都不懂。我终于感觉到什么叫“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无助和无奈。

没有“人和”，“天时”“地利”算个屁。我与老家已经疏远，我不熟悉行情，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父母在，家就在。”幸亏有父母。父亲说下单的士龙是专门承包造屋的，本村和外村不少新屋都是他造的。于是请来士龙，士龙成了我的大救星。与士龙谈合同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汝龙”，我们都是陈家门“松”字第的，那么我就叫他“龙哥”。龙哥跟我签完合同，造屋才算正式拉开序幕。

要拆老屋。老屋不能随便拆，要算命瞎子拣日子。我想我自己拣拣好了。先拆除两幢老屋间的弄堂，拆得很顺利，似乎我拣对了日子。再拆整幢老房，又拆得很顺利，好像我又拣对了日子。我家拆出了一片新天地，从此再也不让我家的老屋在村里丢人现眼了，再也不给村里抹黑。

老屋拆除的那天，天变宽了，地变阔了，我心里竟也亮堂了许多，因为如释重负。那天，我老酒喝得醉熏熏的，坐在偌大的一片空地上，让春风沉醉了整整一个下午。

造屋是要先做笔录的。除了走流程，还要吓唬你。他们说我们村造屋肯定有人要告状，这是规律。我心里说：我家造屋肯定不会有人告状，政策我都嚼过了，规矩我都吃透了，况且我是拣过日子的，自己拣的。那天村主任陈骆英亲自陪我去做笔录，让我受宠若惊，让我感激不已。

接下来就是龙哥的事了。我只负责视察、拍板。我掌握了话语权，同时掌握着把钱从手机里划出去的权力。

要浇基础了。基础不能随便浇，意味着破土，破土要拣日子。我想我自己拣一个算了。基础浇筑时，太阳露脸了，基础浇好后，老天飘雨了。这就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从此，我家就热火朝天了。一批批农民工兄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我家上演接力赛。扎钢筋的走了，立模板的来了，浇水泥的走了，砌砖头的来了，这是第一轮。然后是第二轮，然后是第三轮……

到我家露脸的面孔，至少一百个以上，而且这些面孔里竟有河南人民、云南人民、江西人民、湖南人民、重庆人民、吉林人民……我家的房子凝聚了这么多祖国各地的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时代进步了，地球变小了，百姓富裕了，造屋的本领也在本地快失传了。

第一层平台浇好，父母脸上绽放出笑容。我父亲竟然给我提了一条建议，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看你以后可以去给人家拣日子，能赚钱呢。”我的爹啊我的爹，他哪里晓得，我拣日子凭的是手机里的万年历，那里写着宜什么忌什么，冲什么煞什么，同时我又结合了15天的天气预报。

算命先生拣日子比不过我，算命先生只会拣日子，不会拣天气。算命先生更不会拣运气，运气掌握在自己手里，运气怎么算得出来呢。

同样的话，父亲后来又说过一次，我笑而不答。不过，事情是天遂人愿，到房子造好为止，始终顺风顺水，一百多张祖国人民的脸，没有擦破一块皮，没有摔过一个跤。这大概就叫“善有善报”吧。老天爷在我起屋的时候，果真出了个全勤，始终没有打过一个瞌睡。

龙哥承包施工，还得承包安全，所以他眼睛瞪得比任何人要大，那些农民工兄弟见他是很害怕的。害怕就好，就会提心吊胆，就会小心翼翼，就能确保安全。所以我认为，龙哥以后应该写进村史，称其为“社会主义新房子建设功臣”。这个时代，有钱也未必造得好房子，龙哥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梁山好汉。

最可怜的是模板师傅阿三。有一次，他在胡家干活，据说阿三师傅馋虫上来，喝了碗酒，结果被龙哥撞见了。龙哥的眼睛立即变成两把刀，龙哥的嘴里立即喷出火来，“顿顿顿顿”，骂得阿三一个狗血喷头。从此，阿三师傅在我家干活时，闻酒色变。

我也有意外收获，认识了村里的一帮人。这些人里，竟有两个我小时候的同班同学。那个人夸手艺最好的阿焕师傅，就是陈焕。装修时跟我热情打招呼的油漆师傅，我到饭桌上才认出他的真面目，竟是陈军。三四十年不见，我们都老了。

我捧的是铁饭碗，所以，我终究比老百姓宽裕些。活干好了，我就跟他们结账，可他们并不着急。他们总是这样说：“介急？勿用介急。”他们习惯于在年底结账，可我不习惯欠人家。我用速度体现诚信，他们用乡情乡音践行承诺。

4月份动工，6月底结顶，12月装修完工。过年时，我家顺顺利利搬进新屋。过了年，父亲72岁，母亲70岁。我心底盘算的给父母的礼物，就是这套房子。对，现在不叫“幢”，现在叫“套”，现在也很少用“起”，现在多说“造”，“创造”的“造”。

我们新庄里的贵德，对我家这套房子表示出十二分的满意，他竟四处扬言，说我家的房子造得像皇宫。呜呼！幸亏他不是皇宫里出来的。我造房子所花的钱，在城里连半套毛坏房都换不来，怎么弄得出皇宫的金碧和辉煌呢！

现在，我住在新房子里，吃吃茶，读读书，看看景，但我不能忘记为之付出心血的父母，不能忘记助我一臂之力的朋友。在此一并鸣谢：做油漆接错电被人怀疑偷电的陈乃均，疏通关节并帮助搭电的陈高阳，起早摸黑拉沙子石子的陈巨强，等等，等等……没有点到名的，我在这个“等等”里一并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