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枫桥才子陈于朝
考察“枫桥三贤”的父亲，也是个有趣的话题。王冕的父亲王杰，一个典型的农民，对儿子的教育算不上重视，但好学的王冕硬是创下了童年“牧牛读书”的佳话。杨维桢的父亲杨实，对教育可谓是煞费苦心，青年杨维桢在铁崖山读书时创下了“辘轳传食”的佳话。陈洪绶父亲陈于朝，更是注重从娃娃抓起，儿子陈洪绶才四岁，就与山阴张尔葆结为亲家，让张尔葆成为陈洪绶的翁岳兼老师，陈洪绶于是有了“四岁画关公”的神话。
不过，三贤的父亲，论才学，论名望，当数陈于朝最厉害。因为，陈于朝是明代枫桥赫赫有名的“才子”。这倒并非笔者杜撰，而是笔者在研读陈于朝《苎萝山稿》后，收获的又一个历史真相。现在，我们借助史料，来还原“枫桥才子陈于朝”的大致轮廓。
（陈继儒书法）
一
陈于朝八岁时，就被人们称作“神童”。这话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大才子陈眉公（陈继儒）说的。陈眉公《苎萝山稿叙》中的原话是：“孝立八岁时，已能为《早朝》《宫怨》《漂母》《伍大夫祠庙》诗，识者诧叹，负圣童之目。”文中的“孝立”，就是陈孝立，就是陈于朝；“圣童”，就是神童，“负圣童之目”，就是人们将八岁的陈孝立视作神童。为何成了圣童？因为陈孝立八岁就会写诗了，他八岁时写的诗，已令读者惊诧不已。
陈洪绪在《先严慈行实》中，对父亲陈于朝八岁作诗有相同的表述：“生平好作古文辞，有《苎萝山稿》藏于家，篇中如《漂母词》《伍公庙》《长安道中》《送父》《早朝》《宫怨》诸首，当时八岁以前所咏，然多散逸。”这里列举六首诗，均是陈于朝“八岁以前所咏”，似乎比陈眉公所记“八岁时”又提前了。
笔者按上述两处记载，在陈于朝《苎萝山稿》中寻找他八岁以前的“神童诗”，只找到了四首，分别是《漂母词》《伍子胥庙》《长安道中》《宫怨》，缺《早朝》《送父》两首，说明《苎萝山稿》的散逸的确严重。
让我们一睹400多年前，在枫桥广为流传的“神童诗”——
《漂母词》：“谁把千金插钓竿，王孙一饭饱登坛。汉王推食原非易，何似重瞳早瞩难。”
《伍子胥庙》：“剑底涛声震，江干魄欲升。君王如湎觍，庙貌隔吴城。”
《长安道中》：“重兰赴长安，尚是山人气。帝里既非遥，山人壮山意。朝逢官长来，暮见珰貂骑。荷杖听民谣，出作入游戏。帝力那可忘，时时道中记。”
《宫怨》：“遥听鹦声达建章，止拖春韵入昭阳。銮舆踏遍千门柳，愁杀行旌过绿窗。”
（陈继儒书法）
二
古代文人的才气，既体现在吟诗作画上，也体现在科举考试上。但吟诗这种兴趣爱好，在古代被视为不务正业，因为它与举子业相抵触，严重分散一个人的注意力。陈于朝喜欢上了吟诗的古文词，所以对举子业并不感兴趣。但是，真正的才子往往是学啥精啥，哪怕他内心并不情愿。
陈眉公在《苎萝山稿叙》中说过“圣童”后，接着又说：“方伯公奇爱之，卧起必偕，凡朝章、吏牍、客疏、军书，率取办孝立手中。而又日夜赞君举子业。君才情悍，辄试辄冠军，为通人所赏，予之饩，刻其文，传之艺林。”“方伯公”就是陈于朝父亲陈性学，他外出做官，先是带着长子陈于廷，陈于廷十九岁早世，他又把幼子陈于朝带在身边。带在身边，好处多多。一是日夜督促儿子，埋头举子业；一是及早训练儿子，熟练公文写作。天才陈于朝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一部字数不多、散逸严重的《苎萝山稿》，三分之一的文字其实是陈于朝为父亲的代笔。我们今天在志书上看到的署名陈性学的文字，真正的作者是陈于朝。
陈于朝在科举之路上走得并不远，却也创造了奇迹。陈眉公这样评价他的才情：“陈于朝才情悍世，每次考试都能夺魁，他的文章被内行人赏识，所以他成了可以食廪的秀才，他的文章还被刊刻传播，成为秀才们阅读的范本。”
（陈继儒书法）
三
陈于朝成为“才子”，很大程度上跟他“辄试辄冠军”有关。《先严慈行实》详细记载了陈于朝的科考履历：
丁酉（1597），始补邑弟子员，学使者伍公袁萃即以新生附甲等。旋与棘闱之役，总宪吴公献台美其才，蒐先君时艺曰：“陈生藏稿，以付剞劂。”
（是年陈于朝24岁，排位在秀才的甲等。御史吴献台赏识陈于朝的文才，在检阅了陈于朝撰写的八股文后，说：“陈的文章可作范文，可以刻板印制。” ）
己亥（1599），今侍御刘公光复筮仕吾暨，一见目为国士，屡试屡冠诸生。刘公学宗姚江，即公车业厌薄一切饾饤，阅诸生有当于先君，因以良知之学相从，臾乃颜先君斋曰“自得”，盖取子舆氏“君子自得”之意也。
（是年陈于朝26岁，刘光复任诸暨知县，他一见到陈于朝，就将他视作国家的栋梁之才，每次参加秀才考试，陈于朝都是第一名。刘光复学宗王阳明，讨厌科举文的词藻堆砌，但陈于朝的文章与众不同。刘光复还为陈于朝的书斋取名为“自得斋”，还亲自书额。）
庚子（1600），领批饩于泽宫，督学洪公启睿击节叹赏，邺郡守林公鸣盛为之镌《陈叔子试草》行于时，后以目疾弗克，竟棘事。
（是年陈于朝27岁，他的科考文章受督学洪启睿赏识，绍兴郡守林鸣盛为陈于朝刊刻《陈叔子试草》，作为秀才应试的范本。但此时开始，陈于朝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缠身，导致他不得不退出科举之路。）
癸卯（1603），春行类考，先君以曾王考病革，朝夕侍汤药不就试，暨文宗按越，郡县试期已过。邑大夫刘公以事闻当道，强之赴试，卒录观场，秋复下第。
（是年陈于朝30岁。正月，陈于朝祖父陈鹤鸣去世，陈于朝因朝夕服侍祖父，错过了乡试的选拔考试。知县刘光复得知后，极力向上反映，终于给他争取了乡试的资格，但是年秋天的乡试，陈于朝因身体原因没有中式。从此，陈于朝彻底告别科场。）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陈于朝乡试中式、会试中式，应该是有惊无险的。但他才过而立，他就得了河鱼疾、耳聋、眼病等等，集一身的疾病，导致他不得不放弃举业。陈于朝并没有考中举人，他的次子陈洪绶后来也没有考中举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先后成为“才子”。
（陈继儒书法）
四
告别科举之路，陈于朝走进了佛门。而他的“才子”称号，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同。陈于朝所结交的，多是当时名躁一时的大才子，这些大才子成了观照陈于朝的一面面镜子。
才子屠隆对陈于朝的评价。《先严慈行实》有载：“后益留心贝典，闻四明纬真屠公隆精三教，先君以年家子通尺蹏于公，公讶曰：“是文中麟凤，道中貔貅也。”移书奖借之不容口，先君买舟入鄮，会于娑罗园中，竟夕谈益洽，至以“才子”呼之。嗣是诗文往还不绝如织。”这里记载了陈于朝与江南才子屠隆的交往。屠隆与陈于朝父亲陈性学同一年考中进士，而屠隆晚年精通三教，于是陈于朝以“年家子”的身份写信给屠隆，从此开启了一段忘年之交。屠隆称陈于朝为“文中麟凤，道中貔貅”，这是对陈于朝在文坛、佛界的高度评价。陈于朝还曾专门买船到鄞县拜访屠隆，在屠隆的娑罗园中，两人促膝交谈，竟夕不辍，屠隆当时就是以“才子”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位比自己小30岁的晚辈兼好友的。
才子徐渭对陈于朝的评价。因《苎萝山稿》散逸的缘故，陈于朝与山阴徐渭的交往并不见其文字记载，只在陈眉公笔下有提及：“当山阴有徐渭者，剑客不得志，而诗文实奇，渭见人辄戟手，陵傲呵詈至无敢也，而独好君，与谈艺甚昵戏。摹其书法，往往乱真。”徐渭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文长，徐渭以诗文称奇才，但他目中无人，他见人有个动作，叫“戟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对方，凌侮轻慢，大声责骂。但是，这个徐渭偏偏喜欢小自己52岁的陈于朝，与陈于朝谈艺竟很“昵戏”（亲昵接近）。而陈于朝临慕徐渭的书法竟到了乱真的地步。
才子陈继儒对陈于朝的评价。陈继儒在《苎萝山稿叙》中对陈于朝的诗文作如是概括：“文章以咸阳东西京为宗，其次不失河东昌黎，尺牍类晋人，赞偈、杂著类《檀弓》《周礼》，风流谐谑又类眉山诗，余即置之秦七黄九莫辨也。”陈继儒还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天不夺英才，让陈于朝得以长寿，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陈继儒说：“若孝立而在，精进不已，其诗必能为陈伯玉，其文必能为陈孔璋，扫除天下必能为陈仲弓。不然，舌来简往，不为陈惊座，则当为陈元龙，雄谈高步置我于百尺楼上耳。”如果陈于朝活着，他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五位陈姓才子齐名：他的诗名将等同于陈伯玉（陈子昂），他的文名将等同于陈孔璋（“建安七子”之一），他建功立业将等同于陈仲弓（东汉廉吏）。他的口才将等同于陈惊座（汉代名士），他的机智将等同于陈元龙（东汉末年将领）。陈继儒年长陈于朝15岁，他一口气列出历史上五位陈姓才子，来表达陈于朝才子早逝的惋惜之情。
（陈继儒书法）
六
研究陈洪绶，离不开对他父亲陈于朝的研究。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用在陈于朝父子身上，是比较贴切的。枫桥才子陈于朝，培养出枫桥才子陈洪绶，无论从教育还是从遗传的角度，都说得通。
除了以上史料可以证明陈于朝是枫桥才子，笔者在阅读《苎萝山稿》原作时，还发现了枫桥才子陈于朝的其它可圈可点的作为。
他是枫桥有名的出版家。陈于朝曾刊刻过《倭达卷》《南西厢》，这在当时属于畅销书。他还刻过一本《简切讲义》，是一本科举考试的专业辅导书。除此之外，陈于朝还写过一本志怪小说，书名叫《重生集》，收集的是人死复生的那些传奇，这本书后来也刊刻问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史料从未有过披露。
他是枫桥有名的书画家。这一点尤其重要，父亲的爱好特长，事关子承父业。陈于朝在次子陈洪绶四岁时，即与山阴张尔葆结为亲家。之所以选择张尔葆为亲家，其实是看中了张尔葆的画艺，张尔葆与沈周、李长蘅、董其昌等大画家齐名，如果不是陈于朝有书画的造诣，如何结得了这门亲事。陈于朝在与屠隆、陈继儒、张尔葆的书信往来中，聊得最多的也是书画这个话题，而从书信中看出，陈于朝最擅长扇面等“小构”。以画为主，兼及书法。因为他常常拿这些小构去请名家题词。而陈继儒说他学徐渭书法达到了乱真的地步，也是陈于朝精通书画的一个有力证据。
他是枫桥有名的慈善家。实际上，陈洪绶家道的败落，始于父亲陈于朝。《先严慈行实》载：“出则怀青蚨于袖，间以济贫窭。夏饩粥，冬给以衣，并饭僧之费不下数十百金。”陈于朝自己也说到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寄陶兰亭司寇》的信中，他这样说：“朝家苦贫，亦扫汇得四千余僧之资，而力已竭。”此处四千余僧之资，指供四千个僧吃饭的钱，非四千两银子，这些钱是给一个叫大亮的和尚的，大亮手下有十万八千个僧众。陈于朝还向好友陶允宜乞求僧资，“乞大发菩萨心，百两亦可，一分亦可”。后来，枫桥建乾元塔，修元祐塔，陈于朝牵头抓总，家里的余钱全让他做慈善了。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因为牵涉到陈洪绶后来对待金钱的态度。无论是书画爱好，还是学佛信佛，还是对待金钱的态度，陈洪绶均有乃父遗风。
（陈于朝书法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