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三峡各州归属变迁探微及史书补正

本文旨在修正因有错误已删除的上一版本中的错误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分析史书相关记载的错漏之处。

《新唐书·成汭传》：（秦）宗权余党常厚攻夔州。是时，西川节度使王建遣将屯忠州，与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齿，厚屯白帝。汭率（许）存乘二军之间攻之，二军使人谇辱汭，韩楚言尤剧，汭耻之曰：「有如禽贼，当支解以逞！」会存夜斩营袭厚，破之，厚奔万州，为刺史张造所拒，走绵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语夫曰：「君常辱军，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决。李砺刀席下，方共食，复语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断其首，并杀三子，乃自刭。汭畏其烈，礼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马刘昌美守夔，率存溯江略云安，建将皆奔。存按兵渝州，尽下濒江州县。

后来毛湘在西川军治下的邛州刺史任上被攻打西川的王建所迫，说自己不忍背弃陈敬瑄，叫手下杀了自己投降。手下杀了毛湘及其二子，投降了王建。

乍看好像毛湘和王建曾经是战友，后来却反目成仇你死我活，令人唏嘘。

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毛湘死时，尚在攻打西川（888年—891年）的王建连名义上的“西川节度使”都不是，而是“阆州防御使”。

显然当时根本不存在“西川节度使王建”这个人，当时的西川节度使另有其人，就是当时被王建攻打的陈敬瑄。

那么帮助毛湘的到底是“西川节度使”还是“王建”呢？如果当初帮助毛湘的是王建，为什么毛湘宁死也不愿背弃陈敬瑄而没有果断投入恩人王建的怀抱呢？如果帮助毛湘的是陈敬瑄，但陈敬瑄当时被王建攻打，哪还有功夫管夔州的事？如果史书真的把“陈敬瑄”写成“王建”，这笔误也太大了吧？

首先，毛湘被常厚攻打是哪一年的事？

《十国春秋·张造传》：未几为杨复恭所忌斥为万州刺史时秦宗权党常厚屯白帝为成汭将许存所破奔万州造百计拒之厚走绵州万州以是得全。

《九国志·王宗播（=许存）传》：秦宗权上蔡别将常厚以数千人由均房来攻夔州，刺史毛湘弃城遁去，保白帝，厚围之。（郭）禹与宗播以十棹子兵寨于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韩楚言骂禹，禹不胜其辱。宗播请以壮士夜斫其营，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惧，与百人遁去，遂破八寨，复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韩楚言，已为其妻所杀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语其夫曰：“君尝为常司空骂郭尚书，今寨栅危急，锯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为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势。”李度楚言终不引决，乃以刃自后断其首，并杀二男一女，曰：“无为他人所鱼肉也。”遂自刎死。禹闻之，大惊骇，为给棺殓，刻石以旌之。留行军刘昌美守夔州，与宗播溯江而上，郡县望风而溃，号宗播为“许扫上”。禹至万州赏功，以宗播为万州刺史。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文德元年四月）归州刺史郭禹击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诏以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之馀，止有一十七家，禹厉精为治，抚集凋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户。时籓镇各务兵力相残，莫以养民为事，独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劝课农桑，数年之间，民富军赡。时人谓之北韩南郭。秦宗权别将常厚据夔州，禹与其将汝阳许存攻夺之。久之，朝廷以禹为荆南节度使，建肇为武泰节度使。禹奏复姓名为成汭。

结合地图，可见常厚是从均州、房州出兵的，而荆南留后成汭从归州刺史做起，军队显然是从归州发出。

《唐刺史考全编·夔州》认为此事是景福年间事，且把刘昌美任刺史列在乾宁年间了。《北梦琐言》可证刘昌美乾宁年间在任。但按记载，刘昌美上任明显和毛湘出奔前后脚。毛湘任夔州刺史，即此战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文德元年前后，当时出兵的绝对不可能是“西川节度使”王建（大顺二年（891年）八月代陈敬瑄），那时毛湘都已经被王建逼死了（大顺元年（890年）九月）。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景福年间事，难道毛湘诈尸了？

毛湘正被常厚攻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阆州防御使王建”，没有“西川节度使王建”。

但当时“遣将屯忠州，与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齿”的，的确不是后来毛湘视为恩人的陈敬瑄，而是他宁死不肯降顺的王建。

因为当时的忠州刺史李师泰，和万州刺史张造都是王建在忠武军时的干兄弟，忠州在王建的势力范围，不是陈敬瑄的军队能到达的地方。

然则何以毛湘对王建似乎并不感恩呢？

王建经常打着帮忙的旗号给自己捞好处，后来帮助东川顾彦晖的时候，图谋劫持顾彦晖；帮助凤翔李茂贞的时候，顺走了山南西道。此次攻打西川之余，如果三峡地区不慎被常厚染指，也非他所乐见。他虽然出兵，却显然不是单纯为了学雷锋，而是为了自己。

所以，毛湘弃城出奔时去的是白帝城，而不是投奔王建的方向，显然，他并不认王建这个队友；后来去了陈敬瑄的治所成都，从而成为了陈敬瑄治下的邛州刺史，最终在被王建攻打时，因为感恩不忍背弃，选择了死亡。

张造任万州刺史在光启二年（886年）四月；许存任万州刺史在乾宁三年（896年）五月（资治通鉴），相比之下时间跨度大了一些。张造是王建的老同事，后来许存为时任荆南节度使成汭扫荡王建势力应该也扫了他。

上文引述：（成汭）率存溯江略云安，建将皆奔。存按兵渝州，尽下濒江州县。

《资治通鉴》：

荆南节度使成汭与其将许存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武泰节度使王建肇弃黔州，收馀众保丰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将赵武为黔中留后，存为万州刺史。

结合地图，许存能沿江杀到涪州、渝州，李师泰的忠州显然也在劫难逃。如果把张造、李师泰都视为王建势力，当然也就符合了那句“建将皆奔”。此二人失守后投靠王建，也符合“建将”的身份定位。

正好约乾宁、光化年间，有一位可考的忠州刺史成希戭。

钱珝《授成希戭忠州王进诚严州刺史等制》：

　　敕。具官成希戭等。溯峡而上，逾岭而出，其人多处险而错居。处险难制，错居难齐。非尝试其才，素习其俗，未可为其理也。希戭以敏知变，而不矜雄勇之材。尝试於忠，人皆便之。统帅上言，乃命真守。师长之秩，诸侯所荣。进诚自戎入华，久处遐徼之地。习南方之俗，思还其居。勋帅举之，刻印而当吾委寄，咸被宠光。处险错居，各懋为理。可依前件。

忠州出了一位姓成的刺史，我们不妨开个脑洞，他会不会是成汭的宗族，比如……儿子呢？文言文出色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下这封诏书的字里行间，有没有暗示成刺史是官二代的字眼。

后来天复三年（903年），成汭出兵救援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围攻的武昌军节度使杜洪，却被理论上的队友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和武贞军节度使雷彦威背后一刀丢了江陵老窝，自己也被淮南第一将李神福所败，自杀而死。

《资治通鉴》：

初，夔州刺史侯矩从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还。会王宗本兵至，甲戌，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万、施四州。

可佐证成汭曾将忠州纳入版图。后来前蜀曾在夔州设立镇江军节度使，并一度改治忠州。

成希戭很可能是作为成汭的儿子而在爸爸庇护下做到的忠州刺史，但是，成为成汭的儿子，未必是一种幸运。

《新唐书·成汭传》：（成汭）晚得妻父任之，谮害诸子，汭皆手杀之，至绝嗣。

而另一位与张造、李师泰同时会合王建的老朋友晋晖的情况就不那么复杂了。他最初任职的地方是集州，结合地图，远不是成汭能触及的；史书关于晋晖仕途的记载太过简略，好在考古发现了《晋晖墓志》，可补史阙，可见晋晖曾任东川军治下的遂州防御使，等到东川军也受命讨伐陈敬瑄，晋晖正好随军重新加入王建阵营。而张造在龙纪元年（公元889年）讨伐陈敬瑄的战事刚刚起步之际，被诏授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从而加入了讨伐战。

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正月，简州将领杜有迁擒刺史员虔嵩，投降王建，王建以杜有迁知州事。六月，茂州刺史李继昌（很难说是不是李茂贞儿子辈）在救援陈敬瑄时被王建败杀。八月，陈敬瑄投降。

大顺元年三月，唐昭宗因为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失败，已经下令罢伐蜀之兵，但王建趁机逼走韦昭度，自己继续伐蜀。

《新五代史》：建引兵攻成都，而资、简、戎、茂、嘉、邛诸州皆杀刺史降建。

此语也不确，因为资州是“资州将侯元绰执刺史杨戡降于王建”，戎州是“僰道土豪文武坚执戎州刺史谢承恩降于建”，这些刺史并不完全是被杀的。就算他们被俘后有可能被杀，但嘉州的情况是“刺史朱实举州降于建”，投降的是刺史本尊。

张造后来被迁为茂州刺史，可见王建在六月败杀李继昌后曾夺取茂州并任命张造为刺史。

但是，张造没能活到老兄弟王建大获全胜的那一刻。

《新唐书·陈敬瑄传》：龙纪元年，昭度至军中，持节谕人，约开门。守陴者诟曰："铁券在，安得违先帝意！"今孜籍城中户一人乘城，夜循行，昼浚濠伐薪。敬瑄屯弥牟、德阳，树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赀多少，布巨梃，搒不实者，不三日输钱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垒，简州刺史张造攻笮桥，大败，死之。

　　大顺元年，建稍击降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谓其下曰："吾不忍负军容，以头见建可也。"乃沐浴以须，吏斩其首降。敬瑄战浣花，不胜，明日复战，将士皆为建俘。城中谋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众。会大疫，死人相藉。

晋朝常璩 《华阳国志·蜀志》：“﹝西南两江有七桥﹞城南曰 江桥 ；南渡流曰 万里桥 ；西上曰 夷里桥 ，亦曰 笮桥 。桥又从冲治，桥西北折曰 长升桥 ； 郫江 上西有 永平桥 。”

龙纪元年王建主要的作战是和眉州刺史山行章相持，十二月收降对方。而且前面已经说到，王建掌控简、茂二州是在大顺元年，而且张造既然已经能够攻打成都城西南的笮桥，显然张造阵亡于大顺元年的可能性远高于龙纪元年，《新唐书》出了乌龙。

《资治通鉴》：（890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陈敬瑄遣其大将彭城杨儒将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战，屡败。杨儒登城，见建兵盛，叹曰："唐祚尽矣！王公治众，严而不残，殆可以庇民乎！"遂帅所部出降。建养以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引兵还成都。琳，许州人也。陈敬瑄分兵布寨于犀浦、郫、导江等县，发城中民户一丁，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

　　韦昭度营于唐桥，王建营于东阊门外。建事昭度甚谨。辛亥，简州将杜有迁执刺史员虔嵩降于建，建以有迁知州事。

这段记载和《新唐书·陈敬瑄传》所述“敬瑄屯弥牟、德阳，树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赀多少，布巨梃，搒不实者，不三日输钱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垒”吻合度更大。

后来王建建立前蜀称帝后的《郊天改元赦文》称张造为“故茂州刺史张造……并宜追赠”。

张造死时的官职到底是茂州刺史还是简州刺史，待考了，鉴于王建发布的是官方文件，这样的细节不大可能有错，茂州的可能性大一些。《唐刺史考全编》的简州条将张造刺简的时间列在龙纪元年，怕是值得商榷。

话说回来，这段时间夔州的归属，史书的记载也有问题。

胡注《资治通鉴》：（文德元年十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厚【张：「厚」作「亮」。】陷夔州。〔按新书，杨守亮时帅山南西道，守厚为绵州刺史，无亦杨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欤？ 〕

《新唐书·昭宗纪》同。

当月秦宗权刚败亡，被张造驱逐去了绵州的常厚抱上当权宦官杨复恭大腿成为其养子，改名杨守厚，被杨复恭就地任为绵州刺史，十分合理。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即杨复恭已故堂弟杨复光（宦官家族，名义上互为堂兄弟，事实上的关系是各自的养父有着同一个养父）养子。

根据《九国志·王宗播传》，常厚已经被称为“常司空”，肯定就是朝廷系统下的检校司空，脱离了秦宗权系统，不是在秦宗权生前反正了，就是在秦宗权败亡后归顺了。

文德元年十二月杨守厚攻克夔州的记载使得真相更扑朔迷离了，难道夔州在这一年的四月和十二月被同一个人攻陷了两次？

如果真相是：毛湘->常厚->郭禹->杨守厚，何以后来的夔州刺史又多年由郭禹即成汭的手下担任？史书上毫无他二次夺取夔州的痕迹。

但如果把十二月的这两条记载都把时间当做乌龙无视掉，就顺当多了：

毛湘->常厚（=杨守厚）->郭禹。

即常厚只攻陷了夔州一次，十二月夔州根本没有事发生。

事情的大致顺序是：
文德元年，已经脱离秦宗权反正的常厚从均、房出兵取夔州，正在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阆州防御使王建利用万州、忠州刺史都是自己人之便，出兵屯忠州帮助夔州刺史毛湘。但毛湘觉察到王建动机不纯，虽然弃城，却没有顺势投靠王建，而是去了白帝城，常厚占领夔州，围攻毛湘。荆南节度使郭禹及其部将许存打败了常厚，收复了夔州。毛湘出奔到西川治所成都，做了邛州刺史。常厚逃向万州，被张造驱逐，去了绵州，可能当时就对绵州进行了军事接管，然后抱杨复恭大腿成为了绵州刺史杨守厚。许存为成汭拓地驱逐了张造、李师泰等王建势力，张造再依附王建。

而胡注推测的十二月杨守亮派杨守厚取夔州这事，是没有的，当时常厚还没有成为杨守厚。

张造如果不被许存驱逐，也就未必会参与到后来王建攻取西川的战斗中并光荣牺牲。

讽刺的是，由于成汭的猜忌，间接害死王建老战友张造的许存最终投靠了王建，成为了王建的养子王宗播，而且虽然不可避免受到猜疑，却因为处世有道，富贵善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