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A206：古今多少兴亡，青史几行名姓——读《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文/望月听雪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欧冶善于铸剑。“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庶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 溪壑可盈，欲壑难填，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山之深亦可填满，然人的私欲却难以满足。这些均是《吕氏春秋》里饱含深意的名句。

“和明清时代相比，两三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反倒更像是现代人。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这段时期里，中国和我们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孟墨孔荀老庄列、吕氏春秋，一代儒法道墨的大家，且看古代高人如何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成就千古令名。

权力，人所欲也。《庄子·徐无鬼》：“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后汉书·马廖传》：“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埶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北齐书·元孝友传》：“性无骨鯁，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以法治国还是以仁治国？无规矩不成方圆，无制度则无国家。“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者，正圆之器；矩者，正方之器。”无规不成圆，无矩不成方。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告诫人们立身处世乃至治国安邦，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和法度。

大江东流，日月交替，大自然生生不息，用规则演绎着生命的轨迹。风筝之所以能高高飞翔，是因为它总是情系着手中的线；火车之所以能够奔驰千里，是因为它始终离不开两条轨道；宇宙间无数颗恒星亘古不变地灿烂，是因为它们都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断线风筝、脱缰野马、脱轨列车，纵然肆意放任，终逃不脱车毁人亡的结局。

然而孔子主张的一直是仁政治国，其仁爱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历史上不乏横行奡桀的暴君，但亦有一些贤明仁君，他们以仁治国，此等胸怀可谓是旷古烁今。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衣着朴素，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枥上秋风时一鸣，寒沙飒飒边风生。展才自觉逢时乐，致远不知行路难。君不见莘野磻溪耕钓叟，一朝吐气佐明君。”

其实无论依法亦或仁政，却并不相违背，可以相辅相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妇孺皆知，也了解舜把权力禅让给大禹，然后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实上，从古至今，权力永远不会轻松获得，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堵不如疏的治水方案千年传颂。“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正是这样的千秋功业，令百姓爱戴并顶礼膜拜，“俯首甘为孺子牛”。“准确地说，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

“《琅琊榜》里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主角梅长苏。所谓'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帮你算计皇兄得大位，武能以少胜多破危局，而且还有情有义有情怀。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在设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战国初期的吴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说里的梅长苏，更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吴起投奔楚国后，楚悼王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任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无独有偶，之后的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实施以法治国的改革初期。在古代“以法治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商鞅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法治方面，商鞅不仅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实践者，更是一位具有开创和求索精神的思想家。他对法治的理解丰富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执着精神也值得钦佩。在春秋之前，法治还不是维护上层建筑及人与人交往规范的主要手段，那时人们主要依靠的是“礼治”。礼的起源与祭祀有关。《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据《史记》记载，尧舜时期“修五礼”“典三礼”。那时的礼常与乐联系在一起，《史记》还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按照孔子的论述，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它们与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一脉相承并有所损益，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些就已无法“征之”了。把“法”从“礼”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而丰富的体系并广泛推行，开始于战国末期。商鞅是个“性恶论”者，《商君书》中多次就人性问题进行过探讨，比如：“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矣”“民生则计死，死则虑名”“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鞅认为，人出于天性都“好利避害”，所以从惩罚与奖赏两个方面可以实现对人的“法治”。在惩罚方面，商鞅所推行的法以严苛著称，他把消灭犯罪的希望寄托在重刑上。《商君书》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轻罪重刑”是商鞅推行律法的显著特征。《史记》说秦国的法律曾严苛到“弃灰于道者被刑”，商鞅亲自参与执法，曾“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还有饱受诟病的连坐制度，让商鞅几乎成为酷吏的始祖。在奖赏方面，商鞅提出“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军功大小赏赐二十等爵，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还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奖励耕织，对于积极垦荒的给予重奖，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达到一定数目，还可免除本人的劳役赋税。《商君书》说“苟可利民，不循其礼”，“治民”和“利民”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二者无法偏废。无论通过经济改革使农民增加收入，还是通过军功爵位的设立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目的都是让那些遵法守法的百姓获得实际利益。《商君书》说“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威刑不是商鞅“以法治民”的全部，也不是目的。在“重刑”的同时，“利民”才是商鞅“以法治民”的本意。《礼记》中还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这是以往法治的另一项弊端，商鞅就此提出了“壹刑”的概念。《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贵族、高官、功臣、善人统统不是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特殊人物，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是一部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观驭人之术，思成事之道”为宗旨、以解开权力运行的法则和密码为目标，从经济学角度解析历史事件的全新历史作品。从大禹治水到刘邦建汉，权力的演变、制度的变革，做事之道、用人之法，一切尽在“权利密码”中。

       “权大而利小，则容易滋生贪腐；责大而权小利小，会打击士气，流失人才；责小而权大，则容易滋生弄权者，架空上级领导。”吴起变法、商鞅变法、韩非入秦、吕氏春秋、李信伐楚、项羽之殇、刘邦称帝、萧何择主、韩信失势，说遍春秋霸主、战国群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 多少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