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识别负面绩效

主动识别负面绩效

——《胜市正言》沪续五十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防止绩效主义“癌变”的前提是要善于识别负面绩效,以便及时遏制负面绩效的进一步蔓延,为及时纠错争取时间。“毒奶粉”事件最初遭到消费者举报时,拥有三鹿集团43%股份的纽西兰恒天然集团就要求三鹿管理层全面回收有问题的奶粉,却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三鹿管理层试图将问题掩盖起来,以种种借口拖延,结果丧失了三鹿避免破产厄运的最佳时机。尽管负面绩效有种种“包装”,但是识别起来并不难。这取决于企业家是否把价值观当做软指标,是否准备为践行自己提出的价值观付出必要的代价。在阿里巴巴2002年致力于扭亏增盈的时候,有两个业务员违反了公司“不要给对方回扣”的规定,拿到了占全公司 70% 的销售收入,但是阿里集团还是下决心将这两个业务员予以淘汰。

以社会成本来衡量的负面绩效,可以称之为外部性负面绩效。这种外部性负面绩效往往与企业的绩效成正比,比如环境治理的成本越大,污染环境的企业绩效往往也越大。企业家对负面绩效的识别或者确认,体现的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否则就是麻木不仁。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2012年4月8日“稀土协会成立大会”披露的稀土污染的“巨大黑洞”让人触目惊心:仅赣州一地因为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矿山环境恢复性治理费用就高达380亿元。这种情况当然不允许继续下去,随着新《环保法》在2015年的实施,企业家如果再麻木不仁,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识别负面绩效当然需要看报表,但更应洞悉报表汇总和数字产生的过程。2012年春节以来,全国70万家“三上”(规模以上工业、资质内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企业)将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或省级分中心报送数据,万名统计工作者进入万家企业进行督导。此举被认为是保障数据真实性最重要的工程,国家统计局借此可以得到“原汁原味”的基层企业数据。未来将由国家统计局核算GDP,不会再出现中央与地方两套数据榫不对卯的情况。这对企业家不无启示,那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发现数据之间的抵牾之处,那就是绩效中的水分;防止有人利用时空差,在统计、计算方面投机取巧或者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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