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父教成就了梁漱溟！

梁漱溟，1893 年生于北京，1988 年逝世于北京。18年毕业于顺天中学堂，此后再未上学，然而他在24岁时就成为北京大学的讲师，并且一步步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实践家之一，直到现在，他的言行仍影响着无数的读者。

为什么只有中学毕业证的梁漱溟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回顾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幼年时接受的父教至为关键。

一、父亲梁济的为人

梁济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生于1859年，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考中举人或进士而做官的。只不过祖父做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他的父亲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逝，仅仅活了36岁。当时，梁济仅七八岁，只能靠母亲开蒙学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19岁时，梁济开始在“义学”教书，挑起了家庭重担，而生活依然寒苦。27 岁时，梁济中了举人，曾担任慈幼堂司事等职，40岁时出任内阁中书，在“皇史宬”抄王朝历史档案，之后提升为内阁侍读。梁济虽也算得上职位不低的官员，但时局混乱，清廷腐败无能，而梁济天生忠厚，根本不懂也不屑于官场那一套巧取豪夺的手段，多靠自己为人写禀帖、对联等赚来的辛苦钱维持家庭，家境从没有舒展过。梁漱溟兄妹四人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清宣统帝逊位后，梁济更是辞去官职。第二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做官，他总是不答应甚至很生气。

梁济有位挚友叫彭翼仲，他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后来负债累累。对此，梁济从始至终进行着支持，当彭翼仲家产荡尽时，梁济一家的财物也随着赔送进去。奇的是，即便如此，梁济仍然继续援救，“前后千余金，大半出于典质”。就是说，宁愿把自己家的东西典当了，也要资助彭翼仲开发民智。梁济对彭翼仲的资助是无私的，为的就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所以一开始就抱定了“亏失不还亦所心甘”的念头。

梁济是一位地道的老实人，也是一个很有主见、凡事极其认真的奇人，然而，他对儿子梁漱溟的教育却是非常宽松的。

二、如何成就儿子的“自学”

由于梁济少时即失去父亲，嫡母望子成龙，管教非常严厉。梁济经常一整日站在嫡母身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每每有一点疏忽，便受到嫡母的严厉指责。这样的教育之下，梁济虽然品行端正，学有所成，但总觉得“天机才慧亦以不无窒损”（梁漱溟：《思亲记》）。他吃过这样的苦头，反思后便不愿意让儿子像自己以前一样受苦。对小儿子梁漱溟更是如此。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地不放松。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是启发式的素质教育。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曾举例说明：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梁济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从不强迫其被动接受自己的主张。梁漱溟6岁时开始在家里读书，家庭教师在教他《三字经》后，就按照梁济的意思教《地球韵言》，让孩子从小了解世界大势，培养关心国家大局的习惯。梁漱溟7岁时被送入北京的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古文，也读英文，英文教材是《英文初阶》、《英文进阶》。9岁时，梁漱溟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10岁入蒙养学堂读书，一直到11岁因病辍学。梁漱溟10岁时喜读父执彭翼仲创办的《启蒙画报》，里面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还有“伊索寓言”之类的东西，梁漱溟不仅从里面学到许多常识，而且也懂了很多道理，对他影响很大。梁漱溟14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有时发于言论，有时见之行事。梁济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则点到为止，只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却从不干涉。十八九岁时，涉及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时，梁济仍然不加干涉，即便他从心底里不赞同儿子的想法，却仍然顺其自然。梁漱溟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梁济手迹

（三）“放任教子法”背后的“身教”

早在辛亥革命时，梁漱溟即参加革命行动，梁济明示不同意，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多丑剧，梁济深为不满，而梁漱溟当时正迷信西方政制，事事为之辩护。父子俩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梁济虽然很伤心，但依然保持一贯的做法。

更奇的是，梁漱溟中学毕业后，就不愿升学，而且痴迷佛典，决意一辈子不结婚，打算出家当和尚。这自然是做父亲的万万不愿意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购读佛书、茹素、不娶妻，梁济仍采取完全不干涉的态度，所做的仅仅是让儿子知道他不赞同的意思。而梁漱溟当时虽然知道父亲的心愿，却始终固执己见。

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梁漱溟的母亲临终前教诲儿子要娶妻生子时，梁漱溟的父亲仍在事后告诉儿子：“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直到梁济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儿子要结婚。对梁漱溟，梁济是完全不干涉。

梁漱溟对父亲内心的感受并没有及时体察到，直到梁济自杀，梁漱溟清理先父遗笔时，才知道自己坚不结婚是大伤父亲之心的。后来，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

归根结底，梁济之所以放任梁漱溟，是因为他信任儿子。他所起的作用，是引导；而儿子的路，则要儿子自己走。

这种方法，即便现在看来，都非常超前。

那么，究竟好不好呢？

梁漱溟说：“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梁漱溟：《朝话· 先父给予我的帮助》）

成为思想家的梁漱溟又说：“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梁漱溟：《自述》）

他还曾十分庆幸地说：“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他在《思亲记》中有更高的评价：“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写完上述文字的几年间，梁济的“放任教子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他教育梁漱溟的方法显然是成功的，然而，却很难仿效。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梁济对儿子也不是完全放任，而是他深知：“言传不如身教”。这一点，足以给家长们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