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绝伦而又无足轻重

Craig Clifford 著 吴万伟 译

我在上大学时的哲学教授曾经说过，哲学的繁荣往往出现在衰落或危机时刻。不，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都在心里悄悄地祈祷灾难降临。但是，黑暗时代呼吁哲学反思的确是真实的，就像艺术一样，在一切都混乱不堪的时候，哲学可能为人类精神提供某些营养。

危机当然激发出人类身上最邪恶的东西，我们很难不去思考霍布斯的人性恶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当今危机的很多新闻标题记录了人类自私的无底深渊。我们头脑中可能想到田纳西州有个人囤积了17,700瓶洗手液，然后以高得吓人的价格卖出去。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讲述有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的英勇无畏和无私奉献，既有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也有为被隔离的老人运送生活物资的年轻人。

如果你读过14世纪意大利瘟疫时期的《十日谈》（Decameron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Boccaccio）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创作于1350—1353年），薄伽丘估计，在危机期间，显而易见的是，邪恶会战胜善良。

不过，《十日谈》中佛罗伦萨人从城市逃离，跑到乡下别墅中躲避瘟疫，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从喧闹并猥亵作乐的放荡之徒到虔诚无比的信徒，他们拥抱了人性的完整表现，开启了文艺复兴。

从霍布斯到卢梭等现代政治哲学家倾向于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无论人性本身是善还是恶，他们都将其作为非此即彼的问题提出来。霍布斯的自然人如此自私和邪恶以至于他们以目睹别人受苦为乐。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卢梭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是自由的、和平的、容易同情他人的，因而对同胞的痛苦感同身受。

但是在此时刻，我们最好将霍布斯和卢梭的虚假两难困境抛在一边，重新去倾听古希腊哲学家的见解，他们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清晰阐明了所有动物和人都有能力做最大的善事，也会犯下最大的恶。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讨论了人类的广泛欲望，但他很清楚所有人都拥有包括最邪恶的欲望在内的所有欲望。好人也有像坏人一样的欲望，只不过能控制它们而已。苏格拉底甚至说，能够做最大善的灵魂也能做最大的恶。

亚里士多德说人可能成为最好的动物，可是如果脱离法律与正义，人就成为最坏的动物。让我们取得智慧和正义的能力也能让我们做坏事。

亚里士多德从他对人性的了解中推断出的东西是，最好的生活是有美德的生活，是灵魂的卓越，但他承认大部人过的是享乐主义生活，只是追求快乐而已。

虽然我们有能力过有美德的生活，但我们的行为往往正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赞同霍布斯的观点，很多人往往很自私、容易受欲望的驱使，有时候很残忍，但是，这是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善，并不是人性恶的表现。

那些成为“最好的动物”的人可能很罕见，但幸运的是，那些成为“最坏的动物”的人也很罕见。大部分人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是原本希望当好人的。不过，认识到我们能够成为两个极端对我们的选择要更加重要得多。片面地评估人性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评判。

相信人性善的过分乐观者可能看不到他人身上的恶，而愤世嫉俗者往往看不到人性的善良。那些拥抱人性所有可能性的古希腊观点支持者则往往持开放态度，承认无论自己还是他人身上的两种极端及中间状态等各种可能性的存在。当今的危机往往催生出极端情况，但它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抗拒自私和坏心肠的冲动，拥抱人性中的善良。

持续不断闯入我脑海的其他哲学主题，如果用马基雅维里的说法是“命运”（fortuna）和“德性”（virtù）的战场。他对命运的描述让我们回归古代世界坚定相信压倒一切的命运威力。

而德性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意味着强力或能力，更类似于罗马人的勇武（virtus）而非基督教美德。他的成年生活都花在试图弄清楚德性是如何即便不是控制至少是管理命运的。他的建议常常相互矛盾，这也反映出他的沮丧。有时候他说，如果你跟随潮流而动，你将总是位于顶层，有时候他说要大胆（在一篇很有名的，容易得罪人的文章中，他说命运就是女人，需要狠狠揍一顿。）

有时候他说，你不可能逆流而上，但你可以建一些堤坝来预防下次洪水；在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说，命运能决定一半人生，德性则来决定另一半人生。因为他控制命运的欲望，我们称他为第一个现代思想家是准确的，因为在某个意义上，现代工程的核心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来试图控制自然的动荡不定。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或以更及时的方式管理技术，本来能更好地控制新冠病毒疫情。显然，我们需要预测未来的疫情并为此做好准备。真正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有技术对付这种危机，却没有更早、更广泛地投入运用。但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世界上所有技术永远都不能充分控制命运。

了解一点儿古代斯多葛主义或许能锤炼我们，抑制我们的过高期待和傲慢自大。斯多葛派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信唯一的善是美德，是希腊语的“德性/优秀品格”（aretē）而不是罗马语的“武德”（virtus）或马基雅维里的“德性/力量”（virtù）。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等处说，生死之间真正重要的、唯一大事就是你是否好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最大善举就是过一种体现道德美德的生活。与追求快乐的生活中有起有落的情况不同，追求道德美德的生活是经常性和永久性的生活，人人都能做得到。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乐意承认的那样，要过一种体现道德美德的生活要求很多运气－－－你可能年纪轻轻就死于新冠病毒疫情或被卡车撞死。荷马认为人类是众神的玩物，哲学家对此观点的回答也不是我们能控制命运。

对于这些希腊哲学家来说，“命运”（moira）极其强大，正如柏拉图的《会饮篇》末尾所建议的那样，人的生存条件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当时，苏格拉底及其同伴正在辩论同一个人能既写喜剧又写悲剧。

人类生存条件的悲剧一面意味着，我们就像悲剧英雄一样要承受更多痛苦，虽然我们所受的苦常常是因为自己傲慢自大所致，是咎由自取。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说，痛苦让人长大（Pathos mathei）：如果你能承受住痛苦的打击，痛苦能够带来知识，在有些情况下还能从痛苦中产生哲学和艺术。

让我们将此论述放在当今背景下。亚马逊并没有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卖光。但是，让我们看看普通人对新冠疫情做出的反应。是的，政治分裂很严重，很恶劣，但也存在一些桥梁可沟通这些鸿沟。全世界的人都陷入饥渴的状态－－－如果不是哲学－－－最突出的是艺术和音乐－－－至少是迫切渴望了解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任何事情。

意大利人站在阳台上唱经典歌曲“飞翔”（Volare），旧金山人坐在空荡荡的佩奇街（Page Street）上听保罗·里士满·雷克德（Saul Richmond-Rakerd）在前庭演奏大提琴。人们蜂拥进入脸书和YouTube上的音乐会，为他们最喜欢的歌星－歌词作者的虚拟小费罐里扔钱打赏。当脸书似乎要限制音乐的现场直播时，出现了雪崩一般的谴责声浪，这些抗议不仅来自艺术家而且来自广大粉丝。

是的，艺术家、博物馆、音乐会都在试图继续维持生存，所以进入虚拟场所演奏。但是，人们的确需要音乐会、艺术博物馆和现场演出。在我的居住地附近，音乐人陶恩斯·凡·冉特（Townes Van Zandt）和盖·克拉克（Guy Clark）的幽灵确立了歌手－歌词作者的标准，表演者开始现场演出，观众则到现场捧场。

他们是否很好地遵守了适当的防疫安全标准措施，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现场音乐表演是否明智，人们似乎不怎么在乎了，他们迫切渴望看到现场音乐会表演。正如陶恩斯·凡·冉特在一首歌里唱的那样，“除非有东西闪亮，否则黑暗不可能消失。”

无论相信与否，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渴望体育运动。至少对于运动员、教练、大学和俱乐部来说，美国的体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名望和财富的游戏，但是，作为体育本身的体育实际上和艺术和哲学同属于一个家族。

无论是作为运动员还是作为球迷，体育最初吸引我们参与其中的因素或它的迷人魅力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很难表达的东西，因为就像艺术，普通体育运动中有美的东西。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谈到体育运动的“精彩绝伦的功利性”。更好的说法是兰道夫·费泽尔（Randolph Feezell）对这个短语的改变，“精彩绝伦却无足轻重”。

它不过是一场游戏，这意味着，如果和死于新冠病毒肺炎或者当兵上战场相比，它最终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打比赛或观看比赛时它们似乎是世界上唯一重要之事，请注意“似乎”是关键。体育玩得好的确非常精彩漂亮。

他们创造了一种共同的美，我们所有人都能分享它的美。正如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用他的术语“游戏人”（homo ludens）暗示的那样，人们可能说美好生活是游戏玩得好的生活－－－就好像这游戏绝对重要，虽然在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它一点儿都不重要。最后，无论是生活还是体育运动，真正重要的是你参与游戏的方式。

为艺术而艺术，为体育而体育，这些都是精彩绝伦却又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它们又以某种方式触及人类精神的最深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最明显不过地揭示出这一点。哲学就是爱智慧，永远悬挂在智慧和无知之间，而艺术和体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哲学一样赋予我们个人的灵魂或我们的群体以意义。

20世纪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无用之物，人们拿它来什么也做不成。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哲学反思、最伟大的艺术品、精彩演绎的流行歌曲、精彩绝伦的棒球双杀，的确无用，连一个人也救不了。

69岁这个高风险年龄段的我被困在得克萨斯一个小镇的家里动弹不得，与薄加丘的《十日谈》中的人物没有什么不同，我热烈地希望我和我的亲人不要死于新冠疫情。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凭借技术和国家的所有威力尽可能减少死伤人数，降低人类承受的无尽痛苦。

但是，我也在持续不断地思考苏格拉底的观点，即国家治理虽然必要但并不高尚。它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如果没有管理，所有高贵的东西都难以繁荣发展。在致命疫情肆虐的时刻，不用说，哲学课堂、音乐会、博物馆、剧院、棒球场都不能像往常一样开放了。

但是，在命运的黑暗面占上风的不祥时刻，我们值得牢记的是，哲学、艺术和运动员们精彩绝伦却无足轻重的比赛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是的确高贵无比，而且能让人们都变得高贵起来。我们都渴望找到人生的意义，虽然这可能有些不确定。

作者简介

克雷格·克里夫德（Craig Clifford），得克萨斯斯蒂芬维尔（Stephenville）的塔尔顿州立大学荣誉学院院长，哲学教授。在很多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书，最新著作是《采摘者和诗人：无情的得克萨斯诗人、歌手和歌词作者》（2016年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出版社）。

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Craig Clifford 吴万伟译

译自：Splendid Triviality: Philosophy, Art, and Sport in a Time of Crisis by Craig Clifford

原标题：艺术与道德：苦乐参半的交响曲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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