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儿时的“年”｜健康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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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电影叫《过年》，讲的很像我们小时候。但一想到东北的年，首先想到的还是冰天雪地。

小时候，东北的雪似乎比现在多得多。每次下雪后，大家就出来扫雪，然后把雪一堆一堆地堆在路边。房顶上依然铺着厚厚的白雪，家家的窗户上布满霜花。白雪和霜花伴随着西北风，使“冷”成为东北冬天的最大特点。

然而，“热”，也是东北过年的一大特点。平房里火炕、火墙的炙热，邻里乡亲的亲热，孩子们对年的“狂热”……

东北屋里面的热自不必说，屋里屋外的温差可以达到50摄氏度（室内零上25摄氏度，室外零下25摄氏度）。邻里的“热”在平时和过年都能体现出来。

我们家在父母单位的家属大院里，左邻右舍都非常熟悉。每家三四个孩子，彼此之间都是“亲兄弟”“亲姐妹”。尽管当时家家都不富足，但谁家偶尔做点好吃的，都会给邻里乡亲送点儿，或者把邻家孩子叫来尝尝鲜儿。

那时候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隔窝香”，同样的东西，喜欢吃人家的。因此，大人们都非常注意邻里关系。每逢过年，三十晚上闹腾一夜。初一一大早，父母就催着我们起床，催着去叔叔、阿姨家拜年，生怕别人家的孩子赶在我们前面。所以说，那时候过年，好像不是一家人在过年，而是一个大院、一个单位在共同过年。

那时候的年是给孩子们过的。因此，孩子们对过年更是“狂热”，因为过年可以有“好吃的”“好穿的”和“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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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家平时的主食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尽管现在有人把它们称为“健康食品”或“绿色食品”，但我是绝对不爱吃的。那时，很少能吃到大米、白面，肉蛋更是孩子们的奢侈品。东北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的。从那天起，家家户户就有了过年的气氛，除了打扫庭厨，还需要煎炒烹炸，准备好吃的。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从初一到初五，家家不能“开火”，因为灶王爷已经不在家了。事实上，不是不开火，而是不做新的饭菜了，大家腾出时间来玩儿，走亲戚。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晚餐，是令孩子们垂涎的。记得每年年三十，父母都会拿出一张纸，很正式地列出十几个菜名，然后照着菜谱去做。我们几个孩子会很殷勤地跑前跑后，有时充当采购，有时充当小工，全家忙个不停。到了晚上六七点钟，喧嚣的城市突然变得异常安静，而家家户户却变得热闹非凡。

半夜的饺子是不能少的，因为这意味着新旧两年的交替——交子（也就是饺子）。这顿饺子还有很多说道儿。妈妈会在饺子馅中放上糖、葱、蒜、钱、面团等。吃到糖的是“嘴甜，会说话”；吃到葱的“聪明”；吃到蒜的“会算计，能省钱”；吃到钱的“富庶”；吃到面团（死面）的“死心眼儿”。每次大家都怕自己吃到死面疙瘩，谁吃到了就会被奚落一番。而我爸爸和我是“中标”最多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才能体会到“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长了一岁。我们开始给长辈拜年，收压岁钱，然后出去放鞭炮，去把那个传说中的怪兽“年”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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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一顿接着一顿“好吃的”，而且都有讲究，什么“年年有鱼（余）”了，什么“粘粘糕（年年升高）”了，这场盛宴一直持续到初五晚上。

在东北过年，不能不提花生、毛客（葵花籽）和糖块这老三样儿，它们也是我们小时候过年不可缺少的零食。到现在，只要嘴里含着奶糖，吃着花生或瓜子，我都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说到穿，小时候有一句经常听的话——笑破不笑补，因为那时候孩子们几乎都穿带补丁的衣服。但每到春节，家里一定给孩子们做一件或一套新衣服。那时候不是上街买服装，父母常常既是厨师，也是裁缝。每家都有缝纫机，在年前，妈妈会拿出长尺、剪刀，把买来的布裁成一块块的，然后随着缝纫机“嘣嘣嘣嘣”的声响，一套衣服就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第一件翻领夹克服，因为那时候穿翻领衣服的人还不多。大概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这件新衣服也是在大年初一这天才穿上的，意味着“万象更新”。

“玩”更应该是孩子们的事，但现在似乎孩子们已经退出“过年”的舞台。而我们小时候盼着过年，还真不仅仅是因为有好吃的、好穿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们成了世界的中心，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

到了“小年”，我们就会向父母“申请经费”去买“鞭”。那时候的鞭炮都是按“百”来包装的，有一百响、二百响、五百响，绝对不会有上千、上万的。孩子们买来几包鞭炮，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拆开，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松解为“单体”，然后放在暖气上烘烤，生怕有一个、两个受潮出现“哑炮”。等大年三十吃完饺子，我们就把鞭炮揣在兜里，拿着一枝香，跑到外面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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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是一个一个放的。从兜里拿出来一个，把引芯对准香火，用嘴吹着，使香火亮起来，点燃鞭炮，在鞭炮快要爆炸的一刹那，把鞭炮扔出去。鞭炮在空中炸响，带来一片回声。如果扔晚了，鞭炮就会在手里面炸响，胆儿小的孩子不敢用手拿，放在地上或插在雪堆里，点燃后跑得老远，还堵着耳朵。就是这幅图景，产生了一幅年画。但是，这是我们很看不起的孩子。不过，那时候的鞭炮“威力”也比较小。曾经有一个小朋友把鞭扔到了我的脖子里，也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片黑。

当年放的“花”不叫礼花，叫“呲花”，多是做成一个个小图形，如小松鼠或小鸡，抱着一个小花筒，点燃后，呲出来火花，然后有一个高调的哨鸣。这样的花，我们曾经在屋里燃放过。这些也都是给孩子们玩儿的。换句话说，所有的“燃放”都是为孩子们准备的。年，也是给孩子们过的。

孩子们还常常有另外一个工具，那就是灯笼。有心的孩子会用竹条做骨架，用纸糊出来一个大灯笼，还常常在上面贴上剪纸，或画上画。也有比较简单的灯笼，就是拿一个罐头瓶，里面立上一根小蜡烛，用绳子绑在瓶口，提起来，就成了。当别人在放鞭炮时，有些孩子就拿着灯笼找没有爆炸的“小鞭”，有有引信的，也有没有的。有的，就“赚”了一个，自己听一个响；没有的，把小鞭折断，用火直接点燃火药，放“呲花”。孩子们通常会玩到夜里两点、三点。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面玩到了五点。

虽然东北春节的冰天雪地令人生畏，但过年可以在孩子们心中点燃一把火，使他们忘记严寒。我突然意识到，成年后的“年”之所以不像年，是因为年的“天真”和“想象”，都已经随着巨大的烟花爆竹的爆炸声烟消云散了。别样的年，只存在于儿时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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