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
王晓群 译
一
伊格尔顿的新作《理论之后》问世，任何在20世纪末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会竖起耳朵，欲先睹为快。“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在其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罗兰·巴尔特、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等，他们仔细研究了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创始人的方法，以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其他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曾颇具批判性和创新性。可以说，“理论”在其自身开始被理论化———或者用当时时兴的话来说被解构时，便诞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了美国，在美国得到了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乔纳森·卡勒、巴巴拉·约翰逊、斯皮瓦克、杰姆逊和赛义德等人的发展和传播。这场运动在欧、美发展的过程中都吸收了刚刚出现的女性主义批评，并使之理论化。这场运动扩大了传统文学批评的范畴，涵盖到整个文化生产领域。此外，它还以各种令人迷惑的名义创造出了一些研究这些素材的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庶民研究和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等等，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行话、期刊和学术会议。这些研究大部分都被看作，或把自己看作是从属于那个甚至更松散和更庞大的叫作“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理论对文学研究一个颇有争议的影响就是颠覆了传统经典的权威，并代之以另一套亚经典(subcanon)，如女性作品、同性恋作品、后殖民作品和“理论”本身的创始文本。理论受到了年轻、机敏、新加入学术界的学者们的青睐，他们渴望尝试运用这些崭新的批评方法，在他们的前辈面前炫耀，并挫败他们。不出所料，理论受到了来自那些对较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有既得利益的人的顽强抵制。在课程设置、人员聘用和终身聘任等问题上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争斗。
从长远来看，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就理论90年代初在世界各地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里确立了一种新的正统地位而言，理论获得了胜利。虽然理论以一种不稳定的缓和状态与传统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文本编辑方法共存，但毫无疑问，在学术影响和声誉上，在获得赞助方面，理论都占了上风。然而，理论的成功却在许多为之奋斗的人中间造成了一种厌倦情绪。此外，理论的体制化剥夺了理论最初令人感到兴奋的那些东西和大部分魅力。在许多早期的支持者当中理想也开始破灭，他们或改行从事创作和撰写自传，或重操旧业以小组自由讨论的方式教学，或彻底离开学术界去做心理诊疗医生。
伊格尔顿在理论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英国。他最初在剑桥，后来在牛津都是年轻的研究员和讲师，即使后来晋升为正教授，后生可畏的光环也一直罩在他的头上。他陶醉于对学术体制的抨击———有一段时间还抨击罗马天主教体制。196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这本早熟的专著用马克思主义解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英国的大学中，当时欧陆的结构主义不过是一种传闻。左翼政治原则使伊格尔顿对经典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偏见深表怀疑，他可能接受理论的某些方面，但不接受理论的另一些方面。例如他比较接受后殖民和女性批评而不接受解构主义。他机敏灵活、能言善辩，而且聪明睿智，这使他能够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在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中，把握并阐述了所有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
他的《文学理论：导论》不仅描述性强，而且颇具争论性。在该书中，他提出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该书的最后一章是全书的重头，它表达了对“政治批评”(即承认批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肯定态度，它涵盖了整个理论的前沿。据报道该书在世界各地销售了80万册，这个惊人的数字有力地证明了伊格尔顿的影响。后来，他又发表和编辑出版了10多本书，如《批评的作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希斯克利夫和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写作、性和阶级斗争》等。
看到他这部新书的标题，人们必然会问：伊格尔顿是否对理论丧失了信心?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理论之后》是作为理论的实践者和捍卫者的伊格尔顿，与作为理论的良知和谴责者的伊格尔顿之间的对话，抑或，人们可能会说是坦率正直的戏剧演员特里和外行的说教者特里之间的对话。这本书很难把握的一个问题是该书经常用一个声音来限定另一个与之争论的声音，但是在该书的后半部较镇定的、批评的声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该书的第一页作者便宣布：“那些认为本书的书名提出‘理论’现已过时，我们可以宽慰地回到理论之前的单纯时代的人肯定会感到大失所望。”但是那些希望颂扬理论时代的人也会有同感。
应该说该书的写作质量极不稳定。对理论的那种典型的令人痛苦的严肃性来说，伊格尔顿尖锐泼辣、无拘无束和诙谐幽默的阐释风格通常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但该书有的地方纯粹像粗制滥造。有些句子在电脑屏幕上第一稿就不应该通过，更不用说印刷出版。书中存在过多滑稽夸张的明喻。伊格尔顿一向最喜欢运用这样的比喻，但这很容易成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言语习惯。
该书中经常使用“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和“即便如此”等词语，有时在同一段里使用两次，这是另一种令人讨厌的文风。这些词和词组使伊格尔顿能够在更高的概括性层面上坚持某些其他内容，从而从两种主张显而易见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或许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但是往往更像两者都不想放弃。或许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伊格尔顿对该书主题的处理，他没有将理论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或用引号将它同“理论”一词指涉的其他意思区分开，只是偶尔用形容词“文化的”加以区分。由于他很少引用其他著作，又很少用引语来说明他的观点，因此很难确定他究竟在谈些什么。然而，我们还是要试着看一看他究竟在说些什么。
二
一开始，伊格尔顿便从上世纪60年代和那十年蓬勃发展的解放政治、青年反叛运动和知识分子进取精神中寻找理论的渊源。生活在那个黎明时期实在令人兴奋。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打碎偶像的文化批评、先锋派艺术和革命性的政治似乎完全有可能肩并肩、充满信心地迈向未来。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一梦想逐渐破灭了，而且在贪婪的反思想的80年代里，左翼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现实。伊格尔顿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思想绽放出最后的灿烂时，产生它们的条件已经开始消亡。文化理论摆脱了其发端那一刻的影响，然而却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保持那一刻的温度。像战争一样，它以其他的方式成为政治的延续。”
这一评论阐明了对大写的理论贯穿全书的矛盾态度。伊格尔顿一方面羡慕它继续对公认的“事物的秩序”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不能宽恕它背离了激进的政治行动，因此由于“愿望的空虚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主体的脆弱性、进步的谎言性和权力的无所不在而被看作是对其造成了致命的损害”。他将大部分指责都归咎于后现代主义的潮流，认为这一潮流否认一般概念和第一原则的有效性，怂恿在思想和经验的文化购物中心里做一种享乐式的拼凑浏览，剥夺甚至像后殖民主义这样具有明显进步意义的论题的实际效果和道德意图。
在这种联系中，伊格尔顿引用了像理查德·罗蒂和斯坦利·费什等反基础主义者或新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他称他们为“反理论者”。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你不可能用理论来证明你的生活方式是有道理的，因为理论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文化在理性上没有基础。它们只是做它们所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两种文化之间作判断没有理性的基础。”姑且先不考虑对这些作家的概括是否公平，既然他们明显地属于理论史的一部分，却又把他们描述为“反理论者”，这种悖论充分表明了伊格尔顿的话语在保持如此众多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时的牵强状况。
在《失与得》一章中，他试图对大写的理论作一个彻底的评估。他首先抨击了大部分理论作品故弄玄虚和令人费解的写作风格，并引用一个没有出处的句子来加以说明：“人们不可能使尚未成熟的、圈内爱好者喜欢的、原始的类主题理论化，使之在功能上完全冻结在一个将目的论扼要表示为地理学的世界里。”伊格尔顿评论说：“有些事情特别令人反感，那就是激进的文化理论如此晦涩难懂……因为整个文化理论的思想本质上是民主的思想。在不幸的过去，人们认为文化是某种你需要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如疟疾或红血球。无数代的教养使绅士形成了能够瞬间区别鲜活和陈旧比喻的能力。文化确实不是某种你能获得的东西。”阅读这一段，人们不仅要思考伊格尔顿所说的不幸的过去究竟指什么时候，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它直接指向披头士乐队的时代：“众所周知，理论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茂密的民主丛林中，然而理论却不这样认为。要参加这场游戏，人们只需要学会某种谈话的方式，而不是在门外拴上两匹纯种马。”
这显然是对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真实历史荒唐而错误的再现。在中小学、学院和大学里讲授本国文学始于19世纪末，后来扩展到20世纪，这恰恰是将“文化”向所有人开放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在不断阐明谈论它的方式。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做法，特别是通过后来被称作“新批评”的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I·A·理查兹到W·K·威姆塞特，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即使它没有像同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布拉格和后来在巴黎等地发展的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那样系统。
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批评传统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相互了解，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二者都对构成“文学性”的东西和那些在文学文本的深层和表面结构中促成历史变化的东西感兴趣。正如弗兰克·克莫德在他的回忆录《无题》(NotEntitled)中解释的那样，最初他同与他志趣相投的英、美批评家(我也算这些人中间的一员)热烈欢迎欧洲的结构主义，他们认为欧洲的结构主义能使他们共同地追求一种新的活力和严谨。
伊格尔顿当然了解这一切，人但不足以支撑第二句话所作出的倾向性的断言。们对他为什么要佯装并非如此感到困惑。而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有关理论表述的方式晦涩难懂这一确实重要的问题却不见踪影或被忽视了。为了表明这与敏感地阅读文学文本并不矛盾，他对伊夫林·沃短篇小说的第一句话作了简短的评论。这说明他有足够的洞察力，然而任何一位有能力的批评家在对显然是该书主体的理论(大写的理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能作出这样的评论。“理论的对手反复抱怨理论无法做到细读。”果然如此吗?我可能说过较常见的反理论抱怨是理论的解释者是强迫性的细读者，他们阐释的灵活性完全不受可检验的和似乎合理的传统标准所约束。然而，认为“文化理论”驳倒了“只有一种正确的阐释艺术作品的方法”的假定，同样也是不正当的。“含混”和“反讽”曾是新批评的重要术语。
该章继续以这种方式阐释，将漫画般的“保守主义批评家”同理想化的“文化理论家”对立起来，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反理论的看法不是错误，就是微不足道。”大约到该书的一半，也就是有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大失所望，欲将该书抛到一边的关键时刻，伊格尔顿的论述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 “人们可以对理论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批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理论允诺要努力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理论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详细地论述这一令人生畏的指控，并阐释其哲学基础。
三
“死亡代表着大自然对文化的最终胜利”，因此就大写的理论坚持认为一切都是文化而言，也意味着对理论的最终胜利。
这种对大写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伊格尔顿的天主教背景，在令读者愉悦的回忆录《看门人》中，他生动地回忆了这一切。他在兰开夏郡索尔福德镇长大。那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业小镇，镇上有一个封闭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社区，它与周围的环境多少有些不协调，年轻的伊格尔顿曾为修女们担任过祭坛助手和“看门人”，他通过旋转栅门进入修道院传递信息和物件，或引导一些稀客进入禁止对外的会客室，在那里他们可以透过格子窗与里面的人谈话。从任何世俗的标准来看修女们那种完全自我否定的生活都是荒唐可笑的，然而这是克尔凯郭尔式的那种荒诞，它佐证了世界的堕落状态。这个世界被视为如此作恶多端，以至于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主动从中退出，为其祈祷，或等待被从中解脱出来。这一切给年轻的伊格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随着他长大，摆脱了孩提时灌输到他头脑中的简单信仰，他用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概念取代了罪恶的概念，在今生而不是来世寻求拯救。他解释道：“人们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信仰天主教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用不着经历自由主义阶段。”但是他从未切断自己与天主教的联系，这部分是由于那些极端的英国天主教多明我会修道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赫伯特·麦凯布的影响。伊格尔顿承认后者对《理论之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对伊格尔顿来说，即使基督教尽善尽美的劝告没有了其传统的形而上的基础，它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由于人类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尽可能活得充实些，死亡似乎向来就是专横的，但是正是因为死亡不可避免，所以我们必须在接受死亡中生活；因此放弃财产，或者原则上随时准备放弃财产，就是一种准备放弃肉体生活的方式。根据伊格尔顿的观点，当代西方社会贪婪的消费主义思想，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和在艺术与媒体的后现代主义的颂扬下，完全否认这一真理。理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美国：“身体在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是一个极受欢迎的题目———但是这是灵活的、可重塑的、社会建构的身体，而不是生老病死的那个物质的东西。由于死亡是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的最终失败，所以死亡一向是美国人最不喜欢的题目。美国的发行者曾竭尽全力要改掉英国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这个片名，尽管没有成功。”第三句话中所举的例子很恰当第三句话中所举的例子很恰当，但不足以支撑第二句话所作出的倾向性的断言。在我本人的印象中，近年来表现慢性疾病和死亡的美国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并不少见。
一股反美情绪贯穿《理论之后》，这是英国极左翼的一贯特点，因伊拉克战争这种情绪进一步加剧。该书不是第一本提出理论经历了自己的辉煌时期或已经迷失了方向的著作，但却是在“9·11”事件和后来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全球动荡阴影下撰写的该类图书中的第一部，因此该书的论点有时被赋予了一种预示性的色彩。在该书的开头部分，伊格尔顿评论道：“美国自鸣得意地传播历史终结的思想，看起来美国确实日趋接近这种危险。”他的结论是：“随着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开始，伴随着所谓的反恐战争，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终结。”由于在这些政治发展中美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学术机构又特别容易接受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这些现象之间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但是美国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并成为没有谁能与之抗衡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不幸的是其权力落到了一个傲慢、草率从事的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责备理论或后现代主义。
当今全球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本该属于理论研究的范围，但是伊格尔顿认为由于对原则的怀疑，理论丧失了对该主题发表任何建设性见解的能力。他认为，反对原教旨主义者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有原则，而是他们的原则是错误的；他们把自己的原则建立在一个或多个文本之上，“对这一目的来说这是最不合适的东西”；他们 “准备摧毁整个创造物来保持一种思想的纯洁”。他说，人类必须学会“反讽地生活。接受我们自身存在的虚幻性，就是除了其他东西，我们要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接受死亡就是要更加充实地生活”。不幸的是，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十分欣赏反讽，而是倾向于把最后的格言运用在来世而不是现世。那些自相矛盾的人物，自杀性袭击者，既是烈士又是谋杀者，威胁着文明社会，伊格尔顿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谁又能回答这一问题呢?
《理论之后》不仅是一部令人气恼的著作，而且是一部雄心勃勃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但是该书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同时并没有对其内部的历史作适当的分析。毕竟理论几乎完全是在专业和知识兴趣的驱动下进行的学术研究活动。在大学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期，理论提供了一系列给人印象深刻的元语言，一旦掌握这些元语言，人文学科的学界人士便可以出名和表现他们的优势。但是对于该领域之外的人，解释这种充满行话的话语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价远远胜过可能从中获得的启示，因此他们不再阅读理论，非专业的出版物也不再评论理论，这对学术界和一般文化界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理论的一些成就是真实的，并成为了固定的知识，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伊格尔顿认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理论前那种认为语言是透明的，或阐释的思想是中立的那种天真无邪的认识状态中。他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文学对生活的处理是使其关注的目标陌生化，并让我们重新审视它，欣赏它。作为一种批判性阅读的方法，理论最多是在第二次移动中做了文学对生活所做的事情。但是像所有时尚一样，理论新奇和充满活力的生命必然是有限的，现在我们正生活在理论衰落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什么能取而代之。简而言之，理论曾让许多人激动不已，现在它越来越令人感到乏味，因为它已变成可以预测的东西。《理论之后》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是该书关注的问题与书名所涉及的主题背道而驰，这也许正说明现在伊格尔顿对理论也感到厌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