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书法
唐宋书法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奇峰。唐书既有崇尚法度的一面，又有重情感表现的一面，二者是水乳交融般的完美结合。唐书既“尚法”又“尚情”的书法艺术特质是书法内在艺术规律在书法创作中的运用和体现，也是多种思想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共同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唐代书法；尚法；尚情；儒道思想
中国漫长的书法艺术发展历史，犹如绵延迤逦的山脉，横贯中华文明进程时空，在这当中，耸立着两座巍峨的高峰：其一是以羲献父子为首的书家撑起的魏晋书法，其遒美妍媚、度高韵胜的书蕴魅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书家；其二便是欧虞颜柳等书家精心营构的盛唐气象，法度严谨、体式完备，成为后世书家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因此后世习惯以“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清尚质”（当然，还有与此稍有出入的类似表述。）来概括不同书法发展时代的书风特色及审美流变，犹如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
确实，一提起唐代书法，便离不开楷书，离不开初唐四家、颜筋柳骨。唐代楷书，规矩之森严、法度之完备、风格之繁复，已达到了令后世望而却步的程度。唐代的书法家及书法理论家研究技法、法度的著作特别多；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二法》，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对于书法的执运、点画、结体、章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范式，充分体现了唐人自觉的尚法意识。但是尚法只是唐代书法艺术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全面概括历史近三百年的唐代书法艺术的复杂面貌，也不能准确地揭示出唐代丰富深刻的书法艺术思想的本质特征。“唐书尚法”与所谓“晋书尚韵”、“宋书尚意”、“明书尚态”、“清书尚质”等说法一样，只有相对而言的比较意义，即只有当这几种说法相互并列地指称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时，它们才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粗略地标出不同时代的书法风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几种说法都是相当片面的。
唐代所孕育并产生的狂草纵放恣肆，奇宕瑰伟，完全可以和楷书艺术平分秋色，不仅如此，无论是唐楷或唐草，二者也并不应被简单地冠以“尚法”或“尚情”的极则与典范，实际上，二者之间所体现的是“法”与“情”的圆融，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一、欧虞颜柳与颠张醉素
唐代楷书，名家辈出、灿若群星，若论书艺或书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欧虞颜柳。
欧阳询将楷书的技法难度发挥到了极致、最后形成险劲刻厉的书写风格，同时确定了楷书用笔与结体的规范化、程式化，在总结前人及自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了《八诀》、《三十六法》、《传授诀》、《用笔法》等著名书论，在这些书论中法度问题受到明确的重视。然而，欧氏论书绝非只讲法度而不讲其余，他讲墨法，表面看是法度问题，其实涉及到艺术的意蕴神采。提出用笔刚媚不同可产生不同的审美风格，墨色的自然活脱也是书法艺术美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如《八诀》、《三十六法》等书论，表面上看讲的是法度问题，但是“斜正如人”的思想贯穿始终。“四面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上称下载，东西映带，气宇融合，精神洒落。”“斜正如人”四个字既是欧阳询的方法论，又是他的艺术观。艺术美是抽象的，人的美是具体的，一个具有审美意义的人，不仅要比例协调，形体优美，而且要气宇融合，精神洒落。那么以人喻书，则笔画形态、结字原则不过是形式层面的规范规则，是形而下的物质性内容；意蕴神采才是意义层面的境界追求，是形而上的精神内容。显然，“斜正如人”是一种意法并重的美学观，意蕴是目的，法度是手段，也是一种美。
虞世南的“秀润温和、柔中见刚、端庄典雅”的书体风格对后世的影响不如欧阳询，但他在书法理论贡献上远远超过包括欧阳询在内的同时代其他几位书法大家，传世书论有《笔髓论》、《书旨述》，糅合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虞世南提出了“冲和之美”的审美原则。“在书法美学领域里，冲和具有虚灵平和、冲淡蕴藉的品格，它意态静穆、意境深远可见，求之已摇……”老子虚静无为的思想被巧妙地融入虞世南的书法美学思想当中。所谓“契妙”妙在无为，强调“和”，“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平气和，则契与妙……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轮音，妙想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张昊懵于斯理也。”老子认为“道”的自然无为的原则支配着宇宙万物，也支配着一切美和艺术的现象。在虞世南看来，有形有质的书法也本于无为的“道”，不但体现着阴阳动静的法则和自然万物的精髓，同时也表达着书法家主体的情性。所以必须神遇、心悟，而不能力求、目取。它要求至于微妙，契于无为，这样才不会矫揉造作，笔端才能够流出充满生命意想的“书意”。“心悟于至道，书契于无为”，虞世南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同一的思维模式之上的。“冲和之美”的原则虽然也包含着对“法度”要求，但作为一种审美理念，“法度”的问题并不明确，还是比较模糊的。
颜真卿、柳公权是集唐代书法之大成者，他们的楷书代表了唐代及至整个中国书法艺术楷书的最高成就，人称“颜筋柳骨”。人们习惯认为：就欧颜柳三位楷书大师来讲，一方面他们分别代表着初、中、晚唐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依次继承、发扬和完善了楷书的结构、章法和风格。楷书至颜柳，法度森然、结体谨严，已到了无以复加，令后世望而生畏的地步。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实际上，颜柳二人推陈出新，“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与古意之外”。他们的书风，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适应发展需要的新书风，是有创造性的。黄庭坚说：“奇伟雄拔，奄当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闲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率与之合成。”所论对初唐四家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对颜鲁公楷书的超越，却是一语中的。
颜真卿追求的是一种“自然雄媚”的审美理想，在《述张长史论笔法十二意》，有如下对白：“（张旭）曰：‘力谓骨体，子知之乎？’曰：‘岂不谓趯笔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谓乎？’长史曰：‘然’“此论颇为精到，筋骨具全，雄媚整合，内含”骨力“、外显从容，含蓄宽博的书法风格正是颜真卿求”风骨“”骨力“之审美理想的最佳途径。观其楷书《自书告身》，结字大小错落，行距疏密有变，字距上下参差，不追求形式上的齐整，但整体上血脉通畅，筋骨劲朗，风神俊逸，自有一种雄浑博大之气充溢与天地之间。颜氏行书，情溢于法，其《祭侄文稿》，惟见满腔的忠义忧愤，圈抹涂改，不工而工，尽现苍穆之气；《刘中使帖》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尤其是前段最后一字”耳“独占一行，末画的一竖以渴笔贯串全行，颜真卿闻听政府军克服分裂叛乱的喜悦在点画的法度藩篱中纵横决荡，破篱而出。
柳公权没留下什么书论，却留下一句“心正则笔正”的谏言，书如其人，书如其心。他的书法铁骨铮铮，刚健有力，清拔孤傲，在挺拔的骨体内部笔画和谨来法度间传出一种坚贞骨鲠的力量，透出清健出俗的气韵。这是柳公权审美情趣、学识、修养、人格的体现。
在各种书体中，草书无疑是受法度拘束最少的，最能抒情写意的一种书体。草书发展到盛唐已到了巅峰状态，张旭怀素二人以他们创造的狂草纵情挥洒他们的豪放情怀，但这种纵情任性、自由奔放的狂草艺术必不可少的规矩法度。如果说唐楷是以法为主的法与意的完美结合，那么唐草则是以意为主的意与法的完美结合。整个唐代书法就是严谨的尚法与癲狂的尚情的完美结合。
张旭的草书豪迈奔放、连绵回绕、婉转流畅、雄壮瑰奇、逸势奇状、风貌独特，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张旭具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底，传世楷书《郎官石记》规矩方正，清俊可爱。《古今书法苑》称：“此序独楷字精劲严谨，出于自然……”张旭曾向颜真卿传授笔法“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肎。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如此看来，笔法等技巧法度在书法之美的生成与构建中具有本体性质，只有掌握了这些技巧才能创造出书法美。张旭的狂草如同李白的诗一样无拘无束皆中绳墨。
怀素以狂继颠，其草书金钩铁画，行笔连绵不断，如疾风骤雨，使转婉丽畅达，结构奇异多姿，把狂草推向极致。李白《草书歌行》赞曰：“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当初怀素酒后兴酣，往往傲视古今，“自言婉转无拘束，大笑羲之用阵图”（鲁牧《怀素上人草书歌》）虽有反传统的勇气，却也表现了不应有的傲慢，帮助他克服固步自封弱点的应归功于颜真卿。颜告戒怀素自杜崔以来，口诀手授，不是轻易可以到手的。告诉他：“长史虽然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法精详，物为真正。”如果不潜心学习楷则法度，仍难以登堂入室。不少事实证明，怀素自此以后对梦幻法的确下一定要一番功夫，从他所流传下来的真书看，他的楷书流贯着一股阳刚之气。正由于在楷书上的严格训练，他才对草书笔意有独特的理解。《海岳书评》云：“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总之，无论怀素还是张旭他们的草书都是以“狂”为特色的，但是他们的狂是不乱法度的狂，是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上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皓首穷经隶”“笔成冢”的功夫已积淀在无意识的率意书写之中，他们的狂草在总体上并不超过形式美的规范，体现的是情感兴致和规则法度充分的融合。
如果说“以李白、张旭为代表的时代风格、美学思想，是对传统规范的冲决和突破，他们的艺术特点是一种难以确定的形式的时代热情随意流泻的话，那么，以杜甫、颜真卿为代表的则是力求创造一种足以代表时代的美学标准、艺术典范，一如在生活中以自己的行为气概创造一种封建盛世忠臣儒将的典范为后世楷模一平，前者是对至善至美王书格局的‘冲破’，后者是对封建盛世所需要的执着务实精神的‘确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前者要用自己的形式和语言抒发胸臆，以确证自己的时代存在；后者是有心将时代的那种雄强豪放的精神气概凝练的理想形式，用法度将其固定下来。”
二、“法”中寄“情”与儒道共荣
唐代书法“尚法”与“尚情”水乳交融的美学特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在于其深刻的内在艺术规律。书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抒情，情感是通过创造文字的外在形式结构表现出来的，汉字的用笔、结构、布局和章法等这些表现看似技巧性的讲究和安排，实际上内里暗含着一种潜在的书家赖以抒情寄兴的机制，书家的悲喜情感、审美情趣只有外化于具体的点画笔墨，或端楷、或狂纵、或险劲、或平穆、或雅丽、或雄博，才能发而抒之。历史积淀至唐代，汉字书写技艺已臻于成熟和完美，形成可供书家操作和掌握的法度并被固化、延续下来。其实法度作为书法美的构建的必要手段，是各代书法理论与实践都相当重视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道：“字有义理，法贵谨严”寻找书法的规则典范，是伴随着整个书法历史的，不独唐代如此。欧虞颜柳与颠张狂素等书家通过广泛地学习、长期的实践、深入地思想，捕捉到了一个最适宜、最富于创新、最具有表现力、最能抒情达意的，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书法范式，把各自的审美理念、价值追求、情感遭际寄托于其中，发之于笔下。
其次，唐代书法这种既“尚法”又“尚情”且二者完美地糅合在一起的书风面貌，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唐代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使得儒道共同发展，并逐渐融合会通，唐人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书法家在思想上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料，从而造就了唐代书法艺术多元性和共融性。
儒家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家的精神追求、情感表达、审美理念都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必然也是中国书法得以确立、发展的精神来源，儒家以“中和”为美，“中和”之美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创造和鉴赏标准，所追求的是中庸合度的静态美。道家作为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不及儒家，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比起儒家来，影响却更为深远。道家思想建立在以“道”为宇宙本原的认识论基础上，主张“道法自然”，以“虚静”“无为”“绝圣弃智”的态度认识世界。在老庄以“道”为哲学基础的审美观念中，衍生出“动态之美”、“虚静之美”和“自然之美”的其他审美理念。这些审美理念共同构建了书法艺术独特的审美之维。
纵观儒道思想各自的发展及对书法艺术产生的影响，二者存在排斥对立的一面，也各有千秋，但从历史角度而言，儒道思想是混合、互动地影响着书法的审美理想。李泽厚说，“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儒道二家既对立排斥，又在对立排斥中走向融合，这恰恰“构成了整个中国美学”这一特性在唐代书法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初唐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巩固这个新建立的王朝，所以儒家思想在初唐时期占有主导性地位，宗儒的思想对书法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中和”之美的推崇，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初唐四大家都追求一种平衡和秩序的美。安史之乱后，经世致用的儒学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颜真卿这种积极入世入世的书家，他化古出新，打破了王羲之书法的规范，靠雄强的人格精神和理性力量开创了雄强奇伟、沉厚凝重的楷书风格。晚唐时儒学地位因佛道盛行而受到动摇，唐末时重建儒家政治、伦理道德之风炽盛，在书法上，柳公权体现了一种堂庑阔大，清刚肃重的儒者风范。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道家思想也得到了重视，道教也有所发展，在盛唐时期达到兴盛。李世民自称老子后裔，提倡道教。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将《老子》一书称为“道德真经”，道教的清虚直任，羽化成仙形象是那样浪漫逍遥，受之影响的盛唐书家及书论家也就很自然地以浪漫之风相尚，要求书法艺术能表现“道”。书家把书法艺术当成他们的生命之“道”，对之如痴如醉、既颠又狂，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性灵观”渗透进书法创作及审美理想中。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唐书一方面遵循法度，另一方面追求浪漫情致的表现，在浓郁的浪漫之风中，重意向，尚自然，以诗的直觉方式去把握书法艺术。
核心提示：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诗词、散文、绘画、哲学、书法群峰并峙，各领千秋。宋代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这一时期，大家辈出，佳作纷呈，创造了书法艺术的又一个高峰，千秋万代，高山仰止，对后世影响之巨，罕有能比。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十分辉煌的一个时期。中国书法艺术在宋代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魏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芾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祟，影响巨大。
在宋朝建立的以降的近百年间，真正对日益衰弱的书法现状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不遗余力地呼吁呐喊者，欧阳修可谓第一人。欧阳修在书法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这方面的著作有《笔说》和《试笔》，都是随笔式的题跋之类的文章。由于他的门生采集归纳而成书。其理论要点是主张书法因人而存，他认为无论多么优秀的书法作品，倘若其作者为人不道德，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其次，欧阳修还主张学习书法自成一家，总是模仿他人的作品就是“奴书”。这是重视书法创造性的观点。此外他强调在学习书法时，勤学苦练极主重要。要从年轻时候就潜心于此事，年龄渐长以后，就可以将所学的逐渐使用起来。
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菁菁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是为《淳化秘阁法帖》，有了帖，便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
书法尚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得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得意境表现，还注重个性化和独创性。
唐书重结构，宋书重内涵。无论是天资即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傲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和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巨，也正是二者书法于法度之处，更多得几分意趣。
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书法之特长，也正在于超脱理法，而倾慕趣味。宋代，这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特征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捩：艺术性这一“因子”，由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识的个人性情。
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其共同特点都是重视书法创作中的主观因素，也就是强调“意”的作用。因此，“尚意”成为宋代书法理论的总的精神，是宋书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宋代书法理论发展的总体特征。
大家辈出 群星璀璨
古人论及书法，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说。“尚意”也就是说书法家在作品中张扬个性，表达性情，不受法度的拘束，任由感情自然流露，纵横驰骋。宋人尚意，表现在书法上，就有着异与唐代的，不同的审美风范，重行草，崇流美的“尚意”书风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开创尚意书风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苏东坡。苏东坡诗词文章，雄放豪迈，开一代新风。他倡导的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的书法造诣深厚，居“宋四家”之首。苏东坡书法转益各师，自成一家，其书早年姿媚流美，中年端厚圆劲，晚年性稳意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用笔厚重劲健而又纵横洒脱、融雄伟与清逸于一体，笔势欹斜而神气横溢，开尚意一代书风，有《寒食帖》《赤壁赋》等作品传世，
苏东坡开创尚意一代书风，其后的米芾风樯阵马，黄山谷长枪大戟，把尚意书风推到了极致。黄山谷即著名诗人黄庭坚，他书法上不愿步前人陈迹，力求创造自家面貌，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行草书。他用笔善藏锋而巧于顿挫，逆入平出，变化丰富，如长枪大戟，气势宏伟。有《诸上座帖》《松风阁诗》等传世。米芾在文学艺术上是个全才，他诗文俱佳，绘画上创“米氏山水”，书法上不为法囿，下笔奇纵变幻痛快淋漓，有风樯阵马、快刀利剑之势，《苕溪诗卷》《蜀素帖》是其杰作。
在“宋四家》中，蔡襄年龄最大，他的书法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行书尺牍》流传至今。
苏、黄、米、蔡为大家，前三家书法都具有开创精神，奇纵雄放，意态昂扬，体现了尚意的时代精神。除了这几个大家之处，宋徽宗赵佶所创的瘦金体，在书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
除了上述大家、名作之外宋代的阁帖收集也有很大成就。唐末五代，战乱不已，宋立国以后广收前代墨迹，精拓成册，称为《淳化阁法帖》。阁帖收入上古仓颉至唐百名书家书帖419件，被后世称为“法帖之祖”。其后，《大观帖》《续阁帖》《戏鱼堂帖》相继出现，帖学风行天下，在宋代，书法家不令看生创作，而且又重视对创作经验的总结，苏东坡、黄庭坚在题跋中都有对书法创作的经典论述。米芾所作的《海岳名言》，谈到运笔、布局等问题，见解独到。他所著的《书史》，更是后人研究宋以前书法名作的重要参与资料。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著名学者、河南大学教授余培基曾这亲写道：古人将重大事件用文字刻于铜器或石碑上，以求长久传世。这些金石刻辞成为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依据，在宋代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金石学。宋人搜集铜器、拓片并进行研究，形成一种风尚，《考古图》《博古图》《金石录》等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继往开来 灿烂可期
有宋一代，重文抑武，文化极度繁荣，书法艺术较之前代，注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思与生命活力，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现性艺术，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仍然为世人所重。
宋代的书法革新运动标志着行草书艺术从追求技巧的时代跨入超越技巧的时代，人们将主观意识看得高于一切，自我的审美意识可以而且必须反映到字体的结构和点画之中，对其进行各种各样的变形。因此，它特别强调作为主体的书法家本身，多读书，提高修养的要求就是由此产生的，这是艺术观念的一个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