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 |哲学的第一任务：对发生的重新激活

如果“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机处境的起源，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构成了“先验现象学的一个独立导言”1，换言之，如果它能用来引导［我们］返回先验主体性；那么对哲学观念的阐明，也许就能使我们最终涉及理论态度的实存的（existentielle）构成。因此，如果所有绝然的（apodictique）的含义（signification）确实只有从这种态度出发才可理解，那么澄清这种态度的发生（genèse），也许就能阐明任何发生的绝然意义。[然而，]是否因此就能把握其存在论意义？2

至此，哲学观念从形式上仍被定义为有关一种无限任务3、即theoria（理论）4的观念。这种无限的理论生活的历史，在其努力与失败中被混同于单纯的自我实现。它能从一种发生性的描述中获得价值吗？那贯串于欧洲哲学所有阶段的“先验动机”（motif transcendental）的历史，能够最终为我们照亮先验主体性的发生吗？然而，这种历史设定了一种向后返回的可能性，一种重新找回那些如此这般的原先在场者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一种先验“回问”（régression, Rückfrage）的可能性，这种“回问”穿过对意识而言是可理解的、透明的历史；这种历史的积淀可能会被拆除，然后又原样恢复。

维也纳会议之后，胡塞尔的所有文本都在展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历史的－意向的分析出发，“重新激活”意识行为或意识之历史产物的原初意义？这种历史的－意向的分析主题，占据了胡塞尔大量极其重要的手稿，但是这种分析的技术直到《几何学起源》（1938）才出现。在这个二十页的文本（它是胡塞尔最优秀的文本之一）中，作者试图5重新追踪几何学的意向发生（genèse intentionnelle），并想由此确定一种分析类型，通过这种分析，应该总能就其诞生本身，来重新把握意识的历史产物的先验本源。

正如芬克（Fink）在其导论中评论的那样，这个说法并不绝对是新的。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中，人们想必已经深入到逻辑的起源（origine）本身了。表面上，对于纯粹逻辑意识，即被构造的综合系统、完善的和自身封闭的产物，逻辑可以要求绝对的永恒性和自主性。［但是］事实上，它只有从一种先验发生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应该重新找回这种先验发生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不是已堙没于逻辑行为与逻辑结构的无限的历史中了吗？这些行为和结构在历史中的层层叠置的积淀，初看起来不是无法最终穿透的吗？

这种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历史哲学，极而言之，任何历史真理都成为不可能。积淀的事实性透明与否，这一点胡塞尔并不关心。但是，只要人们能够追问，那么任何已往人们、任何意识行为和任何意识生产的意向意义和先验意义，都应该能够被本原地理解。“正如我们在此要提出的，几何学的起源问题……不是文献学的、历史的表面问题，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实际上（wirklich）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命题、证明、理论的事实上(faktisch)最早的几何学家们，它也不是要查明它们*发现的特定命题。与此相反，我们的兴趣勿宁是对最原初意义的一种‘回问’，按照这种意义，作为千年传统的几何学过去在场——在其渐进构建中被把握——而且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探询’几何学在历史上最初据以产生——必然据以产生——的那种意义，尽管我们关于几何学最初的创始者一无所知，而且对之不感兴趣。从我们对于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所知道的东西……出发，一种对于几何学的过去了的最初起源——如它们作为原初创立的（urstiftende）几何学曾经必然所是的那样——的‘回问’，原则上总是可能的。”6

因此，这又一次涉及通过先验还原的方法重新找回原初的意义。还原不再具有单纯唯我论的意义，而是经常从一个先验共同体出发被实行。人们对历史的被构成的事实性进行“中立化”，并从先验主体性出发，让意义生产的行为本身显现出来。同时，这种操作也揭示了几何学的先验基础。全部发生性的运动，都是从意识的这种奠基性的生产出发被构建起来。正是通过对这种运动的自觉，人们才能借助于一种向主体性的彻底回归，而重新激活目的论的观念，并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诸种危机。胡塞尔说，“文化的所有特殊形式，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忽略文化的全部实际的实在性（réalité），就应该能够重新激活意义本身。经验的、历史的“不知”（non-savoir），本质上包含着一种知的可能性，这种知的自明性是不可还原的。比如，举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我们从一种绝对的知那里知道：任何传统都是从人类活动中诞生。就此而言，“传统允许拷问”（l?βt sich befragen）7。作为“传统的成就，几何学肯定是从一种最早的生产、最早的创造活动中生成的”8。

从这种创造性起源开始的发生，并不是由一种因果链条组成，无论这种链条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它与那种把从在先的环节中创造出或推演出的诸环节加以历史的联结（connexion historique）无关；相反，它与一种“连续的综合”(synthèse continuelle)有关。在这种“连续的综合”中，所有那些获得物都当下在场并且有效，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在每一个现在，那“获得物整体”(Totalerwerb)都是更高阶段的生产的总前提。这个[连续综合的]运动，就是任何科学的运动，就是那为了重新找回任何科学和任何意向历史的先验本源（originarité），而必须一再进行的运动。

但是，如果这个本源既是历史的最初时刻的本源，也是科学的绝对基础的本源，那么，“当面对如几何学这样的科学的巨大发展时，那关于‘重新激活’的假定和可能性的情况又如何呢？”9任何要证明一个命题的研究者，都必须通观“那由诸基础构成的巨大链条整体、直到最初的前提，并且将这个整体现实地重新激活吗？”10这会使科学的发展变得不可能。事实上，在单纯的科学活动层次上，以及在对这种活动的整个哲学“把握”上，一种间接的和隐含的重新激活就已足够了。

在此，重新激活的那种先天的或原则上的可能性，就转变成了先天的或原则上的不可能性，或至少与这种不可能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首先，人们很难发现什么东西，能把由“素朴的”学者（他自发且自然地体验着其学者活动）所进行的那种隐含和间接的重新激活，与现象学家所进行的那种绝对的重新激活严格地区别开来。从哪一刻开始，重新激活就被完全、直接地阐明了？无疑，这与回问无关，因为这种回问只有通过一系列的间接基础才能达到终点，而这些间接基础又是处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在那里重新激活始终是隐含的。经由一种完全的态度转变，重新激活可以说应该先天就是直接的和彻底的。这种态度（就是还原的态度）应当把所有间接的和被构成的科学因素悬搁起来。换言之，几何学的全部传统、学者的全部活动、甚至全部隐含的回问，都应当被置入括号。然而，这种传统和“一般传统性”，又是重新激活的先天可能性的条件。一方面，为了使我们能够返回到原初基础，这些传统的积淀应当被还原；但是同时，正是因为有了积淀和传统，这种返回才是可能的。胡塞尔说：“正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科学传统的几何学出发，一种向着最初（primordiale）起源的回问，才是原则上可能的”。同样，胡塞尔在《危机》第二部分中承认：“我们处于一种循环论证之中。对诸开端的充分理解，只有从在其现时形式中被给定的科学出发，凭借对其发展的追溯式考察，才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对诸开端*的理解，这种发展作为意义的发展也就无从了解。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沿‘之’字形道路前进和回溯：在这种交替变化中，对开端的理解与对发展的理解相互促进”。11如果这种沿着之字形道路的方法是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那这就是说，这时我们就触及到了最原初的构造性根源（la source constituante），被构造者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所谓重新现时化（réactualisation）的那种先天可能性，总是将预设一种不管什么形式的被构造的传统。此外，这也恰好与时间构造的辩证法相符合：在这里，“现在”（maintenant）与“活的当下”（Présent vivant）的本源性（originarité），在其原本的与创造性的显现中，奠基于预先被构造的时刻的保持（rétention）之上。然而，就此而言的这种传统性，总是被胡塞尔定义为一种经验现象：比如，是诸种技术的获得，借助于这些技术，观念的传递与继承变得越来越容易。12 虽然胡塞尔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技术的发生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仍然知道它是奠基于任何构造的时间持续性之上。意义创造的任何原初的时刻，都必须以传统，就是说，一个事实上已经被构成的存在为前提。说到底，如果这种纯粹的事实性（facticité）不是由人的活动构造的，那么这种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被构造的意义与前构造的（préconstitué）事实（fait）的原初综合。这种综合是解不开的。然则那纯粹的本源（originarité）又是什么？它是先验的还是事实的？如果先验与事实性之间的综合是原初的，那么沿着之字形道路的回问方法所具有的必要性，不就是不确定的吗？

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在《几何学起源》的层次上提出的问题。后者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先行的构造分析之中，胡塞尔的全部历史哲学也都如此。这里涉及到几何学的构造，此构造由先验主体从世界出发进行；先验主体的发生是被设定为已完成的，而世界的存在论结构则时而带着其本有的意义已经在那儿，时而作为前谓词的基质，与一种在理论规定之可能性的无限视域中被构造的先天，混合在一起。当几何学开始的时候，如此这般的主体与世界已经在那儿了。总之，我们处于意向相关项的（noématique）的意义构造的本质领域中，或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所谓的观念对象的构造的本质领域中。这种构造是在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相关性层次上进行，在这种相关性中，我们看到它一方面是静态的，同时它自身又是奠基于发生构造的基础之上。因而，像这里被主题化了的那样的几何学构造，尽管要求具有本源性，但显然仍是后发生性的（postgénétique）。

唯有发生性的说明，可以绝对地为实在分析与意向分析之间的区别奠定基础：为了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从什么时刻开始，一种纯粹意向的分析是可能的，首先就要知道从什么时刻开始，主体（这里是几何学家）的意向性就如此这般地显现出来。是从这种意向性变为自我的正题（thétique de soi）的那一刻，就是说，开始主动地形成它自身的那一刻开始的呢，还是说主体的被动发生已经是意向性的了13？如果情况确如后者，那么就必须扩大意向性概念，直到使之成为一种目的论的运动，这种运动不再只是先验的，而且也是广义上存在论的。因此，人的先验活动，尤其是欧洲人的先验活动，可能只是这种目的论之原初实现的一个间接与变形了的时刻。这涉及到某种中介与使命，通过它们，意义可能就不是由人之为人的那种先验的或理论的志向（vocation），原初地产生出来。由于这种目的论－宇宙论的意向性，意向分析与实在分析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性，最终就达成了和解。这存在于两种可能性之中：即追问或者是纯粹本质的，或者是向先验发生的暗中返回。

事实上，这两种视角在《几何学起源》中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尽管一个极富诱惑力的计划使其中的几页充满活力，但其实际内容与分析结果，却最令人失望。胡塞尔完全认识到，“几何学的全部意义……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作为计划（projet）存在”，就是说，它总是在历史中产生；然而他却又试图达到它在其原初自明性中的显现——所谓原初自明性，就是“更原始的意义形成”14的自明性。说人们能够辨认出几何学的原初意义，这不就是在假定，几何学的全部意义已被认识和完成了吗？我不是从现时的自明性出发而发现原初自明性的吗？而且这不总是按照“之字形”的辩证方法吗？如果我承认几何学计划的绝对意义还没有被充分完成，那么我如何能够确定这就是那发端于主体性行为的几何学？还是说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拥有先行构造的含义？如果我把几何学的实际的、传统的和现时的内容完全倾空，那么它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或者说只剩下被构造的或派生的几何学的形式概念自身。而我正是试图根据这种形式概念，来定义几何学的原本的或原初的意义。如是，我就将到达这样一种描述，它将摇摆于一种先天的形式主义和绝对的经验主义之间，而这又要视我把这个概念看作是绝对的还是本身是由主体行为构造的而定。

作者： 德里达 朱刚/译 杜小真/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