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1945：要塞（3）
意外发现
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考察，还真有意外的发现。
天长山要塞外一片苍翠，给人风景宜人之感。大概当年日军也有此同样感受，因此在天长山与地久山之间，还修了一座“楠公园”，似乎是驻防日军及家属、慰安妇等可作游玩的地方。这座公园的命名，作家安然认为是日军为纪念遭到我爱国志士常隆基刺杀的楠本实隆而建，常隆基也因此被日军杀害，战后其心脏与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同时被发现。不过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与此有些差异，常隆基的刺杀并未成功，那位日本楠本少将一直活到战后，用他的名字命名公园比较牵强。更大的可能是日军以此纪念其历史人物楠木正成，以激励士兵“七生报国”，为日本法西斯殉葬。
然而，天长山的风光只是一种假象。日军主要阵地均为地下或半地下结构，最深的据说达到9层。如果不是拨开绿色的灌木与齐腰的茅草，很难发现藏在下面的明碉暗堡。
我们一面记录发现，一面打开探雷器，对周围进行探察。几乎是刚刚打开机器，便听到滴滴的报警声，让我们吓了一跳。说起来我们使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扫雷器，只要它发现地下有金属物，便会发出断续的蜂鸣，越近声音越发尖利刺耳。
难道我们走进了鬼子的雷区？！倒不应该这样严重，毕竟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当地驻军曾对日军阵地进行过多次探查，最初的确发现过地雷等爆炸物，但如今应该已经全部清除干净了，要找到一颗没有这么容易。
我们拨开草丛，引发探雷器报警的东西露出了地面。在探雷器的蜂鸣声里，我们开始挖掘。这时，我发现一旁摄影师的手在微微颤抖，于是忍不住拿他打趣：“你怕什么？真怕挖出一库毒气弹？”摄影师一副又惊又怕的样子，道：“大哥，挖出毒气弹来倒不要紧，就是一鬼子侵华的新罪证，要是挖出一库金子来怎么办？你们几个会不会杀人灭口？”这个90后的小伙子明显在调侃。实际上，我的看法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相当纷繁而自由的时代，所以思想活跃，感情充沛，能力上比笔者这一代人更加出色。中国人嘛，总不能一代不如一代。
在工作中你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一点。2012年，笔者和《青春致敬青春》剧组一起去维亚茨克采访抗联教导旅最后的营地。教导旅昔日的广播员李敏老人与我们同行，对于那场战争中的话题，老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有一个领域，她从来不去触及，那就是感情问题。笔者是从那位爬上草房拉李敏看星空的陈雷教官家属处，才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何等浪漫的恋情。然而，在公开的采访中，老人从来不会讲起。
来，这段往事已经成了李敏心中的圣地，轻易不想让外人涉足。但是，剧组总希望能听到老人亲自讲讲，毕竟她不讲，这段故事可能永远是一个破碎镜中之谜。利用老人重返维亚茨克的激动，我在车上成功诱导李敏谈出了她和陈雷的相识和相恋。采访是断续的，但这也算是完成任务吧，虽然差强人意，总是为历史保留了一段证词。
境外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到达了海参崴。这时90后的导演小佟说话了：“今天没有任务了，大家听我的，今天我听奶奶的，奶奶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李敏犹豫了一下，说：“那咱们能去看看海吗？”“当然可以啦。”小佟挥手指挥大家上车，便一直开到了海参崴的最高处山顶，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金角湾。
那是西伯利亚最美好的季节，和风从海上吹来，略带咸涩，却温暖而湿润。天空是宝石蓝色的，大海是深蓝色的，湾中的点点白色是出港的渔船。山顶上是一群群俄罗斯少年男女，在自己弹奏的乐曲伴奏下起舞。李敏坐在海边一把橡木的长椅上，侧着头半闭起眼睛，风把老人的发梢吹了起来。
小佟擅长吉他，而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很快他便与俄罗斯姑娘们载歌载舞起来。李敏把他叫过来，说我还带了些酒和糖呢，你分给他们吧。这时，我看到这位70年前的女战士睁开眼睛，目光清澈地看着远方的大海，神色怡然，带着一丝完全不属于一位九旬老人的钟情。小佟分完糖回来，轻轻地坐在李敏身旁。李敏对他微微一笑，小佟问道：“奶奶，你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吗？”“不是，50年代你陈雷伯伯到青岛疗养，那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海。”“您喜欢大海吗。”“喜欢。”“您最喜欢大海吗？”“不是。” “ 那您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星空……”
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随着老人深情地讲述，那整个一下午，我们的眼前，都好像有一对年轻的灵魂在翩翩起舞。
然而，绥芬河不是海参崴，我们的收获似乎也很不一样。挖掘的结果并不是一库金子，而只是一枚锈迹斑斑的罐头盒。这是一枚没有任何标记的罐头盒。但正因为没有标记，才暴露了它的真实身份——二战中日军的军用罐头是没有任何标志的，反而是其慰问团送来的罐头，带有鲜艳的商标和宣传画。
转眼又是蜂鸣音，还是一个罐头盒。接连几次之后，幻想着找宝的几位老兄一丈水退了八尺，有人自嘲道：“我们来给鬼子捡垃圾了。”只是，笔者对着这一排罐头盒感觉却十分奇怪——这儿30平方米的地方就能找到五六个罐头盒，当时的日本兵好像没有那么多罐头盒可以供他们随处乱扔吧？而且其条令对垃圾的处理也有相当严格规定，难道这是个日军野餐的地方？
我们很快发现，这种罐头盒分布十分广泛，并不仅仅在这一带，而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每个罐头上都至少有一个小孔，有的罐头盒上还连着当年的铁丝。这根本不是日军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这是日军对抗中国侦察兵的一道恶毒的防线。
1944年后，在东北开辟对日本法西斯的新战线已经成为盟军可以预见的行动，双方的侦察与反侦察紧锣密鼓般不断展开。作为中东铁路的东口，绥芬河更是这种侦察行动的激烈角逐战场。事实上，苏军早已把这里当成日后消灭关东军的关键起点。按照苏联统帅部的作战计划，一旦对在伪满的日军发起攻势，苏军机械化部队将强行突破绥芬河的日军要塞防线，从这里突入东满腹地，直取伪满洲国的首都。但是，从张思问等起义人员的说明中，我方也可判断出，绥芬河地区日军一直在对当地的工事进行加强，其规模和火力很有可能超出预估。根据绥芬河和平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45年，为了对日军在绥芬河一带布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东北抗日联军曾派出一支侦察小分队，在一名姓李的队长指挥下进行侦察活动，其间多次与日军发生战斗，小分队伤亡过半，不得不多次进行补充。在东北这块残酷的战场上，能够活到1945年的中国侦察兵堪称各个身经百战，有着出色的战术水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竟然会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令人惊异。尤其是天长山要塞周围植被密集，地域广阔，对侦察工作而言有天然的掩护，为何却成为抗联侦察兵的绝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