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Joseph Marroad William Turner，1775-1851）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and Gomorrah
（John Martin，1789-1854）
导言
一
在本书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胆的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要追踪文化在斯宾格勒的使用中，首字母大写的“文化”(Culture)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指涉在某一心灵状态下诸文化事实的总体。但有些时候，他也用小写的“文化”(culture)来指具体的文化现象或文化事实。作为前一种用法的时候，我们标以黑体以示区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斯宾格勒那里，首字母大写的使用极为频繁，但其含义或意义是多样的，有的时候是表示所论对象的总体，如“文化”“文明”“自然”“历史”等概念，有的时候则是为了强调所论对象特定的文化意象和文化内涵，如“命运”“因果律”“时间”“空间”等概念，有的时候还是为了做一种观相学的历史形态比较，如“假晶现象”等。——中译者注的命运中那些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星球上那唯一的、实际上正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的各个阶段，那就是西欧及美洲文化。迄今为止，解决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的可能性显然还从未被人看到过，即使有人看到了，解决的方法或者是完全未被人察觉，或者是——至多——利用得还不够充分。历史存在逻辑吗？在各自分离的事件所有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称为历史之人性(historic humanity)的形而上结构，一种本质上独立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诸外部形式——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形式——的东西？这种种的现实性果真不是次要的或由上述东西派生出来的吗？世界历史(worldhistory)会不会经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以充分的持久性来证明某些结论呢？如果是这样，那从这类前提出发所做的推论，又能达到何等限度呢？我们有可能在生命本身之中找到一系列必须经历、且必须按照某一强制性的必要顺序去经历的诸阶段吗？因为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生命历程，在习惯的思维和表达中，通过冠以诸如“古典文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这些高级实体之名，而被赋予了自我和人格的特征。对于一切有机的东西来说，诞生、死亡、青年、老年、生命期等概念皆是根本性的，这些概念在这一领域是不是也具有至今还没有被人抽取出来的严肃意义呢？简而言之，是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奠基于一般的传记性原型(biographic archetypes)之上呢？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可现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就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它与可见的历史、生命、心灵、自然及心智之间有何种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些形式——民族、语言和划时代、战争和观念、国家和神祇、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象征来接受和看待？
二
数学定律(Mathematical Law)是用来论定僵死的形式的手段，类比(Analogy)是用来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我们便能区分世界的极性(pola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一般而论，在斯宾格勒那里，极性和周期性指的是存在或世界的两种呈现样态，极性是一种张力的样态，周期性是一种过程的样态，所以他有的时候又用这两个概念来表达某一特定文化看待或描述存在与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前者遵循的是明确二分的两极思维模式，后者遵循的是有机发展的过程思维模式。——中译者注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纪元、划时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类型重复出现。人们在讨论拿破仑(Napoleon)时很少不旁及恺撒(Caesar)和亚历山大(Alexander)的——我们将看到，从形态学的角度说，在这两个类比中，第一个很难被接受，第二个则是正确的按照斯宾格勒的形态学类比法，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分属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的晚期，故而是“同时代的”;而恺撒是文明时期的人，所以有着不同于拿破仑的观相特征。——中译者注——而拿破仑本人则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查理曼(Charlemagne)相类似。法国“革命会议”(Revolutionary Convention)“革命会议”:1793年5月底巴黎的一些激进派组织成立的一个革命委员会，意在对抗由荷兰、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等组成的第一次反法联盟。——中译者注提到迦太基(Carthage)迦太基:北非古代城市和城邦，曾一度控制着地中海西部地区与罗马人为敌，后被罗马人打败，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中译者注时，常常指的是英格兰;雅各宾党人则自称是罗马人。其他的此类比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当或不得当，其中包括:把佛罗伦萨比作雅典，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把恺撒时代罗马的财政巨头比作美国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彼特拉克(1304—1374):14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抒情诗人与古典学者，第一个自称为“人文主义者”，后人称他是“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曾称自己的哲学是柏拉图的智慧、基督教的信仰和西塞罗的雄辩的结合。——中译者注是最早一个热情的考古学家(考古学本身不就是历史即重复的意思的一种表现吗？)，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西塞罗(Cicero)有关系，而晚近的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英国驻南非的财政及殖民总督，主张武力扩张就是一切，斯宾格勒将他视作近代西方恺撒式强人的先驱。——中译者注——英属南非的组织者——在自己的藏书室里就藏有关于恺撒们的古典传记的特备译本，他觉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the Emperor Hadrian)哈德良皇帝(76—138):罗马帝国的皇帝(117—138年在位)，在所有罗马皇帝中，他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曾主持修建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彻底重建毁于大火的罗马万神庙。——中译者注。命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年在位)，曾挥师大举进攻俄国，结果惨败。——中译者注常常把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传》十卷。——中译者注所著的亚历山大的传记随身放在衣袋里，其蓄意的用心无非是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腓特烈大帝(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他推行军事现代化改革，政治治理上主张所谓的“开明专制”，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成为欧洲当时的军事强国之一。——中译者注在他的政论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录》(Considérations)——中对类比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把法国人比作腓力(Philip)腓力(公元前382—前336):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亚历山大之父。公元前339年，腓力以军事和外交手段取得了对整个希腊的统治权，从而为亚历山大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中译者注治下的马其顿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说，“甚至现在，德意志的温泉关(the Thermopylae)温泉关:希腊东海岸的一个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人数很少的希腊军队在此抵抗波斯大军达三天，此役作为勇敢面对强敌的战例而载入史册。——中译者注，即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在腓力的手里”，这句话准确地写出了红衣主教夫勒里(Cardinal Fleury)夫勒里(1653—1743):法国红衣主教，路易十五的首席大臣，其在法国历史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外交手段让法国取得了对阿尔萨斯—洛林的统治权。——中译者注的政策的特征。我们发现，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和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同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剥夺公权令(proscriptions)剥夺公权令:古代罗马张贴的宣布非法公民名单的布告。在安东尼、屋大维和李必达组成的三头执政时期，曾大规模使用剥夺公权令来清洗他们在元老院和军队中的政敌。——中译者注相提并论。然而，所有这些类比都只是片断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是一种暂时的投机倾向，即不是对历史形式做真正深刻的领悟，而只是对其做诗意的或巧妙的表达。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Ranke)兰克(1795—1886):19世纪德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中译者注的情形为例:我们发现，他所描述的克亚克萨里(Cyaxares)克亚克萨里(？—公元前585):米底(位于今伊朗西北部)国王(公元前625—前585年在位)，以骑兵改革著称。——中译者注和猎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猎鸟者亨利(约876—936):德意志国王(919—936年在位)，曾以训练有素的骑兵打败马扎尔人。——中译者注之间，以及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西美利亚人:居住在高加索和亚速海以北的古代民族，曾在公元前7世纪进入小亚细亚，实力达至鼎盛。——中译者注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斯宾格勒在此指的应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主体民族)在公元9世纪进入北巴尔干半岛。——中译者注之间的相似，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义;他还有一个常常被引用的类比，就是把希腊的城邦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这一类比也极少有意义;至于他把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阿尔西比亚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城邦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曾背叛雅典，但也曾多次帮助雅典取得胜利，柏拉图在对话《会饮》中对他和苏格拉底的关系有过精彩的描述。——中译者注和拿破仑作比较，尽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做出的。不像严谨的数学家——他们总能在门外汉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两组微分方程式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使用的是普鲁塔克式(Plutarchian)普鲁塔克(约46—125)是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编排就是把一个希腊人物和一个罗马人物放在一起进行比照。——中译者注或大众传奇式的笔触，其目的仅在于描写出世界舞台上可资比较的场景而已。显而易见，那支配着景物选择的，根本来说，既非某一原理，亦非历史必然性的意识，而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喜好。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任何类比的技巧。各种各样的类比拥塞在一起(今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的框架或统一性，如果偶然碰对了——就这个词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也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是出自本能的，但绝不是依据某个原理得出的。在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制定出一套方法，也没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这里原本有一个根基，事实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对历史的问题获得广泛的解决。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是在某一综合观念的影响下发展，故而本应导出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种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的象征主义及其类比，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制度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部把布鲁图斯(Brutus)布鲁图斯(公元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恺撒的反对者，密谋刺杀恺撒的主要组织者。实际上，公元前44年3月参与刺杀恺撒的人中有两位布鲁图斯，斯宾格勒此处指的应当是作为组织者的布鲁图斯。另外，历史上一般称恺撒是独裁者，但在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的“同时代”理论中，恺撒属于古典世界的文明时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代人”。——中译者注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假借寡头政治理论的名义，在贵族元老院的许可之下，谋杀了民主政治的那个要人(the Man of the Democracy)。
三
我们的论题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现代文明的问题，现在却扩展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西欧人的心智在往后的阶段里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它将扩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观念，即作为历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观念，其与迄今为止几乎是哲学唯一主题的作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观念正相对照。“作为自然之世界”和“作为历史之世界”是斯宾格勒的两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两种(历史)哲学观念，即是将世界或历史理解为因果联系的系列还是理解为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康德就是前一种哲学的代表，歌德和斯宾格勒自己则是后一种哲学的代言人。——中译者注它将重新审视世界的形式和运动，审视它们的深度和终极意义，但这一次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安排来审视:这次安排的组织，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含所有认知对象的总体图象中，而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图象中;这次安排的呈现，不是把它们看作既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我们对作为历史之世界的设想、认识和赋形是以其相反物即作为自然之世界为参照的——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存的一个全新方面。这个方面，虽则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有巨大的意义，但至今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更别提描述它了。也许有人朦胧地觉察到了它，也时常有人远远地、短暂地瞥视过它，但没有人专心地面对它，思考它全部的意蕴。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可能的方法，人们以此可以内在地把握和体验他周遭的世界。在此，我极其严格地区分了(是针对其形式，不是针对其实质)下面的事物:有机的世界印象与机械的世界印象;意象(images)的内涵与定律(laws)的内涵;图象、象征与公式、体系;当下的现实与恒久的可能;按谋划安排的想象的意图和目标与按图式解剖的经验的意图和目标;还有——这么早就要提到一对意义重大但从未引起注意的对立物——编年学数字的领域与数学数字的领域。康德(Kant)的错误——一个影响面甚广但甚至现今还未被克服的错误——首先在于依据纯粹的图式把人的外感官和内感官同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联系在一起，虽则这些观念的意义是多样的，尤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在于完全错误地把算术和时间观念结合在一起，同时把几何学和空间观念结合在一起。其实，根本的对立不是算术和几何学之间的对立——对此我们应当先提一下——而是编年学数字和数学数字之间的对立。算术和几何学都是空间性的数学，在它们的高级领域中，它们不再是分离的。时间测算——一般人都能通过感官十分清晰地理解——回答的是“何时”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或“多少”的问题。因此，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精神的和政治的事件的问题，因为它们日渐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们可以按照其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按照“原因”或“效果”的图式安排它们，并从那显见的和在理智上比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们。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那些持有唯物史观的人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们的反对者却多半没有看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似。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时某刻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指出了什么端倪。现今的历史学家总觉得用宗教的、社会的，尤其是艺术史的细节去“阐明”某一时代的政治意义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之所以是决定性的，乃因为可见的历史是心灵的表现、符号和体现。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我也没有看到有谁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数学方面终极的和根本的观念，他们的早期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他们的工艺细则和素材选择——更别说去理解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学家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Louis )时期政治的王朝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本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呢？不过，从这一形态学的观点看，即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钱币、解析几何、支票、苏伊士运河、中国的印刷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马人的道路工程，诸如此类的一切全可以当作象征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认识的——在此之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具有学理依据的研究历史的艺术。过去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某一科学的领域即唯一具有完整的认识方法的物理学那里汲取其方法，以致我们虽然实际上研究的是客观的因果联系，却自以为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旧式的哲学除了认识这种因果联系之外，甚至从未想到过，在有意识的人类认知力和外部世界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关系。康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奠定了认识的形式法则，他认为自然只是理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他以后的人也没有注意到，对这种看法应当有所保留。对于康德来说，知识只能是数学知识。他讨论了理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和先天范畴，但是他从未思考过借以领会历史印象的全然不同的机制。叔本华(Schopenhauer)只保留了康德的一个范畴，那就是因果律，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也不屑于去谈论历史。跟函数论和理论光学显然需要的抽象力相比，人们不能不感到与文艺复兴或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s)的研究相关的抽象在深度和力量上是多么的肤浅无力。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学家一当材料收集整理完毕就立即着手阐释，显得是多么的不谨慎。除了因果必然性——我把它称作空间的逻辑(logic of space)——之外，还有另一种必然性，那就是生命的有机必然性、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logic of time);这是一件具有最深刻的内在确定性的事实，这一事实充塞在整个神话式的宗教和艺术思想中，构成了全部历史(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和核心，但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所探究的认知形式是不可能接近它的。这一事实尚待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正如伽利略(Galileo)在其《试金者》(Saggiatore)一书的一句名言中所说的，哲学，作为自然的一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一位哲学家能告诉我们历史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和应该怎样去读它。数学和因果律原则导致对现象世界作自然主义的安排，编年学及命运的观念导致对现象世界作历史的安排。两种安排各以其理涵括着整个世界。区别只在于用什么眼光或通过什么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自然是具有高级文化的人类在其中综合和解释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一种形态;历史则是该人类的想象据此理解与其自身的生命有关的世界的活生生存在的另一种形态，由此他可更深入地切近真实。至于他能不能创造这两种形态，两者之中哪一种支配着他的醒觉意识(waking consciousness)，此乃是有关全部人类生存的原始问题。因而，人类眼前有两种世界构成的可能性。但是，在一开始就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现实性(actualities);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全部历史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从未被人提出过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为谁而存在？这个问题初看起来有点荒谬，因为历史显然是为每个人而存在，每个人，及其整个的生存和意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持久印象里，比如是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还是认为自己是圆满自足的存在，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对后一种意识而言，当然无所谓世界历史，亦无所谓作为历史之世界。但是，如果整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如此，如果整个文化都立足于这一非历史的精神，将会出现何等局面？在这种精神面前，现实性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生命会是什么样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worldconsciousness)里，一切的经验，不仅仅是个人经验，而且包括共同的过去经验，会立即变成特定的瞬时之“现在”，一种没有时间性、没有运动、神话式的背景;因此，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死，他的历史就已经被古典情趣溶化在狄奥尼索斯的传奇中了，而恺撒说他自己是维纳斯的后裔，至少也并非全然的荒诞之言。这种精神状态，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重现的，因为在我们身上，一种时间距离感(sense of timedistances)是如此之强烈，使得我们在谈论起公元前或公元后多少多少年的时候是那样的习以为常和不加怀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就干脆不去理会这个事实。日记和自传如何构想个人的故事，最广义的和包罗万象的历史研究——包括对异民族、异时代和异风俗的一切心理比较和分析——就会以同样的方法去构想某一文化的整体心灵的故事。但是，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历史器官。古典人(Classical man)——姑且这么称呼它，虽然把从我们自己身上得来的概念运用于异族心灵是有点勉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在醒觉意识里排列我们的透视视角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们那里是没有的;只有“纯粹的现在”——其在古典生命的每一件产品、尤其是在雕塑中，常常激起歌德的惊羡——以一种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强度充盈于他们的生命中。这种纯粹的现在最伟大的象征便是多立克柱子，其本身就证实了对时间的否定(亦是对方向的否定)。在希罗多德(Herodot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眼里，以及在忒密斯多克利(Themistocles)忒密斯多克利(公元前524？—约前460):雅典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中译者注或一位罗马执政官的眼里，过去立刻会被稀释成一种没有时间性、且没有变化的印象，其在结构上是极性的，而非周期性的——根本上说，神话就是由这种原料构成的——而在我们的世界感和我们的内在视觉看来，过去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历经千百年的有机存在。但也正是这种背景，使得生命，不论是古典的生命还是西方的生命，各具特殊的色调。希腊人所谓的“科斯摩斯”(Kosmos)乃是一个非连续但却完整的世界的意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希腊人自己并非一个系列(a series)，而是一个独项(a term)。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古典人十分熟悉巴比伦人、尤其是埃及人的严谨的编年学和历法推算，因而也很熟悉在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天文学运算和有关大时距的精确测算中所显示出的永恒感(eternitysense)和对现世本身(presentassuch)的漠视，可是这一切都不曾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古典的哲学家偶尔就他听来的而非经验到的主题向古典人谈及的东西，以及亚洲的希腊城市中那少数的杰出心灵——例如喜帕恰斯(Hipparchus)喜帕恰斯(？—公元前127之后):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观测家和数学家，他把数学运算和数学分析引入天文观测中，去计算天体间的距离及其距离比。——中译者注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阿里斯塔库斯(约公元前310—前230):出生于小亚细亚沿岸的萨摩斯岛，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几何学家、音乐家，所著《论日月的体积和距离》是西方测量日月到地球的距离和这些天体的相对大小的最早尝试，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日心说。——中译者注——所发现的东西，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于在那小小的专业圈子之外，就更是无人问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观象台。在伯里克利的晚年，雅典人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传播天文学理论的人要受到控告。这是一条具有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灵决意从它的世界意识的每个角落把“距离”清除掉。至于古典的历史著作，不妨以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公元前460或更早—前404之后):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写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发生的战争。——中译者注为例。这个人的长处在于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当下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不辩自明，还在于他具有一种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实践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兼行政官。由于具有这种经验品质(不幸的是，我们把它和历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仅仅博学的专业历史学家看来就成为不可模仿的范例了，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但是，修昔底德绝对没有显示出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而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历史学家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现况的，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名著无一例外地处理的是遥远的过去。修昔底德就连处理波斯战争都感到为难，更别说希腊通史了，至于埃及的历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还有波利比乌斯(Polybius)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尤以写作早期罗马史著称。——中译者注和塔西佗(Tacitus)塔西佗(公元56？—120？):罗马政治家和伟大的历史学家。——中译者注(和他一样，他们也都是讲究实践的政治家)，一当回首过去，遇到他在实践经验中不曾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动因，就失去了他那准确的眼力。对于波利比乌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罗马人把迦太基人称为“布匿人”，布匿战争即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进行的三次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公元前218—前201，公元前149—前146)，罗马人最终获胜。——中译者注都是无法解释的，而对于塔西佗而言，甚至连奥古斯都的统治都是难以言明的。至于修昔底德，他的历史感——按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从他的著作的第一页所说的那句骇人听闻的话中看出来，他说，在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希腊人想步埃及人的后尘去制定一种类似于历法或编年学这样的东西，这种想法不但完全过时，而且极端拙朴。奥林匹亚计年法(Olympiad reckoning)不是基督教编年学意义上的纪元，而是一种后起的纯粹文学的权宜手段，根本没法通行。事实上，希腊民族并没有记下先祖及远祖经验的日期这一计数上的普遍需要，尽管少数有学问的人也许对历法问题有兴趣。在此，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历法健全与否，而是它是否流行，人们是不是用它来调节自己的生活;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就连奥林匹克得胜者的名单，如同早期雅典的执政官及罗马的执政官的名单一样，都是伪造的。在海外拓殖方面，我们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日期［爱德华·迈耶尔(Eduard Meyer):《古代史》(Gesch.d.Alt.)，第2卷，第442节;伯洛赫(Beloch):《希腊史》(Griech.Gesch.)，第1卷，第2章，第219节］。“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没有人想到过要记下或报告历史事件”(伯洛赫，第1卷，第1章，第125节)。我们手里有一份记载埃利斯(Elis)和赫拉亚(Heraea)之间的条约的碑刻，说这条约“从今年起一百年内有效”。但“今年”是何年，条约根本没有指明。只要过了几年，就不会有人知道条约还有多久的效力。显然，这一点在当时谁也没有考虑到——事实上，起草条约的“现场见证人”也许自己都很快就忘记了。这就是古典的历史描述儿戏般的、神话故事般的特征，以致任何大事，例如特洛伊战争(它在那些大事中的地位恰如十字军东征在我们的大事中的地位)，如有任何顺序的日期记录，都会被视作一件怪事。
内容简介：
《西方的没落》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作品。作者以文化形态学为模型，以历史比较的观相学为方法，参照有机体的生命节奏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在比较视野下揭示了西方文明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西方的没落”不是历史的预言，而是历史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赖以确立的历史理性的批判。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作者以文化形态学为模型，以历史比较的观相学为方法，参照有机体的生命节奏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在比较视野下揭示了西方文明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本书译者吴琼老师在翻译全文的同时，还增添了许多注释，使读者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本书。
作者简介：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求学于德国哈雷大学、柏林大学。最后以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德文：Der metaphysische Grundgedanke der Heraklitischen Philosophie, The Metaphysical Fundamental Thought in Heraclitean Philosophy）为博士论题于1904年4月6日在哈雷-维滕贝格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斯宾格勒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斯宾格勒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次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虽然有学者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书中的某种论述，但依然没有影响它在世界范围的轰动。
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他一概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死于心脏病，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未举行任何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
表面上看，斯宾格勒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足不出户，没有明确的政治关怀和具体的政治立场。其实不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斯宾格勒可能是青年保守派当中最具有政治倾向性的一个。他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是反映在《西方的没落》里，不如说是集中体现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中，因为前者只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政治观念是相当潜在的，而后者则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不但政治概念十分鲜明，政治立场也颇为显著。斯宾格勒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中分别从本体论和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阐明了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就本体论来看，他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超越所有阶级利益的伟大政治经济制度在人生中实现的意志”。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相比较而言，斯宾格勒的社会主义概念具有人性化和内向化特征。
因此，他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的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斯宾格勒所说的“德国式”，就是“普鲁士式”，他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与普鲁士精神结合起来，以便为德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找到法理上的依据。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来说，斯宾格勒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对照起来，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斯宾格勒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目录：
中译者导言 001
中译本说明 057
修订版序言 059
初版序言 062
第一章 导言 064
第二 章数的意义 126
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 176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 202
第五章 大宇宙(A)世界图象的象征主义和空间问题 257
第六章 大宇宙(B)阿波罗式、浮士德式和麻葛式的心灵 279
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A)形式的艺术 323
第八章 音乐与雕塑(B)裸像与肖像 370
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A)论心灵的形式 418
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B)佛教、斯多葛主义与社会主义 466
第十一章 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 509
附录 571
人名索引 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