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枭雄王建攻下成都后，是如何加强集权的？
王建进入成都后，他的政治集团依然停留在梁山好汉大聚义的格局中，总而言之，大家都是好兄弟，一起打天下、坐天下。
因为类似的原因，在打下成都后，王建想约束自己的小弟时，有人竟然口放狂言：你当初说过，打下成都后，节度使大家轮着坐，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只是稍微缺乏点礼数，你就这样大动肝火？
因为当时的王建集团，还是一个兄弟加盟式的集团，所以尽管这个小弟大逆不道，但王建也不敢公开处罚他，大家都是好兄弟，王建刚刚混成了节度使，就跟大家这样摆谱，这叫什么事呢？
但是，王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还是派人把他秘密处死了。
癸卯，建入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数于使厅上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许我迭日为节度使，上马何为？”建密遣人刺杀之。
当然了，这只是清洗的开始，王建夺取西川后，各种清洗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于是当年的合作伙伴，只要有可能威胁王建的地位，都被接连清洗出局。
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
王建在加强中央集权时，大约是先把兄弟加盟的格局变成家族式的管理。
在这种背景下，从前的元老重臣，大都被淘汰出局，一个人想在王建集团拥有比较高的地位，只能认王建当干爹了。
王建收养子，与刘备收养子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刘备收养子，是因为他年近四十却一直没有儿子，所以才收养了刘封。王建收养子，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王建的养子就有一百多人，在史书上，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多个。
这些养子通常并不是从小就收养在王建身边，大多是某个人战功卓著，地位越来越高，就会成为王建的养子。
最典型的就是王宗涤，王宗涤在公元891年时，已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但仍然以华洪的名字出现（当时王建刚刚夺取西川），直到公元896年，才因为战功卓著更名王宗涤，正式成为王建的养子。
有的养子以前还是王建的敌人，只因为投降了王建，所以就成了王建的养子。最典型的就是王宗播，王宗播在此前一直以许存的名字出现，而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悍将。
许存投降王建时，王建感觉难以驾驭他，就对他动了杀机，王建的小弟就劝王建，您现在需要招揽四方豪杰，许存投降您，您却把他杀了，以后还有谁敢投降您呢？后来，王建收许存为养子，并为他改名王宗播。
建忌存勇略，欲杀之，掌书记高烛曰：“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彼穷来归我，奈何杀之！”建使戍蜀州，阴使知蜀州王宗绾察之。宗绾密言存忠勇谦谨，有良将才，建乃舍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绾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建对于手下的优秀将领，甚至是带股加盟的将领，通常都是不变的说词，那就是认我当干爹吧。
一个人想在王建集团有个好前途，除了认王建当干爹，好像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折腾的结果，就是在王建集团，拥有举足轻重的大哥，渐渐都成了王建的养子。
养子在许多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好兄弟。这种联盟似乎比梁山好汉那种联盟更稳定一些，因为大家都是兄弟，那地位相对比较平等，如果大家都是大哥的干儿子，那大哥的地位就明显高于他们了。
广收养子的模式，等于向小弟们表明，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天下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你们不是单纯的打工仔，还是股东。
迫使别人当干儿子，虽然比较专横，显然也是比较诱人的。王建通过这种方式，把外围的力量都清理出局。
以前的好兄弟只有三种路选择，一种就是跪下来，以后管我叫爹；另一种选择应是你接受打工仔的地位，千万不要想着从这里占据股份；如果这两种选择你都不愿意接受，那就只能选择出局了。
当然了，中央集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实力巨大的养子，渐渐被淘汰出局，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养子的模式一直保持稳定，那世袭制就会存在问题，因为养子们势力巨大，亲儿子想驾驭他们，估计就比较难了。
不要说别人了，就是李克用的养子势力巨大，李克用的亲儿子李存勖英雄无敌，最后也只能被淘汰出局。
于是，李克用、李存勖努力半天，最后天下归到了李嗣源手里，这也是因为李嗣源比较讲义气，没有恢复从前的姓氏，否则后唐帝国到此就算灭亡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中央集权的一步步加强，王建的养子们是不会有好结局的。
因为王建先清洗自己的老兄弟，后清洗自己的养子，都是标准的卸磨杀驴行为，人们难免会觉得王建有些不厚道。
问题是，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帝国向中央集权扩张的过程中，如果一个元老想当股东，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千万不要说你的功劳，也不要说你的身份，你想当股东就是死罪。因为股东太多了，老皇帝死后，他的孤儿寡母通常只能求上帝保佑了。
对于王建的这种削藩，再看看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人们难免有一种错觉，那就是王建如果性格温和一点，手段巧妙一点，也可以这样和平的实现削藩。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在权力面前就没有什么温情可言，抓在手上的权力，谁也不会随便交出去。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愿意把手上的权力交出去，甚至只是放弃自己作为股东的权力，愿意接受打工仔的地位，通常都可以全身而退。可问题是，谁会轻易接受这一切呢？
王宗佶是王建收的第一个养子。
王宗佶自然恃老资格，有点傲气过头了。比如，王宗侃一直想凌驾于蜀中枢密使唐道袭之上，而且还总是直呼唐道袭的大名，王宗侃这种态度，显然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人臣看。
枢密使是什么级别的高官，王宗侃对他竟然敢没有起码的礼貌，于是王建把他处死了。
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已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王建过分，实际上是王宗侃缺乏人臣的本份。
更主要的是，在王建磨刀霍霍削藩的背景下，王宗侃都不愿意选择夹着尾巴做人，等王建死了，王建的儿子，靠什么驾驭他呢？
前面说的王宗播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就是因为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
宗播元从孔目官柳修业，每劝宗播慎静以免祸。其后宗播为建将，遇强敌诸将所惮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辄称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终。
对于愿意夹着尾巴作人的养子，而且愿意交出权力的养子，哪个大哥也不会轻易动杀机的。
问题是，面对权力，谁会轻易交出去呢？更主要的是，晚唐五代和皇帝分庭抗礼的大佬多了去了，等老皇帝死了，欺负老皇帝孤儿寡母的大佬也多了去了，老皇帝照样奈何不了他们。
这似乎更表明，面对皇帝的消藩，大佬们不主动交出权力，未必就一定会倒霉，甚至还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富贵等着他。
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已是磨刀霍霍，但是大佬们谁也不会轻易交出权力，甚至还会是一副不知天高厚的样子。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事实，自然就会知道，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会出现，那只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结果，而不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原因。因为在皇权不够强大时，皇帝想让大佬们交出权力，那和与虎谋皮没有什么差别。
从普遍意义上讲，那些能成为乱世大哥的人物，几乎都是野心勃勃的人物，但凡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在皇权不够强大时，想让他们中的某个人主动放弃权力，通常只是可遇不可求的。
前面说的王宗涤，虽然也一度试图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不能做得非常彻底，于是终于功高震主，引起了王建的猜忌，于是被杀了。
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
王建夺取东川时，王宗涤就是东川的主要负责人。面对这种地位，王宗涤也知道，这有权高震主的危机，所以就请求分割东川。换而言之，主动缩小自己作为东川主要负责人的权力。
从这层意义上，王宗涤是能认清当时政治形势的。但是王宗涤的地位实在太高了，关键是，王宗涤不可能接受退到权力边缘的事实，所以他终于还是无法摆脱王建的猜忌。
作为乱世强人，把头撇在裤腰带上奋斗多年，终于拥有了足够高的权力、地位，为了摆脱猜忌，你让他适当放弃一部分，这个也许是他能接受的。你让他放弃太多，这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人性上，都有些强人所难。
问题是，皇帝需要的不只是他能控制局势，更需要自己死后，儿子也能控制局势。
这样一来，问题就是复杂了，因为那些功劳巨大、地位崇高的臣子，如果只是放弃有限的权力，似乎不能满足这种要求。
大家看到这种兔死狗烹的历史片段，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无非是因为大家相信在广阔的小农社会中，最高权力是大家可以分享的。
实际上，在广阔的小农社会，最高权力大家分享的结果，其实就是无休无止的纷争、动荡。所以，只有当社会只剩下一个领袖、一个权力核心时，普遍意义上的稳定、和平才会出现。
总的来说，在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和徐温老一辈大佬的清洗下，整个时代的中央集权开始不断加强。
因为王建成功的加强了川蜀的中央集权，所以后唐大军深入蜀地，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全面接管整个蜀地。后来，蜀地虽然脱离了中原王朝，但是内部重新整合的战争，远没有前期复杂、漫长、残酷了。
因为杨行密、徐温、李昪成功加强了江东的中央集权，所以后周、大宋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成功席卷当地广阔的地区，关键是，还可以轻松的吃下这些胜利果实。
当然了，因为李克用、朱温成功加强了北方的中央集权，所以李存勖一场决定性的胜利，马上就接管了整个北方。
至于李嗣源等人，更是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就可以夺取整个北方的统治权。
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越往后，皇帝统治一个地区时，面对的对手，越是比较松散、受到各种牵制的官僚集团，而不再是各种权力一把抓的军方大佬。
只要我我们知道这种历史背景，大约就会知道，为什么赵匡胤后来能轻易解决困扰统治者二百年的藩镇割据问题。抛开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人们一代接一代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