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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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一】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有我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体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出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不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想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亦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的自知之明少一点。
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二】
我从来就不是性善说的信徒，毋宁说我是倾向性恶说的。
古书上说“天命之谓性”，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发展，这难免引起生物之间的矛盾，性善又何从谈起呢?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空口无凭，不妨略举两例。一个人搬到新房子里，装修的方式极野蛮，倘若墙壁倒塌，楼下的人当然会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这是典型的损人又不利己的例子。
又有一位“学者”，对某一种语言连字母都不认识，却偏冒充专家，不但在国内蒙混过关，在国外也招摇撞骗。有识之士皆嗤之以鼻。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损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
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还有“党同伐异”“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
有人把不讲礼貌的行为归咎于新人类或新新人类，我却要为他们打抱不平。不过，话又要说了回来，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确实在不讲礼貌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们发扬光大了这种并不美妙的传统，他们(往往是一双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车水马龙之中，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洋洋自得，连在这方面比较不拘细节的老外看了都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两口子的私事，谁也管不着。但这是在闺房之内的事，现在竟几乎要搬到大街上来，虽然还没有到“甚于画眉”的水平，可是已经很可观了。新人类还要新到什么程度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
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
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
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
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考”字，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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