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处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研究脉络
运动作为防治疾病的一味“药”，正迅速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认可，并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运动既然是“药”，就不该是“多多益善”，而应该是“量体裁衣”、个性化定制，也因此需要处方。文章分别从4个时期，对运动处方过去、现在的发展与未来发展需求进行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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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期
“运动是良药”的萌生（1950年前）
两百万年前“狩猎-采果”时代除了老人和小孩外，其他人必须运动才能生存。
2600多年前黄帝内经对“上医治未病”进行了描述。
东汉末年（184—220年）华佗创“五禽戏”。
两位西方古代医生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年）和Galen（129—210年）认识到运动的重要性：“Eating alone will not keep a man well, he must also take exercise（一个人光靠吃不可能健康，他还必须运动）。”
唐朝永徽三年（652年）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描述“大小劳”对健康的作用：“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不能堪有”。
20世纪初，西方的体育教育主要是由医生担任的。随后体育课开始由受过体育专业培训的老师或教练来上，体育和医学也因此开始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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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
明确运动与健康、慢性疾病之间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
Jeremy N. Morris于1949年开始的伦敦公交车研究，发表在1953年的研究结果是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早期对体力活动与健康之间关系的认识。
Ralph S. Paffenbarger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的哈佛大学校友研究（The College Alumni Health Study），并在1970年对6000名35~64岁旧金山地区海岸工作人员针对1951年的全面体检进行的追踪研究。Paffenbarger的贡献为开始用问卷的方式对体力活动进行定量研究（哈佛体力活动问卷也成为早期体力活动研究的重要工具）并开始研究运动的量效（Dose-Response）关系。
始于1957年的Tecumseh社区健康研究，明确了体力活动、体适能与疾病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用步行来促进健康，提出了“万步走”的口号。
始于1970年的库珀中心跟踪研究 （Cooper Center Longitudinal Study，CCLS），是全世界最大的运动与健康数据库和追踪研究。
1975年，第一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始于1980年的美国政府公共健康服务部的运动与健康研究，到目前仍在进行包括运动在内的美国国民健康行为监测。
1980年，第二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1986年，第三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Bouchard在1988年与加拿大体育科学协会以及安大略省旅游和娱乐处合作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体适能与健康国际大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发表了科学声明，积极地推动了在世界范围内认识运动对健康的作用。
1989年，Steven N. Blair等在JAMA上发文确定了有氧能力与各种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每天30分钟，每周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推荐量的科学基础。
1991年，第四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1996年美国医务总监（同国内卫生部发言人）关于体力活动与健康的报告（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是探索运动与健康研究和实践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总结。
1993年，针对代表体力活动相对安静时的能量消耗的倍数的梅脱值 （Metabolic Equivalent，MET ）的《体力活动梅脱表》发表。
1995年，美国运动医学协会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联合美国CDC在JAMA上发文对运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科学声明，提倡每个成年人每天应当参加30 min或者更多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1995年，第五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1996年美国医务总监（同国内卫生部发言人）关于体力活动与健康的报告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是探索运动与健康研究和实践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总结。
2009年体力活动流行病学之父Jerry N. Morris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这一阶段工作最好的总结：“We in the west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s in human history in which the mass of the population has to deliberately exercise to be healthy。”（西方这一代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代必须专注地去运动才能保证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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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
运动促进健康的量效关系与影响因素
（20世纪90年代至今）
1994美国运动医学协会前主席William Haskell关于运动量效的阐述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设定了科学和完整的体系。
2000年在加拿大召开的“运动量效”专题论坛，集中讨论了现有的研究运动量效关系的科学证据，对运动量效认识的变化并达成共识。
2000年，第七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2004年Steven N. Blair等对体力活动推荐量演变的综述对运动量效研究和应用有较大影响。
2005年，第七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朱为模院士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专门就“步行与健康”为题组织了论坛并在2008年MSSE上发表专辑。
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与美国医学会联合推出了“运动是良药”（Exercise is medicine，EIM）项目。2016年EIM项目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得到认可和试行。
2008年，《美国体力活动指南》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发布。
2009年，第八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2013年，第九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
2015年，朱为模院士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专门就“久坐行为与健康”为题组织了论坛并在2017年发表了专著。
2016年，第十版《ACSM运动测试与处方指南》出版。不足的是，虽然东方的健身运动，如瑜伽、太极拳、气功等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西方的运动实践中，并且已被研究证明了它们的积极效果，但其对如何将这些运动纳入运动处方仍然是完全空白，亟待改进。这一空白也应该是国内太极拳和气功研究人员急需主攻的一个研究方向。
2016年12月，美国心脏病学会 （America Heart Association，AHA） 在总结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著名的《循环》杂志上对“有氧能力”所做出的科学声明，将有氧能力（心肺耐力）列为第五大临床生命体征。
2018年，《美国体力活动指南（第二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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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
运动处方的未来
个性化和精准化
基因
有氧训练后最大摄氧量的提升与遗传（2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有关。
进一步改善对“运动药”量与效的测定
核心是药剂量与效之间的关系。用于日常运动量检测实践中目前还基本依靠加速器或心率技术，存在很大的缺陷。新一代运动疗效指标尤其是对体内分子水平指标（如肠道菌群）的开发，应该会对运动疗效的认识有革命性的变化。
动态、瞬时和生活化
手机为基础的动态运动干预的设备，课程以及App应用的开发，运动处方的动态、瞬时和生活化在5G时代将很快可以实现。
大数据和智能化
新一代鉴于物联网的带有互动功能的运动设备和课程通过直播、智能健身器材和远程视觉教练3种形式，开始走进用户的家庭。
健康生活方式化
70%~80%的慢性病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致。与运动处方有关的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健康饮食、体重管理、戒烟控酒、压力管理、睡眠管理、慢病管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运动认知、环境互动、融入行为理论10个方面。
小结
从早期运动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到运动成为防病治病的良药，以及到后来运动处方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国外大量科学的研究（尤其是追踪研究）和数据是支撑运动处方不断前进的基石。从运动处方的科学发展中所学到的智慧将会对中国传统运动处方的建设、中国大众的健康促进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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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网络
编辑 | 刘畅 晏慧
本文转载自上海《体育科研》2020年第1期文章：
朱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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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职及主要学术背景
美国体育测量与评价协会主席（1997—1999年）
美国总统体质与竞技体育委员会科学顾问（2003—2006年）
美国运动医学协会和美国健康教育体育休闲舞蹈学会Fellow（资深研究员）
美国科学院国家医学研究院“青少年健康测评”专家组成员
美国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前主编，美国Frontiers in Physiology杂志前副主编
现任10余本英文体育和健康杂志编委，在SCI和SSCI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100多篇；其科学研究（包括郭林气功抗癌的机理）得到过许多基金会的资助，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逊基金会（RWJ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