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纠正｜谢默斯·希尼
诗歌教授、诗歌辩士以及诗歌作者，从菲力浦·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到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有的人迟早都会受到诱引，要说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的存在，与我们作为社会公民的存在之间，其关系到底怎样。它“在场的功用”到底如何。在这种捍卫与辩护背后，在若干阶段里，竖立着柏拉图的观念。他曾非难过诗歌在古希腊城邦内自称的任何特权与功用。
不过，在柏拉图理想图式的世界中，仍然提供了上诉法院，通过诗歌的创造力，寻求纠正普通情况下的任何错误或剧变。甚至，对上述情形的“有用的”或”实际的“回应，也都根源于想象的标准：诗的虚构、另一可选世界的梦想，同样为政权与革命提供了可能性。只是那种政府和革命将迫使社会呈现出它们想象的形式，而诗人则更为典型地关系到他们本身及其读者的观念诉求：关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理想的，或，事实上，什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诗歌的高尚在于，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是来自内部的暴力，保护我们抗拒外部的暴力。”它是想象力击败现实的压力。
在论文《高尚骑士与词语的声音》中，史蒂文斯焦急地坚称，他本人的词语并不仅仅要变得响亮。他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他正在一大群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称之为“野蛮的起哄者”的人众里，想象并回应着一些不满的质问者们的喧嚷。有个人大声反对艺术的神秘现象以及它为美学的高官显贵们所垄断的情形。“在我们的时代”，质问者声称，重复着他在某处读到的东西，“人的命运在政治措辞中呈现。“在他的理解中，并且也在大多数抗议将诗歌归因于任何形而上力量的人们的理解中，那些措辞将导出对于遭禁止的声音进行颠覆、矫正和肯定的政治学。换言之，我们的质问者将要求诗歌大于对世界状况的一种想象的回答；他或她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诗歌不应该成为一种实用艺术，以作用于试图通过直接行为缓和那些状况的运动中。”
为此，这位质问者不会和华莱士·史蒂文斯有什么同感，当史蒂文斯宣布说，诗人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诗人“创造我们不断地转入其间而不自知的世界，并且……给予最高的虚构以生命，没有它，我们就不能设想〔那个世界〕”。——如果我们给定的经验是一所迷宫，它的不可逾越性仍然是能够对抗的，即通过诗人想象的一些迷宫的对应物，并向他自己和我们描述一种关于它的生动经验。这一种运作并不干预实际的经验，而是通过意识到一个时机，以各种冒险的方式，去认识它的困境，预知它的包容力，讲述它的好转。对诗人与观众二者而言，这恰恰构成了一种仁善之举。它提供一种对现实的回应，这种现实又对个人的精神有一种释放和验证的功效。不过，我能明白，对一个政治积极分子而言，这样一种功能将是如何不足为训。对于这种政治积极分子而言，正视一种只包含各种事件而不能在它自身产生出新事件的秩序，那将是毫无必要的。参与的各党派也不会感激来自他们是一方的势利场域的一种纯粹意象——不管它多有创造力或原创性。他们总是想要将诗歌的纠正视为一种代表他们观点的杠杆练习；他们会要求这件事的全部分量倒向天平上他们的一边。
所以，如果你是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上的一位英语诗人，你的压力就会是要你为这场战争尽力，最好是刻画失去了人性的敌人的面目。如果你是1916年执行法案之后的一位爱尔兰诗人，你的压力就会是要求你辱骂执行权的暴政。如果你是一位处于越南战争高峰时期的美国诗人，当局对你的期待，就将是要你夸张地挥舞战争大旗。在这些情形之下，视德国士兵为一位朋友或秘密的分担者，视英国政府为一个可以守信的政体，视东南亚征战为一种帝国的背叛，要做诸如此类的任何事，就是在普遍愿望趋于单纯化的情况下增加一种复杂性。
这种对抗态度挫败团结一致的公共期待，但它们恰好具有政治威力。它们真正令人烦恼的力量是它们有效性的一个保证。它们是一种特别情形下的法则，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她的著作《重力与神恩》中，曾带着典型的极端与简洁声明过这种法则。她写道：
如果我们知道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失去平衡，须尽我们所能地往称盘较轻的一边增加重量……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均衡的概念，并始终准备如同寻求公平那样改变两端，而公平则是“征服者们的阵营里的逃亡者”。
显然，这种思想和感觉的深层结构来自若干世纪的基督教教义，来自基督对于不幸的苦难的自相矛盾的认同。只要诗歌是对精神的极端认识和对语言最出人意料的理解力的一种扩展和纯化，它也就证明了薇依法则的作用。
所以，西蒙娜·薇依还在《重力与神恩》中写道：“屈从重力，是最大的罪恶。”实际上她的整本书都渗透了抗衡、抵消威力与纠正的观念——将现实的天平倾向于某种超验的平衡。而在诗歌的行为中亦然，有一种趋势是在天平上放置一种对应现实——是一种仅仅可能被想象而仍然有其重量的现实，因为它在实际的重负作用下被想象，进而能够把握住它自身并抵抗这种历史局面。诗歌的这种纠正效应来自它是一种一闪而逝的替代物，是一种被否定或不断遭到环境威胁的可能性的揭示。当然，有时候，这样一种揭示一旦秘藏在诗中，并作为诗人的一个标准而保留，那么，他或她就必须顺应这样种张力，“要在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中，担当起建立于诗中的意识水平的见证者。”
尤其在本世纪，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到伊丽娜·拉图辛斯卡娅（Irina Ratushinskaya），已有许多诗人从原则出发，孤独而没有任何成功保证地，受他们作品的逻辑所驱，以抗拒重力。这些人物已成为一种行动的楷模，这种行动获得了与其直接实践的无效性相称的价值。就他们的情形而言，对那种批评家们往往称之为“洞察力”或“道德承诺”的拥护过度增长，并带入他们超越艺术空间的迷人圈子，而且更进一步超越家庭隐私、社会整合以及微小的伦理期待，进入这位见证者的孤独角色中。具备这种精神耐力的人物，独具特色地偏向于对他们成就中的英勇神态轻描淡写，并在他们天职的核心坚持严格的艺术训练。不过事实依然是，对于我已提到的这些作家，以及那些与他们相像的作家——例如，奥斯普·曼德尔斯塔姆（Osip Mandelstam）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wslaw Milosz）——而言，诗歌的纠正表现为类似于瓦克莱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所理解的希望美德的一种运行。事实上，哈维尔被迫谈及的希望也能够适用于谈论诗歌：
它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非一种世界状态。我们心中要么有希望，要么没有希望。它是一种灵魂的维度，而且它根本不依赖于对这世界的某种特别的观察或对这种形势的估价……它是一种精神定位，一种内心指向；它超越直接体验到的世界，并越过其地平线，停泊于某处。我认为你不能将它解释为世界上的某处、某种运动或某种有利证据的一种纯粹的派生物。我觉得它最深的根基在于这种超越性，恰如人类责任心的根基所在……它不是认为事情会变好的那种信念，而是确信不管结果如何，事情总有其意义。
当然，当一位当代人拿起笔或凝视一台文字处理机无表情的暗灰色时，这些体察就已存在于背景之中了。当道格拉斯·邓恩（Douglas Dunn）坐在他的桌旁，眼前展现泰河港湾上空的景象，或者安妮·斯蒂文森（Anne Stevenson）看到她选择的图景掠过她的内心之眼，他们都没有立即被诗学的大问题所纠缠。所有这些蓄积的压力和问题都被感知为一种持久的焦虑，而它们都没有成为进入写作过程本身的指导因素。这种运动是从愉悦到智慧而不是相反。音律的适切、韵的连锁反应、词源学的愉悦，这类事情在精神活动受到封锁的情况下，都可能快乐而孤独地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不必虑及批评观念。实际上，如果有人记起W·H·奥登关于诗学机能的著名的三位一体说——创造、判断、了解——而在这种见解中，创造的才能似乎有一种自由通行证，能使它归人超越于其他两者管辖权的行列。
事实如此。诗歌不能承受失去其基本的自娱的独创性、它成为一种语言历程的欢乐以及对世上万物的表现力。用W.B.叶芝的话说就是，意志不可篡夺想象力的工作。这似乎像某种陈词滥调，但它仍然值得在20世纪后期，在政治上生效的主题、后殖民的强烈反响，以及各种“打破沉默”的书写的语境中加以重复。在这些环境里，诗歌显而易见地被迫对在种族、社会、性别和政治生活中许多迄今已被否认的表达发出声音。把它的力量说成是首要意义上的一种纠正的模式——作为宣布和纠正非正义的代理人——正在恒久地得以显现。但是在释放这一功能的过程中，诗人面临着轻视另一规则的危险，这种规则将诗歌纠正为诗歌，为它创设自身的范畴，清楚地通过语言手段建立威严并行使威力。
并不是说不可能存在一种虽然自觉地追求增进文化与政治的变革，而仍然设法完成最充分的艺术完整性的诗歌。过去150年间的爱尔兰诗歌史本身即是充足的证明，诗歌的一种动因可能建立在或大或小带有一种国家意志的方案层面之上。显然，爱国主义或宣传意图远远不能成为诗学成功的担保，但是，在现行的文化中，朝向肯定与明确的一种个人意识的斗争，即使不与之相连接，也可能是与一种朝向自我定义的集体张力相类似；在一种新传统的构成和个人天资的自我塑造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敏感性。例如，叶芝开始时希望“写作短抒情诗或每句话都短小而集中的诗剧”，但是，他很典型地赋予了这种个人的风格抱负以民族意义，通过将它与“爱尔兰人对一种敏捷的水流的偏爱”联系起来，并将它和“可能回忆起泰晤士河谷”的“……冥想、富丽、审慎的英国心智”相对照。
然而，在作这种再定义时，有着许多复杂要素在起作用。总之，它涉及的是对文学优越观念的取代，这些观念源于一些原本被当作典范而毋庸置疑的表达模式。作家不得不从作为读者开始，在他们将钢笔落在纸上之前，即使他们中最为不满的人，也会将他们意欲摆脱的规则与传统形式内在化。无论他们是反抗语言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拼命追逐他们方言土语的本地声调的本土主义者，无论他们写英国的爱尔兰语或非洲的英语或苏格兰东南部低地的方言，那些使用所谓“国语”写作的作家将会步伐错乱，因为事实上他们自身的文学构成都是以从英语语言及其文学中取得的杰出原型为基础的。他们将预先让自己顺应征服他们的那种意识。很自然地，人们发现，来自特立尼达（Trinidad）或拉格斯（域必）的黑人诗人和来自纽卡斯特（New-castle）或格拉斯哥（Glasgow）的工人阶级作家都会辩解说，他们所受到的关于莎士比亚或济慈的教育无非是一种操练，它把他们从他们可靠的经验中间离出来，贬低他们的方言口语，并破坏了他们本身在无文本世界中本能的自在感；这种辩解尽管有其真实性，但不应该抹煞其他关于语言和自我维护的真理，这一点我即将谈到。
在任何通往解放的运动中，都必须拒绝居支配地位的语言或文学传统的规范性权威。在爱尔兰文学复兴的某个特殊时刻，这正是都柏林皇家大学英语教授托马斯·麦克唐纳（Tomas MacDonagh）所采纳的方针，他的著作《爱尔兰文学》出版于1916年，正是这一年他作为复活节起义的领袖之一而被处决。更带有震惊性的影响的是，它也是詹姆斯·乔伊斯所采取的方针。但是，麦克唐纳了解他所质疑的英语抒情诗遗产的错综复杂与细微差异，这导致了他写作了一本有关托马斯·康平（Thomas Campion）的韵律法的著作。至于乔伊斯，他对英帝国和英语小说的傲慢，无助于抵制诸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词与曲调的魅力。不论是麦克唐纳还是乔伊斯，尽管他们都不得不以各人自身的方式向英语文化的权威挑战，但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从他们作为读者的记忆中排斥英语文化的宝库。他们都不否认他们对这个总体的有说服力的词语的敏感性，以证明他们抵制一种帝国霸权主义的纯洁性。这便是为什么当我们开始考虑在这个世界上诗歌的辖域与功能时，这两个人物是有启发意义的。他们提醒我们诗歌的正直不会仅仅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恰好变成某种丧失信誉的文化或政治体系的折射而受到责难。
我们说，诗歌不管属于古老的政治制度还是渴望表达新的政治制度，都必须是具有包容意识的一种工作楷模。它不应该简单化。它的投射和创造应该与一种围绕着它并产生它的复杂现实相称。《神曲》是这类全面相称的诗歌的一个伟大范例，但是一首俳句也可以借助于精神和物质之事实的比较，而构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巧妙反驳。只要被想象的事物对应于我们生活并忍受其间的世界上的那些事物，诗歌就是在遵循其抗衡的功能。它成为另一种我们能够依赖的真理，在它面前我们能够以一种更适当的被准许的方式了解我们自己。事实上，阅读这种全面相称类型的诗歌，就是去感受某种振作精神、令人难忘、能够增加人生全部进程价值的经验。
如此断言毫不夸张。例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对关于诗歌和读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观点：
苹果的滋味（贝克莱〔Berkeley〕证明）系于腭与水果的接触，而不由水果自身而定；与此相似（我要说）诗歌系于诗与读者的相会，而不是由印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符号的行数而定。其实质是……颤栗，那种几乎是伴随着每次阅读时肉体的感动。
博尔赫斯接着更为准确地阐明了那种颤栗或“肉体的感动”的特性，并指出它还满足我们体验“找回一种过去或预示一种未来”的持续性需要。顺便说一句，那是在公共的和个人的层面同样具有富于暗示性的真理的一条公式。
如果我们回到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和他在导言中的陈述，那么问题就变得更清楚了：如果在以下的页数里，有一些成功的诗行或其他什么，但愿读者会原谅我的大胆，因为我在他之前就已写出了它。我们所有的人是一个人；我们微不足道的心智，而环境如此影响到我们，以至于你是读者而我是作家（我诗篇的不可靠的、热烈的作者）只是某种偶然事件。
或许缺乏诚意，但它仍然触及某种普遍的问题，忽略它是危险的。博尔赫斯是在谈论根植于任何值得记取的阅读的流畅而令人兴奋的时刻，也是在谈论发现一切都已展示并回答其复苏的愿望那种不会令人失望的快乐。在此时刻，拥有着同时被触发和满足的所有个人官能所带来的快乐，类似于把握了所有偶然和（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主动权。存在着一种到达与期待的感觉，因而人们似乎真正地“找回一种过去”并“预示了一种未来”，从而完成了个人存在的循环。当其发生时，我们便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借用乔治·塞菲里斯笔记中的一个短语）诗歌“强大到足以拯救”；于是乎它的纠正力量也就明显增长。
我想利用剩下的时间来称颂这样一位不会令人失望的诗人。三个多世纪以来，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证明了一个健康的英国圣公会教徒的身体热力。约翰·邓恩（John Donne）可能会被默许打摆子，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则沉迷于他的威尔士神秘主义，而里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可能被宽恕，而不管他持有一种热烈的天主教主张；但乔治·赫伯特白日般健全的精神和充沛的活力，他在高贵与粗俗之间的中庸路线，则激发了理想的精神和情感风气。
这可能是对学者和专业读者所了解的赫伯特的一种讹传，那位诗人“惑人的智慧”事实上是在英国教堂中对加尔文教徒进行的巧妙致辞，但是我认为它并不会曲解一个富有同情心且有学问的听众所传达的对他的一般印象。况且，赫伯特的作品对英语抒情诗传统是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安居在一种本土文化和声音中，并被征募为一种理想的英语气质的表现，它已久被推定为体现了英格兰通过其殖民力量的军事行动所追求的强加于其他人民之上的文明与信仰。但是，最终，我的观点还得是这样：即使有人想用玄学将其推远，最受强加的殖民地居民也将会在赫伯特诗歌清晰的要素中，用心理学、政治学及隐喻，辨别出事物状态的一种正确范例。甚至在这里，在被忽略的读者和有特权的诗人之间，博尔赫斯式的圈套也是适用的。换言之，赫伯特的作品是那一种我试图界定的、得到了充分实现的诗歌范例，是一种想象事物的对应物与我们自身经验的复杂负荷相一致，并让我们注视这种复杂负荷的诗歌。
他的诗是他滑轮般的同情心、沉浮不定的智慧和机智的转化。事实上，他的机智如他的宗教信仰一样，是他世界观的总体。那些使他操心并由他用以操练他的精神的所有对照性概念——造物主/造物，天/地，灵/肉，永恒/时间，生/死，基督/人，感恩/负疚，美德/罪恶，神圣之爱/典雅之爱——所有这些对照性概念在17世纪早期，都由于英国教堂的宇宙论与神学而得到通用，而赫伯特诗歌中的戏剧性完全依据基督教故事和礼拜仪式得以演绎。可是，这一组组概念的对照，与教义难题相比，它们作为感情的困窘而更为直接地被体验到了：它们是诗人心智的功能，穿过写作的边界，从布道术和辩术进入诗歌，置于觉醒的语言的冲力与反映之上。在一个基本层面上，对诗歌基础概念和神学方法的某些理解，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伴随着每次阅读时肉体的感动”源自诗歌的语言生命和它们结构活力的过剩。那种可称之为赫伯特想象力的DNA模型的东西，根本上是一个上下分离、交叉龃龉运动的问题，颠倒导致了这种对称，以至于它们成为极限体验；如此彻底地行使和追溯本源的各种张力，使它们回到娱乐体系中；而如此错综复杂的对话又使它们以说话者准备重新开始而结束，有时候恰恰从相反的承诺开始。奇怪的是，看上去如此完美地设定成为永动机的诗歌，却能够找到结束和逃避它们自身坚定运动的方法。
在此使用“平衡”一词是诱人的，但使用太早就会妨碍对赫伯特的天平无常局面、所有关于这个支点的流动性，以及由机智或智慧相等构成的杠杆作用两边的敏感性的充分体认。实际上，机智/智慧最终成了中心的对照性概念，因为正是在赫伯特机智创造的愉快中，其判断和理解的重力调和了自身并解决了自身的问题。在最得意处，这种精神的游戏是启示性的。它可能具有与宗教的真理相关的说明性的力量，但它也有艺术的功效：个人的力量通过一种审美距离得到转移，而在一个任何事都能发生的空间，被渴望的事就可能经由偶然性而产生，抑或可能经由老一套的限制而受到阻碍。
例如，在赫伯特的《滑轮》一诗中，“rest”的一语双关在缓慢运动中得到实现。正如一架滑轮的操作，这个词的语义学负载之一—— “rest”作为“休息”的意义——逐步被抛弃，但当它达到其尽头，降至读者理解的限度时，另一个意思——“rest”作为“剩余物”和“残留”的意义——就开始现出。最后，通过辩论、节奏和用韵，当“rest”和“breast”，在结束时令人满意地凑到一起时，这个体系便重新恢复了平衡。但是，如同任何带滑轮的设备一样，平衡的一刻是暂时的、易翻新的一种动态。这首诗可以读作任何滑轮般的力量交换的一种模仿提炼，但是同样地，它自身又显示为人类和神性之间关系的一种比喻，一种人类的心性，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是不安定的，直到在你身上得到安息”。
滑轮
当上帝最初造人，
置一杯祝福的酒于一旁；
让我们（他说）尽其所能地灌注于他身上：
让世上，散布谎言的财富，
缩短到片刻长短。
所以“力量”首先开辟了一条路；
接着“美”流逸，然后是“智慧”、“荣誉”、“快乐”：
当几乎一切都出去，上帝停留了一刻，
觉察到他所有财富中唯独
“休息”（rest）留在了杯底。
因为如果我（他说）
也将这宝物赠给我的造物，
他就将崇拜我的礼物而不是我，
并在大自然中安息（rest），而不是在自然之神中。
所以二者都将成为失败者。
不过还是让他拥有那残余者（the rest）吧，
但让他们带着牢骚满腹的不安（restlessness）拥有它们：
让他富裕而疲倦，那样至少，
如果善良没有引导他，而厌倦
也会把他抛向我的胸膛
也许这首诗不能直接打动我们，如所谓“一流诗歌”那样。它的音度偏低，它在毫不装腔作势的情况下着手履行其职责，它行进的信心赋予它一种表演不充分的自我克制。实际上，与赫伯特的其他许多诗歌相比，它或许更冷静些。它一点也没有显露出在他别的作品里以快乐的频率捕捉到的气音。它没有那些抒发快乐的令人惊奇的局部影响，那种快乐抒发总是提醒我们，一旦这位诗人感到他自己成就了一种更色情的风格是多么有价值，一旦他没有将圣诗作为他全部的天职，他可能会拥有一种多么美妙的挥霍能力！但尽管《滑轮》服从于它庄重的目的，它仍然产生了那种所有写实作品竭力对抗周围无意义的补偿性的压力。以其自愿的方式，它在自身中保留了经验的协调和矛盾，如同它可以依据辩证法的假设、对照和综合那样，它也将在阴阳宇宙论之中得到理解。
赫伯特最受称道的诗是《衣领》（collar），它比我刚刚通过《滑轮》对之进行的判断更富戏剧性。标题中词汇多种可能性的跳跃；诗歌通过“collar”的意思——如一件牧师服的衣领和一时气愤——变换形态的方式；感情状态从当众侮辱到平息怒气的颠倒；延迟诗节的沉着直到最后四行的技术性痕迹……这正是如塞菲里斯想要使诗歌达到的一切：“足够强有力”，并能够被挂在想象天平的臂上，以承受我们认识的事物本身的张力：
走开；注意：
我将出去。
招引死亡前往：紧缚住恐惧。
那克制
为适合和服务他需要的人，
他命该承担。
但当我梦呓并使每个词越来越粗暴
而狂乱，
我好像听到有人喊道：孩子！
而我回答，我的主。
这首诗有一种奇异的逻辑和心理学上的自足性。它在形式上如此完善，以至于它诱使我再一次引用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话：“一个诗人的词语是那种一旦没有这些词语就不存在这些事物的词语”。而《衣领》有超越其自身鲜明生动的一种适用性，并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刻，被读作理解比记录下个人危机更为广泛的反讽和逆转的一种方法。也即是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与我们作为社会公民的存在明确相关。一旦恐怖分子坐在谈判桌前，一旦新近进入历史的独立国家仍然被一种老式的殖民行政机构所支配，那么，这首诗所探索的逆转就只能被投射到一种更为广阔与稠密的屏障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赫伯特的单纯的讨论常常会无意中使自己太简单的缘故。当然，他的诗显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直率；他的发音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清澈，并给读者一种从高空了望的优美快感。但是，表现的洞察力和声音的平坦性质都不会减少我们对赫伯特智力可靠质量的尊重。甚至《爱情之三》中那种表现礼貌和均衡的纯洁的芭蕾舞，也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力量与无懈可击的得体。这位乡村教区牧师也许不可能去古拉格寻求他的信仰，但他具有一种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务实精神，一种不可或缺的准备就绪的敏捷：
爱向我表示欢迎：不过我的心灵却犹犹豫豫，
怀着肉体和恶的罪过。
但眼光敏锐的爱，觉察到我的缓慢
从我第一次进来，
于是渐渐靠近我，甜蜜地询问，
是不是我缺少什么。
一个客人，我答道，值得到这里：
爱说，你该是他啊。
是我这残酷的、忘恩负义的人吗？哦我亲爱的，
我不敢看你。
爱握住我的手，微笑着回答，
难道不是我创造了眼睛？
真正的上帝，可我已玷污了它们：让我的耻辱
去它该去的地方
既然不该责备你，爱说，谁来承担这耻辱？
亲爱的，就让我来侍奉吧。
你该坐下，爱说，品尝我的肉：
于是我坐下来吃。
在《牛津大词典》中，“redress”（纠正）作为一个名词有四个条目，而我要从它所提供的第一个涵义开始：“赔偿，偿还或补偿一个持续的错误或由之导致的丧失”。“redress”作为一个动词，词典给出了十五个不同的条目，它们还被细分出两到三个涵义，几乎所有的用法都注明已废弃不用。我也斟酌了其中的第一个涵义，如下：“再一次使（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直立起来；再次升到一个直立的位置。也比喻再次摆正、复位、重建”。
但在追寻这个语词那些更加严肃的引申义时，在考虑诗歌对文化和政治重组方案的引人注目的可能事业时，或在重申诗歌在语言的普遍流变和曲折抵达的范围内作为一种正直的、抵抗的和自我支撑的实体时，我并不想给人这种印象，即它的力量总是必须以诚挚的、真正策划好的方式得到磨炼。恰恰相反，我想表明诗歌的惊奇以及它的可靠性；我想赞美它给定的、不可预测的在场性，它进入我们的视域并激励我们的肉体、赋予我们的知识以活力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影映于透明的玻璃或窗户表面的飞鸟身形一样，一定会突然进入真实飞鸟的视野并改变它们飞翔的方向。在一瞬间，身形记录并传送了它们明白无误的存在，所以这些鸟儿本能地改变了方向。一个有生命的造物的形象导致了造物自身一种完全有益的偏移。而真正自然的、顽强的转换也是由诗歌所承受的某种东西，它使我想起“redress”一词某个更遥远的（废弃）涵义，这一涵义见于该动词第四条，细目（b）：“狩猎。将猎狗或鹿带回适当的路线”。在这个“redress”中，没有伦理学负载的暗示；它更多的是对一种游戏规则的控制，而该游戏需要为内在容量的分离找到一条路线，据此某种未受阻碍然而是直接的东西能长驱直人其充分的潜能。
尽管倾心于谨守中庸之道（在疲惫不堪和无法满足之间），赫伯特却持续为我们提供那些不可预测的形象与诗节，令我们读者的心灵在喜悦的反射活动中摇荡和旋转：
可爱的使人心醉的语言，甘蔗，
玫瑰的蜜，你将飞向哪里？
这样一个顿呼法，来自他的诗《先行者》，确实正是我们想使诗歌对我们发出的那种顿呼法。那种趋于愉悦的冲动张力——我们以《愚钝》中“窗子之歌”中的一段为例——是抒情力量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的诗行在哪里？我的看法？观点？
我的窗歌在哪里？
爱人仍然在假装，而同样的错误
也磨炼了他们的缪斯。
尽管赫伯特有其祭司般的芬芳，但他从未在他自己身上和他的表现方法中，充分平息这种更世俗的温情，而那种更古老的色情的、花花公子式的自我描绘，也是其作品中最好的报偿。由平衡、步调和韵律所给予的确定性，则不可否认地是他成就的关键；他迂回的形式和编织隐喻以与意识圈套相称的方法，则有一种根本性的力量；但是，只有当这种精神受到远远超乎平常生活所谋求的道路的召唤时，只有当呼喊或狂喜从那种精神中绞拧出来，飞入其自身的孤独与明确的某种意外的形象中时，只有在那时，赫伯特的作品才以其最无可比拟的精致而树立了诗歌纠正的典范。1989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