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走过荆棘的旅程（十）新起点，新气象 / 四六文摘

新起点、新气象

————选自张书林自传《走过荆棘的旅程》

文/张书林

1979年冬，县里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实际情况，在全县范围内统一兴修水利，加强水利农田的灌溉建设，根据上级指示和县里的部署，我县要把原有现河拓宽加深，要使现河成为平度全县的人工大河。为此，县里还从公社的农村劳动力中调集劳动力，给每一个村生产队都分段分任务。我们村分到的是现河的西段，位于平度县城的西南，叫中庄公社。

那一年冬天，寒风凛冽，现河工地上热闹非凡。工地现场人山人海，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有一面小红旗印着醒目的五个大字：青年突击队。现河边上还拉起了很多条幅和标语：“人定胜天，根治海河”“平度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等。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宣传工地好人好事的声音。当拖拉机满载着分到现河工地的农民工到达现场，当县领导宣布启动现河开发工程时，大家欢呼着，鼓着掌。只听一声令下，两个人一组，每组都有一辆独轮车、两个篓筐，装上河里的淤泥，一个人推，一个人在前面拉，每个人浑身上下都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

那年冬天，村委照顾我，把我分配到工地给伙房师傅打下手，和其他人相比较来说，我的工作虽然比较杂，但算是很轻松的。拉风箱、烧火、拉水、往工地送饭，各种杂活我都干，而且一干就干得比别人都好。伙房师傅见我人虽然年小，但很懂事，又不吝惜气力，就很喜欢我。时间久了，我跟伙房里的师傅都处得很熟了。到了晚上，离家远的工人们就在工地上随便找个桥洞去打地铺。工地上没有电灯，我和伙房师傅就自制了一个煤油灯，这样他就能和其他工友在灯下打牌，而我就能从灯下看书了。家里条件好点的工人还自带收音机，在黑乎乎的农村夜晚，兴致勃勃地听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

工地离家较远，时间一长，我就有些挂念母亲和弟弟，想母亲的病，想弟弟年幼如何照顾自己，如何照顾整个家。因为家穷，母亲脑血栓并没有治利索，落下了容易头晕头疼的毛病，这个病反复发作，一发作起来，整个人头痛不止，特别难受。一天晚上，我实在不放心，便和队长请了假回家探望。

月黑风高，当时，天上连个星点都没有，路上的树被寒风刺溜得直打哆嗦，时不时传来几声夜猫的叫唤，我连走带跑，又饥饿又冷，心打着寒战，徒步60里路，走了5个多小时，半夜三更了我才赶回家。

我一到家，母亲见我风尘仆仆，鞋子都烂了，衣服上满是灰尘，满头大汗，特别心疼我，长久的想念让她眼泪盈眶。一见到我的母亲还有我的两个懂事的弟弟，什么数九严寒，什么夜行黑路的寒冷和恐惧全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

似乎是刚睡着天就亮了，听到弟弟们穿衣的声音，我赶紧起来。两个弟弟都让我再睡一会儿，可我哪里还能再睡得着呢？弟弟吃完饭便去上学了，我赶紧给家里准备了一些烧草，给母亲和弟弟洗了衣服，忙完这一切，已是中午了，我和母亲简单吃了午饭，下午又步行60里路返回工地。

回家的事很快就被带队的民兵连长知道了，他们对我的境遇非常同情，于是他们和村大队长商量，大家都同意让我提前回村里的技术队继续工作，以便能够照顾家里。为了帮我照顾母亲，他们还给我开了一个证明介绍信，让我到离家很近的解放军147医院给母亲看病诊疗。

我每天很早用借来的推车推着母亲到医院，军医很热情，也很有耐心。在大夫的诊断下，确诊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已经不能治好了。但是可以通过针灸来减轻母亲的头疼和头晕。当时军医针灸电疗科刘军医和徐军医每天免费为我母亲针灸40分钟，7天一个疗程，一直持续了十个疗程。

经过70多天的治疗，母亲的头疼症状确实缓解了不少，但其他病状依旧没有起色。一天，军医跟我说：“小张啊，你母亲的病只能这样了，注意多活动活动，千万别生气上火，也可以拿点药吃。让你母亲少操心，愿意吃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吃。”军医的意思是母亲的病再治也不可能治好了，以后再治疗也不会有多少起色了，我们只好谢过军医，推着母亲回家了。

村干部见我爱看书好学习，人也比较聪明机灵，等到来年四月份，为了给村里培养年轻技术人员，他们把我安排到村办企业电焊车间上班，学习电气焊技术。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平时对师傅格外尊敬，就勤学苦练。师傅见我有志气，肯吃苦，就把自己一生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通过师傅的教导，再加上自己的钻研和学习，很快我就掌握了电气焊技术，成为一名焊接维修的能手。

车间坐落在平度城国防路（今平度市青岛路中段）路北，路东是本村村办的旅店、饭店，路北有一处大院子，院内有一家村办的棉花加工制品厂。

在那个年代，住旅店的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有时旅馆一连几天都不见一个顾客，店内服务员都百无聊赖地站着聊天。当时平度南关村的建设才刚刚起步，需要住店的外地人还比较少，本地农村人没什么事情也不舍得花那个钱住旅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他旁边的那家小饭店，别看这家饭店门面不大，但每天来这里吃饭的人却络绎不绝。他们有来谈生意做买卖的，也有来谈情说爱的小情侣，来吃饭的人基本都是有事的。

吃完饭，出了饭店门，右拐，一直往前走，走上几里路就能看见一家始终冒着袅袅白烟的火葬场。

有时到大中午了，陪同去火化的亲属饿了，就把自行车上驮着的一块大木板解下来，往饭店门口一矗，匆匆忙忙地找家饭店吃点饭再向前赶。那时因为条件有限，人死后往往送去火化就把尸体绑到木板上，条件好的在尸体上裹上一块白布，不讲究的就直接用绳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专人骑车送到火葬场。有时候，我在上班的路上碰到他们，看到青天白日下立着一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觉得特别瘆人，就刻意别过脸去。你别说，冷不丁看到对面一具用白布胡乱裹起来的尸体，心里很是惊吓，后来见多了，也就不觉得那么害怕了。

我工作的地方有不少女青年都是本村的，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渐渐地也就认识了。

一天午饭刚过，我去厂子公用的水房打水，碰巧遇到刚来棉花加工车间上班的女青年吴花也来打水，我对她说：“来来，你先打，女士优先！”她冲我爽朗地一笑，说：“哟，还转文弄词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她打完水高兴地和我说了一声：谢谢！

我说不用谢，便把自己的暖瓶放在下面，她很愉快地拎着暖瓶走了，我拧开水龙头，一股滚烫的热水便顺着水龙头流出来。

我还没打完水，只听一声尖利的“啊——”的叫声，我赶紧关闭水龙头，跑出去一看：呀，吴花正跌倒在地，一脸的惊恐，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不远处门口的一具裹着白布的尸体，吓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她的暖瓶被摔得稀巴烂，碎裂银色暖瓶胆遍地都是，滚烫的热水洒了一脚，地上还冒着热气，她趔趔趄趄、战战兢兢地要爬起来逃跑，但脚的烫伤让她刚一爬起来就疼得“哎哟——哎哟”直叫唤。

我急忙跑过去，把她搀扶起来，哎呀，她的脚和腿上都被烫起了一个个大燎泡，我禁不住责怪她：“疼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吴花显然惊魂未定，说话都不通顺了，还带着颤音：“哎，我，我，我就是怕鬼！”

“这里哪里有鬼嘛，”我看了看在对面自行车上绑着的死尸，安慰她，“你瞧，他被你吓得脸色都白了，你还怕他？他都不会说话了，更不会动弹，你怕他干什么？”

吴花“扑哧”一笑，这才安定下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我问她：“你还能走吗？”她试探着慢慢往前走了一小步，禁不住弯下腰去抚那痛处，疼得眼泪差点流下来。

我想了想，说：“来，你现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弄个三轮车。”

那个年代刚开放不久，人们心理仍旧保守，甚至到了“听风便是雨”的地步。那些年，流言对一个人来说是具有真正杀伤力的。是故“死生事小，名节最大”，当时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很微妙，人们普遍把名誉、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不像现在，有些人毫无原则和道德责任感地去寻找、故意制造一些疯狂的噱头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种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恐怕早就被人们的口水淹死了。

为了不让人说吴花的闲话，我找来一个女同事，和这个同事一起用三轮车将她送到医院，医生给她上了药，我们又把她推回家让她好好休息，直到现在，谈及此事，吴花心里还很不好意思。

日复一日，转眼又过了几个月。老宅、落户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这成了我和母亲的一块心病。

几天后，我又推着母亲来到平度城红旗路老县委西小院的信访办。当年信访办还是一排小平房，进院中就是一棵几百年的大白果树，茂盛挺拔。院内的墙壁上贴了很多致县长、公检法、信访办、县委的公开信。宽阔而寂静的走廊，说不出来的隔膜与疏离。那一排干净整齐的房子，修造着绿草坪的地面，素白的阳光投射在窗上，不带来任何一点意义。

办公室的门朝南半开着，东间一个屋里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我敲了敲门，原来这位同志是这里的信访办副主任，我毕恭毕敬地说明来意，她头也不抬，指了指隔壁的办公室，要我们过去先把情况跟里面一位姓李的同志反映一下。我赶紧退出来，轻轻敲了敲西边的门，有个很年轻的声音说：“进来！”

于是，我就扶着母亲一起进了隔壁间办公室。未等我将情况详细地说完，这位同志用不耐烦的口吻说：“这些事情你们回村自己解决，村子里的事情最好村里解决。”我们心情沉重，只好悻悻地回去找村委。

村委与城关革委和县委信访办距离都不远，县委信访办在莲花湾东，城关革委在莲花湾西，村委在城关革委南。因为距离并不远，我们是隔三岔五就跑一遭，每次都是例行登记、填表，填完了就让我们回村里去找村大队、找革委等。就这样，从夏末到初冬，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的事情还是一点儿眉目都没有。

我们住在生产大队的仓库，这年冬天来了，她带给我们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虐雪和饕风：寒冷的北风发怒了，她咆哮着，翻滚着，使劲撞击着仓库叮叮当当响，好像是铆足了力气要将我们这间小仓库给掀烂；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和着凛冽的寒风，它们拼命打骂着，撕扯着，腾跃着，迅速地将整片大地冰封起来。屋外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屋内风雪袭人，滴水成冰。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依偎在一起，不免感慨老天的优待，不用出门就能欣赏到北国冰雪风光。

天寒地冻，母亲身子骨更不如以前了，每天早晨我都会早点起床，烧火通炕，将炕头烧得热乎乎的，母亲躺在上面好暖身子。烧了火，房子就变暖了，锅里、盆子里结的一层薄冰开始慢慢融化。这时，弟弟们都起床了，懂事的他们就帮着我用这些融化的冰水做饭。

尽管我们都能苦中作乐，但恶劣的天气和母亲的病情，都让我更加着急房屋与落户问题的处理进度。

每一次天蒙蒙亮，我推着母亲在几个弟弟热切的、充满希望的目光中，乘兴而去；每一次寒星缀满夜空，我们又都铩羽而归。两个弟弟饱含的期待的目光不消我们说，单凭我们挂在脸上的表情就给生生地熄灭了。看着弟弟们黯然的脸色，看着他们失望的表情，我感到既痛苦又迷茫。到了现在，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也真不知道我下一步还应该找谁，还应该问谁，还应该怎么办，似乎是该找的都找了，但该办的却什么都没办成。有个词语叫“投石问路”，而我们的情况是：我和母亲把所有的石子都投出去了，却依然只见到天大地大，四野茫茫，不知道路究竟在何方。

冬天的暖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来了，温煦的光芒柔和地洒在平度南关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分积雪、每一个人的脸上，就连平时晦暗的小屋也因为暖阳的照射，显得光亮而暖和了。

这一天，我推着母亲又来到县信访办，我们打定主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所有的疑问都应该也一定能得到一个答案。我背着母亲熟门熟路地走进办公室。

与往常相反的是，今天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那位李姓同志见又是我们，换了一副面孔，脸上露出职业般微笑，他先帮我把母亲搀扶到办公室座椅上，再用一把带孔的暖水壶给我的母亲倒了一茶缸热水，白色的茶缸上印着鲜红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我刚要重复述说我们的事，里面办公室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让他进来！”工作人员忙跟我解释说：“你自己先进去，让你母亲在这里坐一坐。”随后，工作人员陪我一起进了里间办公室。

里间办公室只有一套办公室桌椅，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体型较瘦、年纪50来岁的人，一身干净利落的干部装扮，一双黑色布鞋格外醒目，此时他正坐在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他是大官，看着这么朴素又这么亲切、平易近人，压根儿不像；说他不是大官，可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而且他和工作人员说话的口气又很严肃且中肯。

我断定这一定就是大官，心里想着可能我家的事情有着落了。

这时，身边李姓工作人员就替我向这位大官简述了一下我家的情况。这位大官安静地听着，听完之后，他就问我：“小伙子，你再详细地跟我说一说，你想让我们帮你解决什么事情？”

于是，我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详细地跟他说了一遍，说得身边这位姓李的工作人员浑身冒虚汗。大官耐心听完，严肃地看着“小李”，小声和他说了几句话，说完，他还拿起笔在眼前的信纸上写了几个字交给这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拿了一个印制好的信封，将信纸装进去后，用胶水黏住，并在信封上盖了信访办的印章。

办完这一切，工作人员把信封交给我，说：“你小子可得好好谢谢我们赵书记，和你母亲先回去吧，带着这封信，把信交给城关革委，相信你的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了！”

我有些疑惑，但我还是跟眼前的赵书记郑重地道谢，然后推着母亲出了信访办的大门。路上，我心里不住地嘀咕：这么长时间没解决，就这薄薄一封信能解决了？

我和母亲拐了一个弯，确定他们看不到我们了，我们才在莲花湾畔的柳树下停下来，我趁着胶水未干，小心打开信封，心想：写那么几个字就能管用？这次我可不再上当了！

打开一看，信上是这样写的：

城关公社革委：

此事尽快落实处理，勿拖。

赵蓝田

××年××月××日

赵蓝田？难道就是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事不宜迟，我赶紧把信封重新粘好，转道去了城关公社革委，把这封信交给了革委会的同志。

不到一个星期，城关革委就来到村里，让村里通知我们政府已经同意将我们的户口迁回南关村，但房子的问题暂时还解决不了，但可以允许我们暂时先住在生产技术队的仓库里。得知这个消息，我抑制不住满心的激动，连跑带爬地回到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和弟弟，他们的脸上焕发出幸福的神采。

我心里一直非常感激赵书记，他任平度县委书记时被人们尊敬地称为“赵青天”。赵书记在1978年每个平度城大集日亲自进行接访，那时他主要负责所谓的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平反工作，并负责纠正冷冰冰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所造成的一些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在做这些工作时，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鞠躬尽瘁，真正将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他亲手处理的案件之多，之认真，都让人为之称赞，为之震撼，赵书记的事迹被写入平度人物县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向他学习，向党和国家的好干部看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后来我有幸成为党和国家的一名基层村干部，有幸亲自向赵书记表达了当年我内心对他的崇高敬意和巨大的感激。有了赵书记做榜样，在现实生活中，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立志要做一个像赵书记那样的好干部，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良心的好男儿，好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