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治匪？百年前“差人”现身街头，北海人曾莫名惊诧

2016年我去湘西凤凰时，在沱江边遇到很多“土匪”，他们一身混搭，头上戴着“上海滩”的礼帽，搭着有豹纹的褂子，挎着相机，用“枪”指着游客，要他们拍照，一些女“土匪”还穿着国民党的黄军服。

大名鼎鼎的湘西土匪，肯定没有想到会在几十年后给当地旅游留下这样一笔“存折”，也算一种另类的“功德”吧。

湘西另类旅游：扮土匪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下的豆腐一样白。关于哪个地方的土匪厉害，大概跟写文章一样，谁都可以称第一。比如北海的土匪也很犀利。

历朝历代匪患严重，从过去农村普遍建的炮楼就能知道，有的村子还有“护城河”。南方不少村子的周边，现在还残存着长着尖刺的簕竹丛，北海人叫“簕根营”，这些火药枪也难洞穿的“绿色围墙”，常常令明火执仗的悍匪也无可奈何。清末合浦知县马倚元还写过诗：一带民居簕竹丛，泥墙数尺不通风。

我在浙江海宁看到复原的金庸先生故居，那一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凭。故居门口不大，高墙危壁，没有大窗户，后面挨着一条人工河道，在冷兵器或简易火器的时代，易守难攻，一看格局就是为了防匪。

除了被动的防守，很多农村还组织民团，为正常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海宁的金庸旧居

关于北海的匪患，历史上的记载很多。清末光绪年间，投靠办洋务的族弟到北海做生意的广东三水人梁鸿勋编的《北海杂录》记载：

“由北海陆行至廉（州），一路康庄，昔时披星戴月，往来络绎不绝，近因盗贼充斥，商旅不敢夜行。”

北海的土匪厉害，与地理环境有关。《廉州府民合浦县民情风俗民事纲目册》中记载：“（合浦）县属界连广西壤接钦灵，万山丛错，最为匪徒出没之区，频年匪患劫掳勒赎，甘心作匪者此拿彼窜，早已治穷于力。”

因为匪盗太过厉害，群众过节也不得安生，“清明节届，家家上踏青之鞋……近以盗贼披猖，官有派勇分巡，以便来往。”

在英国人从清末到民国50年的《中国海关北海关报告》中，也有关于当地匪患的不少记载。

“民国十一年（1923年）初，（北海）内陆盗匪极其猖獗，所有公路均生梗阻，尤以南康、公馆两地为尤甚。该两处人民乃组民团，以为自卫。”

“在合浦境内土匪很多，引起当地人的恐惧。”

“1898年5月，三合会严重骚扰灵山附近，并且经常祸及相邻地区。”

“大伙小伙的盗贼出没于北海、廉州至南宁和玉林的大路上，贸易受到影响。”

透过这些文字，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治安环境下，平头百姓生活得多么提心吊胆，会遭受怎样的磨难。由于匪患严重，“北海—钦州—南宁路线运输不安全，商人们不愿意在海上有海盗、陆上有绿林沿途打劫的路线上，冒他们人身和货物的危险”，1892年以后，香港原来经北海销往西南地区的货物，转而取道云南的江河。

除了陆上的土匪，因为濒海，北海还有海盗。英国人的《中国海关北海关报告》称：“中国水域海盗横行，未受到镇压。”

英国领事馆内的“贸易谈判”

它还详细记录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海上骑劫案”：1885年10月19日，一艘从北海经海口开往香港的客轮遇劫，船上共有120名旅客，在离香港约70英里时，冒充旅客的海盗现身开枪，二副身中7枪侥幸生还，船长则被打死扔进大海，海盗乘坐接应的帆船离开，最后“船像跛子一样返回香港”。这起劫案的主犯6年后被擒，与其他18人一起被处决。

1863年以前，现在的“中国最美海岛”涠洲岛，一直是海盗的巢穴，包括南海最著名的汪洋大盗张保仔也曾在涠洲落脚。1867年，法国神甫领着1500名客土大械斗失败后入教的客家人登岛，与其他岛民垦荒种植，官方设衙管治，海岛渐成秩序，却不时遭遇海盗侵扰。1896年4月，200多海盗登岛抢劫，岛上法国神父紧急求援，廉州当局派兵将其击溃。

在北海人林翼中任省民政厅长时所编的民国23年《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中记载：合浦黄三吒、刘文光、刘朱楠、刘玉阶等匪帮，在山口、闸口、白沙、廉州、南康、总江等地抢劫掳杀；符俊岳在涠洲斜阳啸聚。

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曾报道这一时期钦廉一带的匪情：

“廉州匪患不让雷琼，啸众数百，视为常事……近日合博廉三属交界……一带，麕集土匪约七千八百人”。这些匪帮兵强势大，拥有枪支少则数十，多则二百，还有粉炮，所过之处，如洪水荡涤”，小江镇“自遭匪祸，全市被焚，幸免者仅店铺三间，庙宇二间而已……满目荒凉，殊堪浩叹。”

“土匪”，云云，意思它是本土的、属于土著。按理来说，本乡本土，为匪作盗，都有一些忌讳，他们偏偏哨聚成群，无所顾忌，将传统宗族社会的伦理道德丢到脑后，一句话，也是“被逼的”，形成了“民匪一体”的现象，拿起锄头是民，抄起刀枪作匪。就像《中国海关北海关报告》中所称：“在困难的情况下，纯洁的渔民也不一定不是一个潜伏的海盗”。

这一点，在1903年署理北海海关税务司给光绪皇帝的参奏中也曾经提到：当地“海盗披猖，闲时则散而为渔，倘遇货船即聚而为贼，内陆以钦州所属为甚。”

中国历史悠久而复杂的土匪现象，堪称一种“文化”，成为一地民风民俗的反映。它跟“农耕社会”有着脱不开的瓜葛。一方面农民靠天吃饭，遇上天灾、瘟疫、战事等引发饥荒，安土重迁的村民就变成随处漂泊的流民；另一方面，乡村“一亩三分地”的“宗族自治”状态，根本无力遏制匪患蔓延。

从更深的文化层面说，国人普遍持有的“大锅饭式”平等意识也是一个因素。村民之所以抛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教条，甘心作贼从匪，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吃大户心态有关，不管你是否辛勤劳动、勤俭持家所得，反正“你有我有大家有”。

涠洲天主教堂

中国人评价历朝历代，一般就四个字，治、乱、盛、衰。“治”的最重要一条，就是没有匪患。而作为地方官的“循吏”有四大职责：兴修水利、重视教化、缉盗保民、编志修史。“缉盗保民”是每个为官一任者都要“高度重视、一抓到底”的大事，汉代那个因为给老婆画眉出名的张敞，最大的实绩就是治匪治盗。可以说，直到民国，能治盗都是地方官的第一功德。

历代治匪，主要靠的是“兵”。1896年，广西发生饥荒，“在合浦境内土匪很多，引起当地人的恐惧，但他们终于被政府军队驱散。”（《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到了民国15年2月，爱国将领陈枢枢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驻防钦廉、北海，也专门开展过肃匪行动。历代地方官治匪，主要靠所在地的兵员，否则，不管是县令、太守还是道台，衙门三丁两卯根本无能为力。

但地方官可以调兵，对皇帝意味着另一种危险，于是在历朝历代的政权架构上，军政不是交叉就是合一，听命中央的“巡官”与负责地方事务的“守官”叠床架屋，互相制约，人们读史书时经常为这些官衔品秩感到头晕。

“靠谁治匪”，这个历朝历代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直到出现了警察才有答案。警察是现代国家才有的“暴力机器”。北海的警察队伍1906年成立。英国人的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描述很有意思：“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没有特别目的地巡游于街头，对（北海）居民是一种新奇的现象。”

英国人对清末北海警察记录得很笼统抽象，只提到“他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维持警察的资金“通过征收房捐、猪捐和花捐而来”，例如一个妓女接客，不管每次的“花”是多少，都要抽一元花捐给警察，因为谁也不会痛快地把钱交出来，所以“警察收税时显得很滑稽可笑”。

怎样滑稽可笑，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过一下警察与妓女或老鸨讨价还价收花捐的情状。

靠警察治匪，无疑是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正道。1900年，袁世凯为了执行《辛丑条约》关于天津20公里内不能有中国军队的约定，招募了2000人，加上原来衙门的1000来名巡捕，开进天津，既维护了治安，又可以监视天津的外国军队。这3000人成了中国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而就在1906年清廷成立巡警部的同一年，北海就有了这些“穿着制服，没有特别目的巡游街头”的差人。

清末的警察

虽然1906年北海就有了警察，但因为正值时局剧变之际，帝党和后党的对立——故宫发现的一份书单中，1908年软禁中的光绪皇帝还在“恶补”《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讲义录》《日本警察法述义》，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拉锯，中央统一与地方独立博弈，这种“制度文明”磕磕绊绊未能真正迈开步伐。直到1949年新政权大规模肃匪之后，现代警察制度才逐步啮合社会进程。

正是由于有了警察制度，尽管社会进程中治安因种种因素时有反复，如1980年代一些城市黑社会帮派无恶不作，十多年前一些地方车匪路霸猖獗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但毕竟未能坐大成势。

这些关于土匪的史料，除了让人们明白一个朴素道理：安居才能乐业，治安什么时候都是最根本的民生；更深一层，还让人思考一种社会之恶，靠什么“药”才能收到治本之功。

（参考资料：《北海杂录》、《廉州府民合浦县民情风俗民事纲目册》、《中国海关北海关报告》、《汉书·张敞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