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相王鼎
清相王鼎
王鼎少年时家境贫寒。他勤奋好学，心存大志。清嘉庆元年（1796年）中进士，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朗、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曾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颇有政绩．
鸦片战争中，极力主战，反对议和投降割让香港。1842年，当林则徐因抗战获罪而被遣戌伊犁时，正值河南祥符（即河南开封）黄河决口，王鼎以大学士出署东河河道总督督塞河口。由于赞成林则徐禁烟抗战，王鼎上疏道光奏留林则徐助襄河工，治河竣工后，又奏请任林则徐为河督。时英帝国侵略者二次海上北犯，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仍坚持将林则徐发往新疆。
王鼎回到北京后，向道光皇帝痛陈割让香港签订协议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严嵩。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享年74岁。王鼎死后81天，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香港人从此脱离了祖国，一去155年。
铮铮铁骨
王鼎做官以廉洁著称。为整饬吏治，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他在刑部任职，先后深入九省审理过三十余起重大疑案，使贪赃枉法者均被惩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即使封疆大吏直接插手。相互勾结的人为错案，也照查不误。浙江德清徐仉氏与前房儿子通奸，为灭口杀死儿媳徐蔡氏一案即为典型。仉氏奸刁，买通各级官吏、忤作狱吏，造成各级官员互相包庇，虽三次开棺验尸。皆无结果。直拖延三年之久不能结案。任按察使的王惟恂，明知其情，却被层层关系网所困，被逼自缢，使朝野震惊。王鼎复审，经过艰苦访查，弄清了受贿网，涉及巡抚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二人、知县四人以及许多县吏、忤作等，案情真象大白于天下，“浙人颂为神明”。他铲除时弊，执法如山，显示了铮铮铁骨。王鼎本人从不依人上爬，堪为自律表率。同乡同族王杰时任宰相，他从未让杰助已升迁。他要求子女族人甚严。儿子回陕参加考试，他唯恐利用权势不法行事，叮嘱儿子考前不许“见客”“见长官”。跟随家人“勿上街”，力杜嫌疑，以正自身，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
理财能手
王鼎关心国计民生，理财有方，被誉为嘉庆、道光时期的理财能手。道光七年，新疆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攻城掠地，割据一方。清廷令长令率兵讨伐。王鼎均衡度支，保证了军需，卓有贡献。平叛后得到赏戴花翎，绘像紫光阁的殊荣。王鼎在整顿天津长芦盐务，两淮盐政上，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盐商经营，扭转了盐课拖久危局，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热心教育和社会公益
王鼎对教育、社会公益异常关心。他一生视学江西，一分校会试，两主浙江张试，四主顺天乡试、二主会试，所得多奇杰士。任江西学政，常入基层督查，垂刻《朱子小学近思录》、《六事箴言》等，充实教学内容。他在外做官仍心系故乡，曾为蒲城尧山书院捐款，以供经费。他为倡办义仓、义田。一次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稍有犹豫，他知道后写信严责：“弟所见殊欠老成。此等义举……弟当毅然行之……”他态度鲜明，诚心感人。
怜恤民苦
王鼎生活检朴，克已奉公，怜恤民苦。在治黄工程中，以七十四岁高龄，且背患疮疾，亲临工地指挥，紧张时竟八日不返公寓，困时和衣卧于轿中。为赶工期，不避严冬，春节也在工地度过。吃饭时买民夫食物，他告诫督工人员“大工之役，终日胼胝于风雪水口中”“工程全赖若辈”，要大家爱惜民力尊重民工，赢得爱民如子的口碑。
忧国忧民 忠贞爱国
王鼎忧国忧民，忠贞爱国，晚年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捍为领土主权，与林则徐一道，同穆彰阿、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作了殊死斗争。他尸谏殉国的壮烈之举，成为后代志士的楷体。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为推卸战败之责，将林则徐革职，发配伊犁。王鼎不顾个人安危，奏请让林襄办河工，想给林则徐一个“立功赎罪”机会，以便求朝廷重新起用。不意治河工程庆典之日，道光却急令林则徐“仍往伊犁”。王鼎星夜兼程进京，向道光力荐林之贤，并面叱穆彰阿为祸国的秦桧、严嵩。道光未听。次日又廷诤，道光仍不听，抽身欲走，鼎牵衣苦谏：“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气恼，甩袍下殿。绝望中，王鼎于1842年六月八日夜效法春秋时卫国史鱼尸谏故事，自缢于园明邸所。王鼎以死相谏意在以血醒君。其遗折中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
王鼎死后为掩盖事实真相，称为暴亡，大规模祭葬，追封追赠，但真相终为世人所知。林则徐在戌途中惊悉噩耗，痛失知音，写下“伤心知已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的诗句。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给予王鼎尸谏高度评价。他把刚直不阿、疾恶如仇、风骨嶙峋的王鼎比作直臣史鱼，比作屈复，比作忠心保国反遭诬陷的周公。王鼎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位名垂千古的爱国名相。
成就及荣誉
嘉庆十九年(1814)授工部侍郎，后调任吏部，兼管户部、刑部。道光二年（1822年）署河南巡抚。数次奉命出使各省巡视办案，于冤狱多所平反，被称为“王青天”，深受道光帝器重。道光五年(1825)授军机大臣，次年又授户部尚书。道光八年(1828)，历经多年的回疆(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张格尔叛乱被平定，王因赞画有功，被加封太子太保，并授绘像于紫光阁之殊荣。
王在户部尚书任上，两次对盐政进行整顿。清道光八年(1828)赴长芦盐场调查盐政弊端，提出缓旧税、征新税，暂停征税三年，领盐补贴以补损耗三项治理措施；道光十年(1830)去两淮盐场，在陶澍等人的配合下，采取简化管理、缩小浮收、稳定生产、打击私贩等措施，并提出新章法15条。经过整顿，朝廷税收得到增加，食盐产销两旺，百姓生活需盐也得到保障。
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治河”和“禁烟”。
道光十七年二月初三(1837年3月8日)，王鼎虚龄七十，道光帝亲书“靖共笃祜”匾相赐；次年，由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二十一年 (1841) 夏，黄河在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决堤，大水泛滥，冲到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一带。道光帝命王暂署河督，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王又保荐熟悉河工、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则徐襄助。他们“朝夕驻坝”与民众同“畚锸”，终于在翌年春汛前，使决口大堤合龙，河水悉归故道。朝廷赞王治河费用省、工期短、质量好，加封他为太子太师。
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已成国家大患。王力主禁烟，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王支持抵抗派，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抗争。随着战争逐渐对中国不利，道光帝开始妥协动摇，最终将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充军。王鼎上疏道光帝，保护林、邓，痛斥投降派。琦善因在对英交涉中获罪被革职锁拿进京，王奉旨审理。他在上奏中说：“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并且对琦善的党羽一一制裁。还在王治河期间，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败已成定局，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王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报国无门，王决心以死打动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1842年6月8日； 《陕西省志·大事记》 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近代中国大事年表》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本志从蒲城王鼎纪念馆考证资料)，他自草遗书，自缢而死。遗书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
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赞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1845年，林则徐被招还北京时，特到蒲城，拜望了王鼎故居，并亲到王氏的坟莹祭奠了王鼎。1864年，任陕西巡抚时，还为王鼎守心丧三个月。
王鼎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骗得遗书，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并“代为改草遗疏”。随后，陈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
王宦海40年，后官居宰辅之位，其在刑部、户部等职任上，多有建树，受到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尊重和敬慕，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与王均有深交。王也大力奖掖后进，但他从不结党营私。史书赞其“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王生前为官，两袖清风；“卒之日，家无余赀。”遗著有《重订朱子近思录》等。
王鼎尸谏虽然没有达到保住林则徐，保住香港的目的，但是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追念。王鼎纪念馆的建立，不仅是对抗英名相王鼎的最好悼念，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纪念馆
王鼎纪念馆位于蒲城县内达仁巷54号，原址系王鼎的出生地。4月17日，王鼎第六代后裔王丽（上林下令，读ling） 女士，遵照先父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王菊人的遗愿，将这所占地面积1063平方米，房屋十多间的故居正式捐赠给国家，用于开办王鼎纪念馆，纪念馆大门两侧是“五好家庭”全国代表袁世清同志拟写的对联“血浓于水，道光愦庸失王土，丧主权，青史悲鸣文死谏；叶系于根，共和鼎盛雪国耻，园缺镜，香港回归告忠魂。”纪念馆二门的门楣上悬挂着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同志题写的黑底金字横匾《王鼎纪念馆》；门两侧是本县书法名人贺钟秀书写的对联：“死末完节莫谒王，生不全忠休朝鼎”。
一进纪念馆大门，正中置有3.6米高的王鼎半身立姿塑像，塑像呈古铜色，由国家级美术师陕西省雕塑院院长王天任亲手雕塑，其神态逼真，形象伟岸。他头冠一品花翎顶戴，身着长袍官服、朝珠，右手压案，指关节暴起，左臂背后，紧握拳头皱眉注视前方，似乎是正望着林则徐虎门销烟，又似是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回天无术的悲愤无奈，又似乎是正思着民族安危……塑像身后，立有有关王鼎的碑记，是群众听建纪念馆而捐赠。中央两侧一侧展有王鼎生平事迹，一侧设有观众休息室和纪念品出售部。上房内陈列有王鼎家谱、书信遗稿、遗物和道光皇帝为王鼎七十寿辰书写的寿匾“靖共笃祜”，王鼎为本族叔母吴孺人书写的“贤孝可风”木匾以及林则徐在蒲城期间书写的匾额“观察第”、“味兰书屋”、“槐荫山房”、“慈惠徽音”等诸多墨宝。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纪念抗英名相王鼎尸谏155周年，1997年6月26日，王鼎纪念馆在他的故乡陕西蒲城初步建成。王鼎尸谏虽然没有达到保住林则徐，保住香港的目的，但是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追念。王鼎纪念馆的建立，不仅是对抗英名相王鼎的最好悼念，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王鼎尸谏”中的两个同乡
蒲城人王鼎是清代中期一位重臣，他力主林则徐禁烟、林则徐赴广州禁烟的最后一顿饭就是在他家吃的。鸦片战争结束后，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王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报国无门，王决心以死打动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陕西省志·大事记》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近代中国大事年表》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蒲城王鼎纪念馆考证资料为此日），他自草遗书，自缢而死。遗书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
王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骗到遗书，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并“代为改草遗疏”。随后，陈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
王宦海40年，后官居宰辅之位，其在刑部、户部等职任上多有建树，受到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尊重和敬慕，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与王均有深交。王也大力奖掖后进，但他从不结党营私。史书赞其“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王生前为官，两袖清风；“卒之日，家无余赀。”
“王鼎尸谏”的故事在历史上很有名，王鼎爱国壮举也一直是陕西人的骄傲。但殊不知，“王鼎尸谏”前后两位陕西人的行为也同样值得我们思量。一个是帮林则徐禁烟的干将王笃，一个是掩盖王鼎自缢真相的张芾（张芾其人见附后所载）。
王笃 字玉珊，号实夫。陕西韩城人。状元王杰之孙，王杰对王鼎非常赞赏，王笃对王鼎也很敬慕。王笃在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国史馆协修、四川学政等职，官至布政使。王学识博深，文风严谨，在川任学政时被誉为“文翁”。学政三年任满后，调都察院任河南道御史，曾稽查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及中仓事务，后出任福建知州，迁广东督粮道，代理盐运使。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将外国鸦片烟贩交出的鸦片烟237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王奉命赴虎门监销鸦片后，林则徐又派他去潮州查办案件。因其办事精明能干，很受林的器重，被举荐为山东按察使。时逢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下旬，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封锁珠江海口，虎门告急，广州震动。王奉命坚守广州城防。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下旬（1842年8月底）鸦片战争结束后，王即赴任山东按察使，因政绩显著，改任布政使。他努力整顿吏治，山东军政各部门面貌显著改观；又积极兴办军械制造场，深得清廷赞许，赏戴花翎。道光二十七年（1847）因家人和部属受贿，清廷以失察罪将王革职，遣住西安协办城工。工程告竣，以有劳绩而恢复按察使衔。因劳成疾，不久辞世。
史料记载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尚气节。赴礼部试至京，大学士王杰与同族，欲致之，不就。杰曰：“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服除，授编修。两以大考升擢，累迁内阁学士。十九年，授工部侍郎。仁宗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调吏部，兼署户部、刑部。二十三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复谕曰：“朕初意授汝督抚，今管顺天府尹，犹外任也。且留汝在京，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自是数奉使出按事鞫狱。二十四年，调刑部，又调户部。
道光二年，河南仪工奏销不实，解巡抚姚祖同任，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暂署巡抚。疏陈：“仪工用款至办奏销，与部例成规不符。乃以历办物料、土方价值，合之豫省成规，互相增减，於稭料、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夫工、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虽有通融，银数仍归实用。惟八子钱一款，以银易钱，多於旧价，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而於各员应缴之银，一并扣算，实违定制。”疏入，命覈实报销，而薄谴祖同。是年，擢左都御史，父忧归。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
浙江德清徐倪氏因奸谋毙徐蔡氏狱三年不决，按察使王维询因自尽，巡抚程含章与按察使祁?鞫之，甫得情而犯妇在监自缢。宣宗特命鼎典乡试，就治其狱，廉得徐故富家，以狱破其产，官吏多受赇，勾结朦庇，致狱情诪幻。悉发其覆，置之法，浙人称颂焉。六年，授户部尚书。八年，回疆平，以赞画功，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芦盐积疲，商累日重，命鼎偕侍郎敬徵察办。议以；“盐务首重年清年款，先将节年带徵釐剔，现年正款不难按数清完。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银九百馀万为旧欠，三年以后未完银为新欠，缓旧徵新。请以堰工加价二文，半解部充公，半抵完商欠。新欠抵完，续抵旧欠。芦商生息帑本内，直隶水利、赵北口两项非经费岁需，请停利三年。限满加一倍利，本息同徵。旧有拔缴水利帑本一百十七万两，请停徵三年。自道光十一年起，岁徵十万两，五万完旧本，五万完新本，以恤商力。近年商力疲乏，不能预买生盐，存坨新盐多卤耗。请每包加盐十三斤，俾资贴补，从此款目既清，庶经久可行。”又请免缴嘉庆十七年加价交官半文未完银一百八十四万馀两。疏入，并允行。十年，芦商呈请调剂，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鼎以前次清查，传集各商详询定议，皆称可免亏累积压，虽因银价渐昂，尚不致遽形亏折，遂议驳。时淮盐尤敝，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中外论盐事者，多主就场徵税。疏言：“详覈淮纲全局，若改课归场灶，尚多窒?儿。惟有就旧章大加釐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藉口，似较有往辙可循。拟定章程十五条，曰：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覈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又请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并诏允行。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十二年，管理刑部事务。十五年，协办大学士，仍管刑部，直上书房。十八年，拜东阁大学士。二十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夏，河决祥符，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寻署河督。议者以水势方涨，不宜遽塞，请迁省城以避其冲，鼎持不可，疏言：“河灌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合淮东注洪泽湖，湖底日受淤。万一宣泄不及，高堰危，淮、扬成巨浸，民其鱼矣！无论舍旧址、筑新堤数千里，工费不赀，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之理。请饬户部速具帑，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原执其咎。”具陈民情安土重迁、省垣可守状。初至汴城，四面皆水，旦夕且圮，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工兴，亲驻工次，倦则寝肩舆中。次年二月，工竣，用帑六百万有奇。前此马营工用一千二百馀万，仪封工用四百七十五万，原议以仪工为率。及蒇事，加增百馀万，然事艰於前，微鼎用节工速，不能如是。叙功，晋太子太师。积劳成疾，命缓程回京。
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不得，於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讬，亦不请讬於人。卒之日，家无馀赀。子沆，道光二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取自百度百科）
清朝贤相王鼎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压、省压居士，又号威实。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初三，生于蒲城县城内西街之当铺巷(今达仁巷)一个书香之家。幼年家贫，但学习刻苦。一次，王鼎向邻居借面，人家只借给半斤，回来后，他给书页上写了“半斤面”三个字以奋发自励。《献征录》记载：王鼎“少时家极贫，薪米不继者十余年。或日只一餐，出则与祖父易衣。而襟怀超旷，专力攻学，以至成名”。嘉庆元年(1796)，他赴京考试。军机大臣王杰见是同乡，又是同姓，召见他，并索其著作。他避嫌拒绝前去，不愿落个奉迎权贵的名声。王杰得知后乃书写北宋寇准、范仲淹、王曾三大名相的事迹赠之，并赞叹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王鼎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内阁学士。王鼎性情耿直，不好与同僚交往，更不去巴结重臣。《清史稿》本传称：“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当官近二十年，默默无闻。后来嘉庆皇帝翻阅考核官员的文章时，发现王鼎文才不错，召见王鼎时感慨地说：“朕向不知汝，汝亦无人保荐，因阅汝大考考卷文字，知汝学问，累次召见，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由是君臣际遇，恩眷特隆，委以重任。先后任工、吏、户、刑部侍郎、尚书等职，还兼管过顺天府事务。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王鼎任提督江西学政，后又主持江西乡试。乡试中奉公守法，勤阅荐卷，故所选人才，tt素有文誉”，“清贫积学者多”，被誉为“清榜”。鼎在赣四年。请托不受，故在冬季离赣时，有人在路旁谤书“虎去山犹在”几个大字，鼎看后，颇为幽默地在旁大书：“山在虎还来”。王鼎“一生视学江西，两主浙江乡试，四主顺天乡试，三主会试，所得多奇杰士”。
道光五年(1825)，王鼎升为军机大臣，这年他赴浙江主持乡试，并奉命查处德清徐蔡氏一案。此案案情本不复杂。道光二年，浙北德清县城一民妇徐倪氏与前房子徐敦诚通奸，被儿媳徐蔡氏碰见，出言讥诮，倪氏惧事泄露，遂与婢女秋香将其勒毙，捏称发痧突亡。蔡家人生疑，赴县、赴省告状。由于倪氏上下打点，买通各级官吏，甚至仵作狱吏，虽经数次开棺验尸，均判为自缢，案情拖延三年不能终结。道光五年初，新任按察使王惟恂接案，无所回护，但明知其中有受贿舞弊等情，却被层层关系所困，处处掣肘，“铁案”难移，被迫自缢，朝野震惊，成为全国一大疑案。王鼎在复审中，除对案犯的口供、复验的记录慎重地进行审核外，主要明查暗访，考核涉及此案的大小官员。他了解到徐氏乃一富户，因此案花费殆尽。仅究出之刑仵、地保人等，得赃能有几何，徐氏不致破产。王鼎先从代徐家主讼、作词捏控的费文焘等人处打开缺口。顺蔓摸瓜，一追到底，两个月即查清各级官吏受贿情况。十一月结案，主犯倪氏此前已于狱中自缢，参与谋杀之秋香处斩，徐敦诚未与同谋，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涉嫌受处分的官吏计有巡抚1人，知府4人，同知2人，知县4人。本案的审理，官民咸服，“浙人颂公为神明”。由于王鼎对事巨细躬亲，断案公允，故管理刑部时间最久，先后历9省、大小40余案，多有平反，以“端方正直”著称于时。
道光六年(1826)，新疆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张格尔，勾结英国侵略者叛乱，在天山南路攻城掠地，抢掳财物，企图割据一方。王鼎积极为道光出谋划策，制定平叛计划，指挥平叛。翌年七月，清军收复新疆四城，后生擒张格尔。道光以王鼎在平叛中的卓越功绩，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并绘像紫光阁。
道光八年(1828)和十年(1830)，王鼎全力整顿天津长芦及两淮盐政。清代食盐，官督商销，按引(运盐执照)征税，后因盐课不断加重，使商人拖欠达千余万两，且“商亏弥巨”，成“课出商疲”危局。王鼎经确查，议定《归补帑课章程》，采取“缓旧征新，按年清款”，以及适当减、免、补等措施，既保证了清廷收入，又促进盐商经营，扭转了盐课拖欠的困境。之后，鼎又赴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整顿两淮盐务。时淮盐“疲蔽已极”，影响民生和周边数省财政收入。整顿之法，人多主按场灶征课，鼎认为多有阻碍，惟有对新旧章程大加修改，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借口，遂拟定章程十五条：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核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同时，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淮纲至此渐振，鼎之力也。”
王鼎长期在外做官，很少回家，但对乡梓教育等公益事业却非常关心，多次给尧山书院捐款以供开支，又两次捐银千余两，倡办义学，亲撰《创立义学碑记》，免费让贫困儿童上学。为了预防灾荒，他还省吃俭用，多次带头捐款，创办义仓、义田，并请稳妥之人主持办理。一次，其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款稍有犹豫，王鼎立即写信严厉批评：“惟省城捐项，弟所见殊欠老成。此等义举，地方大人惠及寒唆，甚为可感。我家桑梓之谊，如何可以漠视?且前次业已书写，断无中止之理。兄京况原非有余，亦不敢不勉耳!弟当毅然行之i即将兄芥航一项速持省城交足，万勿游移食言。”王鼎持家甚严，一再写信告诫四弟：“吾弟在家务要自守，地方间事万不可管，公事更不可沾，公门更万万不可入。”道光十五年(1835)，68岁的王鼎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儿子王沆从北京回陕西参加乡试，他惟恐儿子利用自己的地位拉关系，一再嘱咐并写信郑重告诫：“七月二十日上省，三场后即回家，至省城时勿见客，尤不可见官长。更嘱跟随的家人董桂勿在街上行走，力杜嫌疑，以正身持，是为至要。”在重要处还加圈甚至双圈以引起注意。在王鼎的严格教育下，王沆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了举人，后又两次参加会试，于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十六日，黄河在祥符(今河南开封市)附近决口，淹及5府23州县。七月四日，王鼎奉命偕兵部侍郎慧成前往筹办，并以林则徐富有治河经验，且曾为东河河道总督，熟悉情况，荐留林则徐襄办河工，幸得允准。十二日，自京出发，不时冒雨而行，约在月底前后抵达。
初到祥符，大水茫茫，城墙危急。他亲自率兵卒日夜巡护，始保无恙。一些官吏不思治河，借口水势太大，建议迁祥符府治，“以避其冲”。王鼎上疏，分析水情，陈述利害，说“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以74岁高龄立下治河军令状：“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水患当前，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进食仍有燕窝。王鼎生气地说：“食以充腹，吃这干什么!”却之不用，并且告诫河督巡抚，要彻底戒除奢侈，杜绝浪费。到了隆冬季节，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猞猁，犹畏严寒，不愿到工地。王鼎年逾七十，却穿着羊皮，每天天不明就来到工地，晚上才回来，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随员们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样刻苦自己呢?”王鼎叹口气说：“这么大的工程，这些下苦的差役，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才是真正出力下苦的人啊，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皇帝在宫中睡不安，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王鼎这些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民工个个受到感动，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工效成倍提高。
大堤合龙的日期快到了，但决口水深十数丈，引河高于决口，水不能泄，有人主张改期合龙，王鼎不同意，说：“不合龙，水口就是我的死所!”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星宿露餐，八个昼夜没有回自己的寓所，以至积劳成疾。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翌年二月初八大堤按期合龙，“引河亦通畅东注，全黄悉归故道”。数十年后，“豫皖之民，至今德之”。工期仅用了6个月。省银600万两，其“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此未有也”。王鼎因在工实心实力，经理得宜，赏加太子太师衔。
从道光十一年(1831)起，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把大量鸦片运人中国，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并使白银源源外流。道光十八年(1838)文武官员为是否禁烟开展大争论，湖广总督林则徐数次上奏，驳斥弛禁谬论，申明严禁主张。王鼎力主禁烟反击外来侵略，在禁烟运动中是一位居于特殊地位，有着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是年九月初八，王鼎同各大学士拟定了禁烟章程。十一月初十，林则徐抵京。十一日至十八日，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商讨禁烟方略，并授钦差大臣，奉命赴广州查禁鸦片。行前，王鼎专门设晚宴饯行，勉励他为国除弊。林则徐“同时两荩臣，悲歌向苍昊”的诗句，表达了两人的深厚友情和忧国忧民的心情。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在内外压力下转变禁烟立场。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由钦差大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王鼎力保林则徐，“至以死生就争之，卒为忌者所持，不能得”，还遭到排挤、疏远。翌年四五月，邓廷桢、林则徐相继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琦善一心议和，撤除海防工事，解散壮勇，致使英军占领香港、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战死。琦善被革职解交刑部，王鼎参与审理，以“守备不设，失陷城塞”罪，判处斩监候，待秋审后处决。此时，恰逢黄河在祥符决口。王鼎保举林则徐与自己同治水患，以便其治水立功，被重新启用。因此，在奏报河工进度时，特意另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治河工程告竣，王鼎料朝廷会论功行赏，林则徐的“罪行”可借此大事化小。
在庆贺工程竣工的宴会上，王鼎高兴地请林则徐居首座，一起放怀痛饮。忽传谕旨到，谕日：“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对此，林则徐似乎有精神准备，而王鼎却甚感意外，气愤难平，决心返京后，继续抗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中旬，当林则徐离河工登上戍途时，王鼎挥泪送别。林则徐也感慨万千，赋诗二首相赠，一面劝慰“元老忧时鬓已霜”，“休为羁臣怅荷戈”；同时对前途也寄予期望：“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涕滂沱”，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王鼎回朝后，正值清军屡次被英军所败，投降派在朝廷占了上风。正月底，朝廷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求和。四月九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廷即派伊里布，随后又派耆英与英军议和。王鼎不顾年老体弱多病，放弃休假，坚持上朝议事，力主抗英，反对议和，每当“语及议和，公垂泪操秦音争之强”。他强调一味对敌主和，迁就让步，只能助长其侵略气焰；如果订立割地赔款条约，不仅国家损失惨重，且有失天朝大国尊严；如果恶例轻开，其他各国纷纷效尤，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多次向皇帝“力荐林则徐之贤”，强调林则徐人才难得，应得到重用。同时，王鼎还主张严惩投降派的罪魁祸首穆彰阿和琦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均系满人，亦是道光亲信。他们把持朝政，力主妥协议和。琦善在广州时，“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被革职问罪，穆彰阿百般庇护，为其开脱罪责。王鼎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穆彰阿面对面地进行斗争，上朝时一见面，就正义凛然，痛斥其诬陷林则徐，包庇琦善，是非不分，功过不明，处理不公，岂是堂堂首辅所为。又大量揭露其破坏禁烟，一味主张妥协让步，不思抵抗，欺上瞒下，误国害民的罪行。有时，王鼎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和忌讳，在道光和众大臣面前，对穆彰阿“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盛气诘责”，“斥为秦桧、严嵩”。对王鼎义正辞严的无情揭露和怒骂，“穆相笑而避之”，“默然不与辩”，好像确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不答腔，不应战，消极对抗。有时，道光不得不出面调解，借口“卿醉矣”，命太监将王鼎强行搀扶下去。退朝后，王鼎还常“抚案不食，断断辩府中，愤发大骂，同列不悦，上亦稍稍厌之”。这时的道光已完全倒向投降派一边，不仅对王鼎的忠谏听不进去，甚至一些重大决策，也“不必令王鼎知之”。对此，王鼎别无他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谏。
四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次上朝，王鼎仍力保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道光帝有意把话岔开，说王鼎病体未愈，可多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王鼎仍不顾一切，继续申述自己的意见。道光帝生气，起立欲去。王鼎着急，牵住皇帝的龙袍大声说：“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道光恼怒，拂衣而去。第二天上朝时，皇帝不再召见王鼎。王鼎欲与穆彰阿继续辩论，但久等无果。回寓后，深感木已成舟，无力回天，气愤难平，遂决定效法春秋卫灵公时史鱼尸谏的做法，以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抗争。四月三十日晚，他写好遗疏，大意是：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将遗疏揣于怀中，自缢于圆明园寓邸。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鼎慷慨献身，以警示世人，欲挽狂澜于既倒，丹心昭昭，堪为千古诤臣。次日，侍者发现王鼎自缢，正在惊慌失措时，军机处章京陈浮恩来到寓邸。陈系穆彰阿死党，因未见王鼎上朝，心知有异，前来探视，并发现遗疏，知“尸谏”对己不利，遂违犯规定，在未“奏闻得旨”的情况下，私自将尸体解下。这时王沆也从城内赶来，陈浮恩恐吓王沆说： “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王沆被迫同意陈浮恩将遗疏偷换成一般的谢恩折，以王鼎病故搪塞过去。五月一日，王鼎被晋赠太保，人祀贤良祠。皇帝派成郡王载锐前往祭奠，赏银1500两经理丧事。初六，灵柩入城，皇帝派军机大臣、左都御史何汝霖代为赐奠，并谥号“文恪”。后道光又谕赐恤文、祭文、碑文，其中对王鼎病故之说也有疑问：“何期数日之间，竞作千秋之诀。”但他未深究，只隆重祭奠，优厚抚恤，并将王鼎之大学士位空缺，长达三年，以示笃念之意。林则徐自祥符与王鼎分别，起程西行，当年四五月间到达西安，因安置家眷、治疗疟疾等原因，在西安停留两月有余。期间得知王鼎噩耗，十分震惊和悲痛，作有悼诗、挽联，以寄托哀思。他“伤心知己千行泪”，并赞扬王鼎“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泪难禁”；他以史鱼尸谏、晋卿祈死与王鼎之死相提并论：“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对王鼎的尸谏壮举深信不疑，并给予高度评价。其时，魏源(1794-1857)的悼念诗则更加直言不讳：“身后被谁焚谏草”，“尸谏谁闻古荩臣”。王鼎尸谏一事，“清史不书，墓志不述”。对此。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为王鼎的墓志碑石书丹的山西寿阳人祁焦藻愤然写道：“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
次年三月初九，王沆奉父柩归葬于蒲城西南六里之忽家村西原。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初九，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十二月初十获病假三月，期间专程到蒲城为王鼎守心丧。在蒲时，林则徐瞻仰王鼎故居“相国府”，拜望师母孟老夫人，亲到城西六里忽家村王鼎墓去祭奠，并在蒲城留下很多墨宝。由于王鼎遗疏被调换，致使“奸臣因得自掩其罪以欺君，子孙无所据以代明，台谏亦不能举以弹劾”，也使鼎之爱国壮举“抑而不彰”，鲜为人知。正因为如此，王沆受到人们的责难，以其“不能成父志，为蒲城(王鼎)诸门生及陕乡所鄙弃”。王沆“亦愧恨，遂终身不复出”，归隐故里，郁郁早亡。
附：张 芾
张芾(1814～1862)名黼侯，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值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二十二年四月王鼎自缢后，张以门生至王家，与陈孚恩“共劝王沆”，同意由陈代改遗疏，得穆彰阿赏识，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1845)授工部侍郎，任满仍值南书房，旋调吏部；二十九年(1849)督江西学政。
咸丰帝即位，张应召陈述政见，提出“明黜陟，宽出纳，禁糜费，重海防”。得咸丰帝赞赏、采纳，调任刑部侍郎，任满着署江西巡抚，不久实授。
咸丰二年七月下旬(1852年9月中旬) ，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张奉清廷命偕同在籍尚书陈孚恩组办地主团练武装，筹备江西防务。十月中旬，太平军撤围长沙，乘雨渡过湘江，十一月初三(12月13日)攻克岳州，张率所部驻守九江。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两江总督陆建瀛移驻九江，张率部移守瑞昌。但正月十一日(1853年2月18日) 太平军攻占九江后，清廷却拿他是问，给革职留用处分，退守南昌。四月中旬，太平军五万人溯长江西征，五月下旬进逼南昌。张急奏清廷，调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部救援，使太平军围攻南昌三月未克。清廷以张固守南昌城之功，恢复其江西巡抚职。不久，他因截留滇、黔铜铅银一事，并为陈孚恩被参劾辩解，被清廷褫夺职务。罢官后，因回陕交通中断，遂客居浙江绍兴。
咸丰四年(1854)以后，张经人举荐，在皖南进剿太平军，连老母病亡也未返乡奔丧，复得清廷信赖，先后授以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并下诏：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归张督办。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反击皖南清军，收复广德、泾县等地。张因损兵、折将、失地，先以失机自劾，被革职留军听命，后复自请治罪，清廷遂命他把皖南军务交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并允准他回原籍补服母丧。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奉诏督办陕西团练，会同陕西巡抚瑛棨防剿进入陕境的太平军与捻军。
同治元年(1862)三四月间，陕西回乱爆发。陕西巡抚瑛棨以张“有乡望”，请其出面劝谕，张允之，于五月初六(6月2日)带着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蒋若讷、回绅马百龄等到临潼油坊街，召集回民劝谕、安抚。在五月初七晚上的谈判中，回军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是：立即解散各地团练，保障回民生命财产安全。张不仅拒绝回军的要求，反而勒令交出回军首领任武。任武在场气愤至极，立即返回渭南仓头镇集合数千人包围会场。这时群众又在张的轿内发现“剿灭”回民的传帖，说明张对谈判毫无诚意。回军遂将张及其随员捕押到仓头镇，并于五月十三日(6月9日)将其处死于镇南渭河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