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 作者： 叉少有人问亦舒怎样看待爱情，她说：“资本主义社会什么都要条件，我想爱情也是一种条件。”她的三部热播作品《流金岁月》《喜宝》和《我的前半生》，里面的女主角都是美女，她们通过外表换取利益，都有逐利的爱情观。亦舒最火的时候，一批港女将她尊称为“师太”，拿成为“亦舒女郎”作为人生目标。然而真实世界中的亦舒，抛弃儿子几十年，得罪哥哥、侄子、好友、前夫一干人。她一生常说：“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姿态好看。”如今看来，亦舒可能只剩下姿态了。亦舒姓倪，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二哥倪匡比她早先成名，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五岁时，亦舒跟父母从上海到香港，进入英国学校受教育。因为是新移民，又没有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也不是很富裕，初融入环境时，亦舒经历了不少挫折。同学问她：“你家有没有 stamp ，拿来玩？”她没学英文，不懂 stamp就是邮票的意思 ，只好眼睛定定地看着对方。老师对她说：“明天是体育课，叫你妈买对白鞋给你。”亦舒不知道“白鞋”在粤语语境下的意思，问了别人才知道是跑鞋、运动鞋。父母不会英文，哥哥们还在大陆，亦舒就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靠自己学习。她想：“人要坚强点，不要整天说别人歧视你。慢慢融入，总会好的。”到1957年，哥哥倪匡来香港时，上初中的亦舒已经能念下英文大部头，生活习惯也逐渐西化。倪匡对她的作风有点看不惯，就讥讽她是“假洋鬼子”，“只配喝可乐”。但亦舒对香港的教育制度很感激，“会英文很有用，这是一个世界之匙，你什么书都能看，什么杂志都能看，什么新闻都可以吸引到你，我觉得我识英文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亦舒还喜欢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她爱读鲁迅和张爱玲，更钟爱《红楼梦》。解放后，在大陆的三哥因政治成分问题，不能迁居香港。二哥倪匡告诉他，美新处的杂志征稿，他如果撰写铁幕学生日记，稿费不错。三哥认为祖国曾待他不薄，不肯赚这样的稿费。亦舒听见了就说：“让我写。”十五岁的她，开始写香港的女学生日记。哥哥倪匡帮她送到《西点》杂志上刊登。不久后，亦舒就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亦舒成了作家，倪匡提起妹妹也颇有得意，和金庸等好友笑侃：“我们家阿妹现在可出息了，很多出版社为了和她约稿都找到我这里来了。”从父母到倪匡以及金庸、古龙等都很宠溺亦舒。因此她脾气很大，不太懂得忍让。就连报社的编辑们都轻易不敢催稿，实在没办法了才敢给亦舒打电话。有位亦舒的编辑还警告他的属下：“你们不要得罪亦小姐，她未够年龄，杀人不用偿命的。”亦舒对那段穿着中学校服去交稿的奇特经历记忆犹新。那时，一千字稿费六块钱。她写了一万字，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件衬衣，花了三十七块半。亦舒拿自己当个纯粹的香港人，她说：“我赌你上海怎么进步、怎样繁华，但你那个西化的根基，了解外国人的彻底，是比不上香港人的。我们要继续西化下去，有多洋就多洋。我五岁学英文，三岁吃西餐，就是要掌握这种本钱。”中学毕业后，亦舒不想再学理科，就没有去念大学：“反正稿费可以养活我。”临走前，校长给她写下这样的评语：“她敏感，情绪化，容易激动……”十七岁，亦舒被金庸邀请去了《明报》。她将有色眼镜架在鼻上，左手抓本子，右手抓钢笔。不仅跑新闻、写专访，而且写杂文和小说。亦舒形容她那时的风头：“又可以出专栏，又可以访问明星，又可以让记者访问我，又照相，又将照片登在杂志上。哇，威武！”亦舒那时很欣赏蔡浩泉。蔡浩泉是出版社主编，写作、插画一手包办，和五个老友租了一个单位写小说。亦舒住得很近，就常去探班。蔡浩泉对亦舒很冷淡，亦舒却很好胜，“你越不理她，她越要吸引你注意。”没多久，亦舒追求到了蔡浩泉。他们在父母反对下“闪婚”，在尖沙咀摆了一桌，请朋友吃顿饭就算是婚宴。第二年，亦舒怀孕生子，儿子取名蔡边村，当时她只有19岁。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婚后，亦舒仍然有很强烈的消费欲望，蔡浩泉只是个普通文人，两人常为钱争执。亦舒感到愤懑，选择了离婚。二人的独生子蔡边村归蔡浩泉抚养。倪匡说，蔡浩泉顶有艺术气质，离婚后还大哥前大哥后地称呼自己，而亦舒的脾气不好，不怪人家受不了她。一次偶然的机会，亦舒认识了TVB的岳华和郑佩佩，三个人成了好朋友。港媒说，经常会看见岳华、郑佩佩、亦舒三人同坐一辆车。当时，岳华和郑佩佩分分合合。亦舒看上了岳华，每次出门都让岳华送自己回家。到了家门口，她又说自己怕黑，希望岳华送自己上楼。郑佩佩远走海外后，亦舒和岳华结了婚。1971年，亦舒和岳华的恋情上了《明报周刊》封面，题目叫“亦舒为什么爱岳华”。亦舒在文章里夸岳华：“岳华有一张好人的脸，好人的性格。幸亏实际上他也是个好人……谁都知道，占了岳华的便宜，不会有后顾之忧。 ”亦舒不会查中文字典，岳华就是他的字典。有空他就坐在沙发上给亦舒讲解古文，讲得很好，亦舒因此受益匪浅。可多年后，岳华上《志云饭局》时提到往事，说：“她是否爱我，我不太清楚。由于她的性情……比较特别，她是个颇特别的女仔。”有次报纸上提到岳华和郑佩佩的往事，亦舒很生气，把他的西装剪成了一条条。还有一次，亦舒因为生气，在岳华的宿舍里，将刀插在他睡的那张床的心口位置。这些事，岳华都是能忍则忍。直到有一次，已婚的郑佩佩写了一封信给岳华，亦舒十分生气，将这些信公开到了报纸杂志上，使郑佩佩的家庭出现了嫌隙。岳华说：“我认为她的做法太过分了。伤害我不重要，但伤害人家的家庭就是太过分……”后来亦舒跪下来求岳华复合，岳华没同意：“你伤害人家太犀利了，这不可以。”亦舒的前两段婚姻都失败了，她的私事也被外界宣扬。亦舒听了对朋友讲：“人身攻击是最无聊的事。我吃什么穿什么，与啥人做姘头关众人鸟事？”有人赞她说“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没想到亦舒觉得跌份：“琼瑶写的都是给小女生看的，提了都多余”。她不喜欢总想越界做导演的张艾嘉，刻薄说：“女明星有两个通病：误以为青春永驻；老想假装有学问。”听说港大男生选了赵雅芝为最受欢迎的女明星，亦舒说：“忽然觉得当年进不了港大，简直是太幸运的一件事。大学生已失去从前矜贵味道。”她在自己的《爱情之死》中写下金句：哭要一个人躲着哭，笑呢要全世界陪你笑。27岁，亦舒为告别前两段感情，考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酒店专业。她最爱逛英国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哈劳，说自己如果结婚，一定要到哈劳买礼服。最不愿意去的是伦敦的唐人街，她形容那里“知识贫乏、封闭、闷塞，移民说广东话带着浓厚的乡音，英文水准等于零。”亦舒感受到留学生之间的阶层划分。半工读的学生用一个便士都计算过，每天走路上学，遇着风雪，回到学校已经变冰棒。富裕人家的小孩自香港回来，带的是“弗兰达斯”电吉他，上万一把。整个周末组乐队唱歌，一下飞机，家中的劳斯莱斯已经在等着接。亦舒虽然通过稿费赚了些钱，但仍旧觉得自己是前一种人。三年之后，亦舒学成回香港时，形容自己：“除了手中两个残旧行李袋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毕业后，她在台湾著名的园山饭店做过女侍应总管，去富丽华酒店出任公关部主任。但这些工作对亦舒来说都不够浪漫，于是她又去了佳艺电视台工作，做编剧。当她再见到岳华，没有和对方打招呼。一次翻杂志，亦舒看见漂亮的衣服珠宝，忍不住问了句：“怎样才能不花力气得到这些？”朋友答：“找一个糖心干爹。”于是她就写了《喜宝》。站在中年门口的亦舒，回望过去一无所有，只觉得全社会都对不起她，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都宣泄在了作品中。那是一个年轻女孩为了谋取利益，和相差四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的故事。她写：“假使有人说他爱我，我并不会多一丝欢欣，除非他的爱可以折现。假使有人说他恨我，我不会担心，太阳明日还是照样升起来，花儿还是照样的开。”“如今的社会，还有什么是可靠的呢？别告诉我是感情。”她的小说里，女性总有个漂亮的名字，玫瑰、子君、燕呢、锁锁，她喜欢的男主角却都叫家明。她用这些女性角色的爱情故事告诫读者，世界上可靠的只有自己，女性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独立，才不会沦为男人的花瓶。亦舒教育自己的女性读者，白衬衫要配卡其裤或牛仔裤，隆重场合搭一条爱马仕丝巾或御木本珍珠链，毛衣要穿凯斯咪、大衣要银狐，连坐飞机也要头等舱，必要时选私家病房。生活中的亦舒，也在为了物质上的充裕努力。她每天平均写四千字，大概一个月就能写一部十二万字的小说，周末还会接剧本的活儿。80年代，天地出版社每年要出版10本亦舒小说。写作时，亦舒通常用铅笔。她说，这样的好处是，改了之后编辑看不出太多的痕迹，还以为一气呵成，本来就写得这么好。有文友骂她说：“亦舒，你成天不看书，不看文学著作，不看诺贝尔奖金得主的小说。你就看时装杂志、国家地理杂志和流行小说。”亦舒不生气，只说：“我很没出息的。由来生活逼人，世界上能有几个曹雪芹。”她想告诉外界，自己不过是为了零花钱写稿。但好友蔡炎培这样评价亦舒：“她喜欢得最长久的一件事是幸福。假如她诉苦，不满，不停地写稿，见朋友，躲起来，努力挣扎，只因为她依然在盲目而不可理喻地追求幸福。”四十几岁时，亦舒相亲认识了一位港大教授。两人结了婚，之后就定居在加拿大。亦舒费尽千辛万苦生了个女儿，将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小孩身上。她坚持每天五点多起床，起床后就写作，到了差不多7、8点钟，就服侍女儿去念书。女儿从来没见过她写作，只当她是母亲。她不喜欢家里人见到她工作，“这么辛苦干什么呢？有失斯文。”朋友去她家拜访，设想“亦舒穿着旗袍，拿一杯茶，在窗边坐着”。结果见面时，她拿着一筐衣服，正要去洗。2002年，《明报》采访亦舒，她说自己过得很普通，但指尖上明明带着一颗硕大的结婚钻戒。在加拿大，她仍旧在增加自己的作品数量，但没有太多突破性的建树。有人批评：“大概师太晚年生活太幸福，写不出太多荡气回肠的教诲。”她也不生气：“还得请读者们多原谅，我是财迷心窍。”《中国文学家辞典》找到她，需要一段作家个人小传。她不愿意写，说：“香港作家多得是，轮也轮不到我这个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年轻的时候，亦舒曾在作品中对全职家庭主妇极尽挖苦。等她安心当起全职妇女的时候，她笔下的全职妇女又是傲然的。 亦舒最后一次引发公众讨论，是2005年，和倪匡儿子、侄子倪震的骂战。倪震写文章说自己童年不如意，亦舒就写了篇文章批评他：“震侄的事业不去说它，他的童年，在我的目光看出去，怎么好算不愉快！”“自幼读华仁书院，私家车出入，独立卧室，零用钱花之不尽……与我们走过荆棘路的长辈比，堪称风调雨顺。”没想到倪震看了之后，立即以《亦舒》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开篇就是：“我童年愉不愉快，且不说它；但记忆中的姑姑，却从来不快乐。”文章内记录了他少年时曾被亦舒冤枉”私藏印章”而被打了一顿。倪震称，姑姑打他是“燃烧对世界的不满”：自幼家贫、少年反叛、早婚产子、离婚反目、怀才未遇，种种不如意，都随着满天藤影狠狠发泄出来，化作侄子的一身血痕。倪震写：“姑姑亦舒，十多岁便出走結婚，生下小朋友；可惜，几年便离婚收场。‘凡事必须付出代价’，姑姑多年来都有阴影，怕小表弟有天會上門要钱。”但亦舒对女儿却很好，“ 有次和小表妹打保齡，小朋友不断把球抛起，任它轰然落地。我见路人侧目，劝她停手，慈母亦舒却笑着骂我欺凌她女儿。”这件事情之后，亦舒和侄子倪震交恶。有记者想通过哥哥倪匡联系亦舒，倪匡回复称，与亦舒“已逾二十年未通任何音讯。最后一次通话是五十岁那年”，还说“是她不愿意联系我的”。亦舒后期的小说常会提到倪匡的笔名卫斯理，读者都以为兄妹感情如初，没想到应了亦舒在《叹息桥》里写的：“做不到是你自己的事，午夜梦回，你爱怎么回味就怎么回味，但人前人后，我要你装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你可以的，我们都可以，人都是这般活下来的。”亦舒在香港的责编说，她移居家加拿大已经几十年，近十年来，只回港一次。亦舒在杂文中写：“我似乎是个寂寞专家，十五岁开始便觉得寂寞，读书寂寞，考试寂寞，与父母住在一起寂寞，搬出去一个人更寂寞，工作的寂寞，没有工作的寂寞，有男朋友的寂寞，找不到伴的寂寞……在外国寂寞，回了家又寂寞，太阳底下是炎热的寂寞，月亮底下是黯然的寂寞。”2013年，一部叫《母亲节》的影片入选了欧洲各大影展，纪录了一段寻找生母的经过和心路历程。导演兼主角是亦舒的儿子蔡边村。蔡边村说，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1岁，那天母亲买了机械人给我，一起看了电影《007》，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几十年来，他一直给对方寄信，但没有回音。父母离婚后，蔡边村和父亲相依为命。一度赋闲在家的蔡浩泉，后来找到一份在报馆上夜班的工作。因为生活作息不同，父子二人同住一屋，只能靠便条沟通。2000年，蔡边村的父亲蔡浩泉患了癌症，他在父亲病重时，拍下《老蔡的电影》纪念父亲。蔡浩泉走后，寻找母亲就成了蔡边村的心愿。蔡边村曾幻想自己见到母亲的一刻，可能会说：“你好，是我。蔡边村，你的儿子。很久不见，我们可以见面吗？”他幻想母亲回应：“等你电话很久了，我们一起去吃点心，我知市内有一间很好的店子。”但亦舒只是通过微博，贴出了一段自己的短篇小说《妈》中的文字，表示自己是爱儿子的，为此不惜在18岁便早早当上了母亲：“我怀你的时候是那么年轻，但是我要你活着，甚至我亲生的母亲叫我去打胎，我不肯，我掩着肚子痛哭，我要你生下来，我只有十八岁。”亦舒没有贴出来的是小说中的另一句话。她写道：“你父亲已经浪费了她的前半生，现在你又要去浪费她的后半生？”纪录片之前，蔡边村并不知道生母是一位名人；纪录片拍完，母子两人依然未能如蔡边村想象的那样见面。影片的最后，蔡边村在温哥华意外地拍到了不回他信件的母亲。那是个极大的巧合，却非常短暂。
人是找到了，但亦舒依然是亦舒，她没有变成蔡边村的母亲。蔡边村反复练习的开场白，也没能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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