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些话我自幼就知道，但真正体会其中的涵义，已是人到中年之时。先师程千帆先生逝世近两年，学界同仁和及门弟子都有不少悼念、回忆文章发表。一位前辈专家对我说，千帆先生是对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我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学界所了解的千帆先生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专家，杰出的诗人，但对我们学生来说，千帆先生首先是严师和慈父。常有学术刊物的编辑对我说，你们老师对学生之好，真是少有的。这指的是千帆先生总是热心推荐学生的论文，寄去的稿子全都经他批改，连标点欠妥处都作了改正。我读书期间发表的《胡文英〈屈骚指掌〉述评》、《〈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三篇论文，也是先生推荐给《古典文学论丛》、《南京大学学报》和《文学遗产》的。他说这叫扶上马送一程。先生培养每个学生，就像精心栽培一棵树，不仅要保证他健康长大，还因材施教使他得到适宜的发展，成为有用之材。从这个意义上说，千帆先生之培养学生，真像慈父养育子女，不但养之教之，还要替他们考虑一个好的前程。
（程先生致《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信）
记得二年级时，一次闲谈中先生问我对未来去向有什么打算。我说想到北京工作，他说北京几所大学自己都有学生，恐怕不容易进。我说我最怕教书，想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先生颔之，说那可能还容易些。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向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提起此事。1986年底，先生在湖北大学讲学，寒假中从武汉来信，全文如下：近得刘再复同志复信，寄上一阅，仍盼寄还。他们磋商到决定，恐还需要一段时间。等我三月中返校后，再和他进一步联系。此事，暂不必告知许多人，因尚无十分把握。诗笔挺拔，惘惘不甘，便是诗情。古之嫠妇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国者矣。要当慎之耳。论文要注意整体结构，要精实不要冗长，一上来就要有个总的打算，切忌想到哪里写哪里。祝后来先生又与刘再复所长联系，蒙古代文学室沈玉成、陆永品两位主任垂青，一年后我成为古代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当时做论文、答辩、北上就职，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多年后回看先生的信，内心充满感动。“诗笔挺拔”一段是针对我寄呈的习作《登古文峰塔》而言，诗其实很幼稚：“登临云陡暗，欲雨风满楼。未遑涤烦襟，已凛肃杀秋。高梧惊先落，寒蝉噤不啾。栏杆空拍遍，无语古神州。”先生嘱“要当慎之”，是出于过来人的经验，不希望学生再历自己的遭遇。要说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和关心，同门师兄弟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从课题设计、论文写作到分配工作乃至恋爱婚姻、子女教育，学生的一切都受到先生慈父般的关怀。自从我有了孩子，先生的书翰中就多了一项内容——如何教育子女。留校师兄弟们的子女更是倍受先生怜爱，似乎都是他的小门生。先生经常说，学业既成，师生即是朋友。但在我们心里，先生永远是学术上的导师，生活中的慈父。无论遇到学业上还是生活中的问题，我们都会向先生坦陈求教。惊闻先生去世的噩耗，伤悼之余，一种精神无所皈依的失落感久久笼罩在心头。事实上，追随先生求学的几年已成为对我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在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去年六月三日，值先生周年忌日，灯下检点先生历年给我的七十余通书札，盥手展读，不觉泪眼模糊。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1980年答复我寄呈论绝句起源的习作。当时我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先生在信中教导我，这个问题已有学者发表过论文，《学原》第一卷四期登有孙楷第先生的研究，值得参看。做学问必须先了解别人的研究，然后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找不到《学原》，习作也没有再修改投稿，但先生的话从此深印在脑海。先生最晚的信是2000年1月6日、4月27日写的两封。自1997年起，先生视力衰减，书信均由师母代笔。及至1999年4月信来，乃是先生手书，笔致苍老。我不由得为之欣喜，庆幸先生精力复原。此后先生的几封信都是亲笔手书，直到2000年4月27日一信，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写满三页稿纸。得书知已返京，一切安定，甚慰。短期讲学足益见闻，与夫人聚首，亦是目前必要，但为久计，仍以能在北京定居为好，望妥善安排。知在京治学，收获甚丰，亦颇及下走，甚愿早日见之。五月中旬此间要开《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分典、理论分典审稿会，为期系四天（13日至15日），与学校明清会议正好衔接，只需早来两天。不知弟能有时间参加否？如有可能，则可借此一晤，望与所中领导一商，并告我。友人中砺锋、伯伟在此参加，亦颇有全国、京沪学人可相见也。我身体甚差，耳聋目瞽，亦不良于行。幸中华大典全部已大体安排，可在2003年出齐，虽是官书，盛世属缀。（其宋辽金元分典想已在北京见之）我全集已得砺锋、伯伟为助编成14卷，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陆续印制中，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出齐。又有《桑榆忆往》一种，由伯伟记录，则六月中可在上海古籍先出单行本。诸子意气风发，著述甚多，章灿将我少作编写补充，印成《程氏文学通史》，弟或亦可在所中见之。又与徐有富（现去韩国讲学一年）合作《校雠广义》，已得国家图书奖，其新印本齐鲁书社已出新版，想亦见之。我来南京二十多年，自己所成，微不足道，但弟等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所称，亦差足慰也。字迹潦草，文字不谨，谅之谅之。盼惠复。即颂文虎是两年前先生替我取的字，先生来信每称之。在这封信中，先生谦称自己的著作不足道而喜学生学业有成，让我很惶愧。后来才知道，他已将这个意思写入了遗嘱，及门诸君看到，无不动容。
（2000年5月在南京与程先生、陶先生、吴志达老师合影）
我收到信，深为先生的著作得以出版和获奖而高兴，同时也为他老人家起居健胜而欣慰，更为能有机会侍先生从容论学而兴奋。三天会议期间，先生精神矍铄，侃侃而谈，闭幕致辞一口气讲了二十多分钟，思理清晰，并一如既往地幽默风趣。看当时的合影，先生虽略显瘦弱，但精神仍是那么健朗。谁能想到，那竟是他生命力最后的余辉呢？仅过半个月，先生便溘然长逝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先生平生虽遭际多艰，但道德文章赢得了学界广泛的尊敬，他的学术贡献相信会成为二十世纪后期古典文学研究史的重要内容。后辈会将先生作为杰出学者来景仰，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千帆先生永远是恩师和慈父。（《人民政协报》2002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