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区分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一“执”。关于两者的关系及可行性问题，若干年来始终是学术会议上喋喋不休的话题，正所谓“把破帽年年拈出”（刘克庄）。不过事出有因，众所关注的问题一定凝集了人们的某种焦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发起“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的启事：当前，整个文学研究工作正处在一重要的发展阶段，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也正酝酿着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我们认为，这个突破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但其重点应放在宏观研究上，这不但因为过去长时间内我们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下的功夫不够，今天需要弥补，还因为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必将在较大的范围内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向前发展一步，其意义具有某种全局性。……当然，我们在此提倡宏观研究，决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厚此薄彼，我们所说的是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不满于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而希望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可以说是进入八十年代的学术界在经受“新方法”的刺激后萌发的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识的要求，是和“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正相表里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学家的历史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于是，隐藏于具体人事背后的那个宏观世界的图景，便突现在我们眼前，召唤着我们去加以认真思考和表现”[1]。时过境迁，回顾这次“宏观研究”的浪潮，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确给学术界带来一阵兴奋，一股思考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题目很宏观的论文，包括我的《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此文是我博士课程的作业，并非应征文而作）。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太乐观，不少刊物发表的宏观论文都不给人以新鲜感。情况好像是，本来必须用三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如今放在一篇文章里说了。因为篇幅不能加长，势必殳尽枝叶，突出主干，于是只剩下一个主题，再敷衍些常识内容。而所谓主题，受决定论史观的束缚，也不是全新的认知，只不过是唯物辩证法若干原理的演绎和验证，甚而只是常识的提炼和压缩。难怪许多老辈学者要反感，因为他们看不出新在什么地方，而我辈则觉得作者像是将电大的讲义拿来发表了。彷佛学术界都已忘记，学术是要积累的。没有水到渠成的积累过程，而刻意追求“在宏观问题上取得突破”，就如同没有飞翔的能力而欲通观大地，结果只得将对象变成地球仪或“锦绣山河”之类的微缩景观。它们告诉你的都是你知道的东西，还滤掉了丰富的细节。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些论文本身，宏观研究的提出使宏观成为与微观并峙的研究方式存在，并形成一种以宏观为创新，以宏观为高深的时尚，以至“宏观”概念本身被赋予某种价值色彩，成为学者孜孜追求的东西。直到最近，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古典小说专家王国良教授在与大陆一位治古典小说史的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时，发觉这位教授对古典小说的一些基本文献不甚了了，他非常惊讶。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位教授解释说自己一向是作宏观研究的——我想就是写小说史或是什么专题通论罢。王教授难以理解：不熟悉基本文献，不研究具体作品，怎么能作出宏观的结论呢？我说，这就是海外学者的不通国情之处了。在大陆学者中，从不研究具体作家作品，而冷不丁推出××史、××论之类煌煌巨著的，大有人在。这都是些智力最高、见识最高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研究作家作品。你们去研究吧，他只要看看你们的成果，就可在此基础上宏观；甚至不看你们的成果，也照样可以宏观。反正出版社和刊物最青睐题目大大的书，学者不看，总有识字的人看的。于是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题目大得我一辈子也不敢想的著作。翻翻内容，不外乎是前详后略：文献有限的先秦两汉写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强凑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点水也似一笔带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袭多创新少，无甚价值，故存而不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如今的宏观著作是人所易言，我详言之；人所难言，我不言之。就这么宏观！真不知宏在何处，观在何方？当然，正如“征文启事”所强调的，提倡宏观研究，决不是要将它同微观研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或有所轩轾。但“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毕竟将宏观与微观区分为两种类型或者说两个层次的研究。更兼在宏观研究很热闹的时候，又常有老成的前辈谆谆提醒我们：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是辩证的（又是辩证，许多问题都被这个词搞得混沌不清），宏观须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应以宏观为指导；宏观离开微观，即成无本之木；微观离开宏观，难免坐井观天。这一来，宏观和微观似乎倒真成了研究方法的一对孪生兄弟了。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宏观和微观果真能构成相反相成的两种研究方式吗？我看不能。宏观和微观只能是标志研究成果涉及的问题面的概念，而不能成为指称研究方法的概念，更不存在基础和指导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宏观或微观的成果，而不存在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承认看问题有着眼点的差异的话，那么认识的一般过程就决不是由微观上升到宏观，而恰恰是由宏观深入到微观。这一点王小盾曾有精辟阐述：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2]他以王国维的学术经历为例，论述了学者的个人兴趣随着学术的深化，由抽象问题转移到具体问题的变化。这里的变化体现为学科的转移，作为学术取向，与我们讨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研究中，经常是无法说明具体的研究过程属于宏观或微观的。如果按陈伯海先生的意见，“将超越个体作家作品课题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归入宏观范畴”[3]，那么我想以自己的经验举个例子，说明微观和宏观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怎么错综交织，密不可分的。我曾写过一篇论文《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这是计划中的王渔洋研究的一部分。起初我只是把它作为作家研究的一个题目来做的，希望对王渔洋填词的特色和词论的内容作些分析。谁知排比了王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后，我惊异地发现，除了江左三大家吴梅村、龚鼎孳和曹溶外，王渔洋是清朝最早的热衷于填词的词人之一，《阮亭诗余》的作品主要作于顺治九年；后来他在扬州期间的填词，直接激发了一批词人的创作兴趣，开清代填词风气之先声；与邹祗谟合选《倚声集》，则更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填词。他的词论则涉及了清代词学讨论的所有基本问题。他对南宋词的评价也直接启发了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词学观。一个有意味的事实是，康熙四年陈维崧、朱彝尊开始步入词坛之际，恰是王渔洋抽身之时。于是他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这一来，我们就必须从清初词坛的大背景来看王渔洋词学的意义了。再研究他的词论在拨正云间词派的狭隘观念，重新确认词学传统上的意义，我确信王渔洋的确是清初词坛最重要的词人和词学批评家，其词学的内涵和意义迄今尚未被我们意识到。最后，当我的论文完成时，论题已从王渔洋扩展到整个清初词坛，变成清词在理论和创作上如何发轫的探讨，可以说是个很宏观的成果了。可是我的研究并不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的变换，只是从具体材料入手，一步步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最后形成整体的看法。可以说，宏观的结论就是微观研究的结果，如果不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而仅仅宏观——我真想不通怎么观法——能产生上述问题吗？所以我决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或研究类型。它们只能是说明成果涵盖面的概念，其实现程度完全取决于研究和认识的深度。也许有人会说，我工作的出发点就是要理清较长时段的文学史发展问题，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处理规模如此大的问题，容不得我把精力消耗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钻研上，只能借助于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这不就是宏观研究么？我承认，的确可以有这样的工作方式，但这只是思考，而不是研究。思考和研究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哲学家被关入监狱，也许不会停止思考，但决不能作研究了。况且，一个学者如果不研究具体问题，只借助于别人的具体成果进行超越的思考，那终究是危险的。他将没有判断力去判断所依据结论的可信程度，很难保证他的思考不因材料的失真而走入误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是最宏观的著作。它以文明为基本单位，应该说够宏观了吧？它也借助了其他历史学家的许多成果。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汤因比在希腊文明研究上的造诣。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大模样是虚的，能否转化为实地，还要看能不能扎下根基。先做活一块棋，则可以任意发展。做学问也是一样，只有先研究许多具体的问题，积累许多成果，才能触类旁通，逐渐发现历史的内在逻辑和事件的因果关联，由点滴的成果累聚起庞大的知识体系。由此想到中国学者对日本学术的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它琐碎、缺乏系统。的确，如果单看日本学者的论文，每篇题目都很小，蚂蚁啃骨头似地一点一点研究一个个问题。但若看他们的博士论文（论文博士），则都是厚厚一巨册，有关这一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被细致地讨论到了。与日本学者一起切磋，我深切感到，他们对学问抱有很神圣的态度，而且很有耐心，满足于一点点的积累和进步，不像中国学者一味地写书，看似出版物很多，却积累不下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应该说，问题的细致和专门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深度的标志。当研究成果有一定积累，比如像中唐诗研究，只要你注意别人的研究，就会发现，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被考虑过，很难马上提出全新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深入细致的基础上，力求将问题阐述得更充实、更周密、更完整。如果中国学者也能像日本学者一样做研究，我相信每年的论文索引起码要减少一半篇幅。我曾听日本学者说∶中国每年出版的论著很多，但读后有收获的却很少。这是不是与大量的宏观之作有关呢？王小盾说得对，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体，走向过程，只有微观发现的积累才能带来宏观认识的变化。宏观决不能凭本身更新知识。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理由。依我看，所谓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是应该扬弃的。否则心存此执，尤其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以宏观为通达，以微观为拘琐，势必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
[1]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王小盾《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3]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原载《粤海风》1999年第4期，收入《学术的年轮》，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