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冯班《钝吟杂录》论严羽平议

冯班（1602-1671），字定远，江南常熟人，是明清之际虞山诗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明为诸生，入清后弃举业，在乡里教授弟子终老。为人倜傥不羁，动不谐俗，里中指目为痴，不以为意。工诗文，与兄舒并称“虞山二冯”。钱谦益《冯定远诗序》称“其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王应奎《海虞诗苑》卷四称他“为诗律细旨深，务裨风教。自唐李玉溪后，诗家多工赋体，而比兴不存。先生含咀风骚，独寻坠绪，直可上印玉溪。虽或才力小弱，醇而未肆，而于温柔敦厚之教，庶乎其不谬矣”。冯班与冯舒论诗宗旨大体接近，都祧两宋而宗晚唐，其诗学以诗教为本，以晚唐为宗，由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通过选本评点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冯氏兄弟是清代著名诗论家中最早用朴学精神将诗学引向学术方向的前驱。

冯氏后人曾说：“家默庵、钝吟两公，承嗣宗公之家学，读书稽古，贯穿百家，尤神明于诗法，所批阅群书，不下数十种。但两公意主撑持诗教，嘉惠后学，故枕中秘本，不敢自私，每以公诸同好。”(冯鳌《玉台新咏跋》)在这些批本中，对当时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玉台新咏》、《乐府诗集》、《才调集》、《瀛奎律髓》四种诗总集，据钱良择说“吾虞从事斯道者，奉定远为金科玉律”(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对虞山乃至整个清代诗学的批点、校勘风气和诗学研究的专门化倾向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相比之下，冯班论诗见解更透彻，触及的问题也更多，无论在当时的名声及对后世的影响都远过冯舒。乡后进称“吾邑虽偏隅，有钱宗伯为宗主，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里中属而和者，钝吟最有闻”(陈祖范《海虞诗苑序》)。

冯班有关诗学的著述虽不是很多，但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当代学者论及冯班诗学，谈到批评七子、竟陵派，反对模拟，提倡学问；讲美刺，重比兴；尊晚唐，尚绮丽等多方面的问题，到今天还常为人提到的一个方面是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批判。在侄冯武汇集冯班遗稿编成的《钝吟杂录》中，收有《严氏纠谬》一种，就是专门批判严羽诗论的文字。据冯武说，此卷内容是“参见诸本，今另为一卷”，大概是从多种遗稿中辑出批驳严羽之语编成，因原属随感而发，故不太具条理。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曾参酌其说，肯定其“补遗指谬，也有一得之处，不妨节取之”。后来台湾学者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列举今人对冯班的驳论，虽也承认冯氏对严羽分体论的补正，成就不容完全抹杀，但总体上还是觉得《严氏纠谬》的主要论点均被后人推翻；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认为冯书“除指出严氏在佛学知识上的一些错误可谓得当外，其他并无什么真知灼见”，这似乎是当今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但这种评价恰恰有商酌的余地。

众所周知，严羽诗论为明代格调派所祖，李东阳《麓堂诗话》：“近世所传诗话，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惟严沧浪诗谈，深得诗家三昧。”《诗人玉屑》所收《诗辨》一篇尤为明人所重，屡屡被收入各种丛书和汇编诗话，在明代中后期流传极广。冯班所以一再对严羽作毫不留情的批判，实在是因为严羽的名气和影响在当时太大，像钱遵王说的“今世奉《（沧浪）吟卷》为金科玉条”(《读书敏求记·西昆酬唱集跋》)，让他担心流毒远被。冯班的诗学师承钱谦益，钱谦益因厌恶明代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剿袭模拟而迁怒于严羽，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抨击四唐分期说，以否定七子辈“诗必盛唐”的狭隘观念。他的看法被门人辈所发挥，常在诗坛引起争议。他曾在《答王于一秀才论文书》中提到：“日者答（徐）巨源书，极言残年余晷，不当参预斯文之故，成言凿凿，具在昔简。俄而为二三士友引弄，惟论诗家之弊，归狱于严仪（卿）、刘会孟暨本朝之高棅，矫首厉角，又成哄端。”冯班《严氏纠谬》小序云：“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详其诗法，尽本于严沧浪，至今未有知其谬者。”这表明他对严羽的批评出发点与钱谦益相同，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步踵钱谦益的见解，在“妙悟”和“不涉理路”的问题上，他的看法甚至与钱谦益相左。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直提倡读书、崇尚博学的冯班，置身于对严羽“别才”“别趣”的一片批评声浪中，却未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而是驳议了一些更为专门的诗学问题。

首先是关于诗体，《钝吟杂录》卷五说“沧浪一生学问最得意处，是分诸体制，观其诗体一篇，于诸家体制浑然不知”。冯班细致爬梳诗史，具体指出严羽少列了阮籍、张华、左思、陆机、颜延之、沈约、谢脁、鲍照、吴均、柳恽、刘孝绰、何逊、阴铿、薛道衡、李峤、苏味道、钱起、郎士元、刘长卿、刘禹锡、温庭筠诸家之体，这些作家是否具有范式意义而能成一体，固然可以斟酌(如冯武即认为将薛道衡别标一体，属于杜撰)，但他的意见是考镜诗史而言之有据的，不能说是无的放矢。又如永明体，严羽注明是“齐诸公之诗”；齐梁体，严羽注明是“通两朝而言之”，粗看都无问题。但冯班《钝吟杂录》卷三“正俗”却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

永明之代，王元长、沈休文、谢脁三公，皆有盛名于一时，始创声病之论，以为前人未知。一时文体骤变，文字皆避八病，一简之内，音韵不同；二韵之间，轻重悉异。其文二句一联，四句一绝，声韵相避，文字不可增减。自永明至唐初，皆齐梁体也。至沈佺期、宋之问，变为新体，声律益严，谓之律诗。陈子昂学阮公为古诗，后代文人，始为古体诗。唐诗有古律二体，始变齐梁之格矣。今叙永明体，但云齐诸公之诗，不云自齐至唐初，不云沈谢，知其胸中愦愦也。齐时如江文通诗不用声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诗仍是太康、元嘉旧体，若直言齐梁诸公，则混然矣。齐代短祚，王元长、谢元晖皆殁于当代，不终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吴叔庠、刘孝绰，皆一时名人，并入梁朝，故声病之格，通言齐梁。若以诗体言，则直至唐初皆齐梁体也。白太傅尚有格诗，李义山、温飞卿皆有齐梁格诗，但律诗已盛，齐梁体遂微，后人不知，或以为古诗。若明辨诗体，当云齐梁体创于沈谢，南北相仍，以至唐景云、龙纪，始变为律体。如此方明，此非沧浪所知。

他认为“齐梁体”作为诗史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王朝起讫，因为它的内涵是诗歌的声律属性，所以外延包括齐梁直到初唐的诗歌。由是而言，江淹、梁武帝虽生活在齐梁时代，但不明声病之说，其诗体仍属太康、元嘉旧体。这无疑是深入诗史内部而非流于皮相的见解，不仅见出论诗知见之精，还显示出概念和逻辑上的严谨，与冯氏版本校勘方面的勤谨同样体现了学术性强的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称“班学有本源，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虽间有偏驳，要所得者为多也”，即以《严氏纠谬》而言，这一评价也是大体妥当的。

严羽应该说是古来少有的杰出批评家，论诗史和诗人都不乏精到的见解，但有个缺点就是不免大而化之，逻辑不夠严谨，我在《作为批评家的严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曾专门指出。而冯班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注意到了严羽的逻辑毛病。比如严羽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集中，识者观之不能辨，则真古人矣。”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五驳道：“沧浪之论，惟此一节最为误人。沧浪云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又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沧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处。由此论之，古之诗人，既以不同可辨者为诗，今人作诗，乃欲为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说也。”这应该说是一条很精彩的驳论，不仅指出严羽的逻辑悖谬，更揭示了严羽诗学观念在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式之间的矛盾。恐怕严羽在充满自信地陈述自己的艺术理想，同时为自己的艺术感觉而自负时，决不会料到自己的主张中竟留有如此明显的逻辑疵谬。

但话又说回来，通观冯班的全部驳议，也不是没有问题。纪晓岚《田侯松岩诗序》曾指出，“虞山二冯顾诋沧浪为呓语，虽防危杜渐，欲戒浮声，未免排之过当”。事实上，尖锐的观念对立，使冯班经常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而付之以过苛的吹求。因为自己主晚唐，就将对严羽的不满集中到与“诗必盛唐”相关的以禅喻诗上来。一般都认为，对严羽以禅喻诗的批评发轫于钱谦益《唐诗英华序》，实则明末陈继儒已先论之，《偃曝余谈》卷下曰：“严沧浪云，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禅论诗，瞠门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门庭影响之语，抑勒诗法，真可谓杜撰禅。”陈继儒此说在清初似无影响，当时论及这个问题都是由钱谦益的意见引起的，徐增《说唐诗》卷首所附《与同学论诗》曾作调停之说：“严沧浪以禅论唐初盛中晚之诗，虞山钱先生驳之甚当。愚谓沧浪未为无据，但以宗派硬为分配，妄作解事。沧浪病在不知禅，不在以禅论诗也。”大概时人都是这么看的，不管严羽论唐诗是否有见地，起码他在禅学知识上是很有欠缺的，以致比拟不伦。冯班显然也是持这种见解的，《严氏纠谬》开卷第一条就对严羽的诗禅之喻加以驳议。他所举严羽原话是这样的：“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已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盛唐之诗，临济下也；学大历已还之诗，曹洞下也。”冯班纠之曰：

乘有大小是也。声闻辟支果，则是小乘。今云大历已还是小乘，晚唐是声闻辟支，则小乘之下，别有权乘。所未闻一也。初祖达磨自西区来震旦，传至五祖忍禅师，下分二枝，南为能禅师，是为六祖，下分五宗。北为秀禅师，其徒自立为六祖，七祖普寂以后无闻焉。沧浪虽云宗有南北，详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云临济、曹洞。按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宗，岂沧浪误以二宗为南北乎？所未闻二也。临济、曹洞，机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沧浪云，大历已还之诗，小乘禅也；又云学大历已还之诗，曹洞下也，则以曹洞为小乘矣。所未闻三也。

冯班此论甚辩，故前辈学者如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都采取其说，以为严羽真是疏于禅学。殊不知自称“我不习禅”(《钝吟杂录》卷二)的冯班，于禅学也不甚了了，尚不足以质疑生活在禅学宗派林立的南宋社会的批评家严羽。据台湾前辈学者王梦鸥先生《严羽以禅喻诗试解》一文考察，钱谦益和冯班所诟病的“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一句，《诗人玉屑》卷一所载无“小乘禅也”四字。这就是说，引起后人重大非议的问题不过缘于一个传本之讹。至于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为临济下，学大历已还之诗是曹洞下，也是以宗门的接引方式比拟诗学，与禅之大小乘无关。台湾学者杜松柏教授《禅学与唐宋诗学》一书对此有精到的辨析：

临济不主理入，不主行入，无证无修，当下荐取，沧浪以喻汉魏晋与盛唐诗之浑成无迹，仅能以临济当下荐取之直感法求之；而曹洞则立君臣正偏五位，偏于理入，以比论大历以后之诗，人巧发露，可由格律及章句等之诗法以求，能依理索解，二宗之成就相等，难分高下，其参禅之方法，则各有别，取以比论，有何不可？（中略）了然曹洞、临济之异后，方知沧浪譬说之精义，在以二宗机用之不同，显二家直荐与理入之异，以为不同学诗之法，非判曹洞为小乘也。

此论诚可谓“拨千七百余载之迷雾”，为严羽翻了三百多年的冤案。遗憾的是杜松柏此书似乎鲜为大陆学者所知，以致谈论严羽的以禅喻诗问题时仍重弹钱谦益、冯班的老调。

经过上面这番剖析，冯班的纠谬得失已判，由此反观今人称“《严氏纠谬》的出现可以说是明清之际诗学思想转向的征兆”，就近乎无的放矢了。因为其所谓转向，乃是指“以实学矫革以禅喻诗的玄虚，为以学为诗、以理为诗开脱，并沿此途径接近宋代诗学”，这与冯班诗学的宗旨毫无关系。冯班虽然要人多读书，但并不主张以学为诗，更反对方回论诗的牵扯理学，由冯班的诗学是决然不可能接近宋代诗学的，只会适得其反吧？冯班自己在《陈邺仙旷谷集序》里曾说过，“虞山之谈诗者，喜言宋元，或学沈石田，其文如竹篱茅舍、渔蓑樵斧，清词雅致则不无之，而未尽文章之观。吾辈颇以炼饰文采为事，而时论殊不与”，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的诗学宗尚是与邑中喜言宋元的诗人全然异趣的。

冯班批评严羽不在于为以学为诗、以理为诗开脱，这从二冯诗学对诗坛的影响也很容易看出。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钱湘灵、冯定远两公。湘灵生平多客金陵、毗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其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沈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两家门户各别，故议论亦多相左。湘灵序王露湑诗云：'徐陵、韦縠，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矣。’又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盖皆指定远一派也。”又据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说，冯班平素惯以《才调集》示后生学诗门径，说“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裤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由此可见，冯班出入六朝、晚唐的取径与宋诗的路子是正相抵触的，他对严羽的批评，决不是宋诗派对唐诗派的批评，顶多只不过是晚唐派对盛唐派的挑战罢了。

原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