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何日辉：使命之路 必见辽阔（上）
今天这篇文章不讲疾病，不讲治疗，我给大家讲讲故事。
我们晴日心身医疗的诊疗模式和理念非常独特，可以说全国、甚至全世界目前都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对于很多人的不理解，我是深表理解的。
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我的一些想法和决定也得不到小伙伴们的理解。我就爱跟他们讲我的经历，讲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讲我的使命感。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一讲起往事就很投入，手脚舞动，肢体语言非常丰富，语气跌宕起伏，激动起来还瞪眼睛、拍桌子。没想到小伙伴们居然听得很带劲，听到我的糗事还笑作一团，说我把他们都催眠了。
他们提议，何主任，患者家属们除了想了解疾病和治疗，估计也很想了解医生本人啊，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经历也写出来，不但好看，还很有启发性！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但转头我就去忙别的了。直到上周小伙伴们忍不住了，再次敲打我，我才重新拾起这件事。
思前想后，我决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件我深有感触的经历。为什么是今天？先卖个关子。
第一个故事，是我选择人生方向的纠结过程。
很多读者知道，98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后，一开始我做了麻醉医生，在浙江一个二线城市的一家医院上班，工资也不低。但我很快发现这个职业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倒不是说劳累或者压力，而是那时麻醉医生在医生中的地位太低了。我们国家最初的麻醉其实是由护士或者技师担任的，后来才慢慢转成医生，所以很多医生根本瞧不起麻醉医生，觉得这就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还有很多医生把麻醉医生喊作“麻醉师”。
其实，“开刀治病，麻醉保命”。麻醉医生不只是把人麻醉了这么简单，还要在手术过程中密切留意患者的生命体征，做抢救治疗，保证患者生命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现在麻醉医生的认可度和社会地位好多了，但当初3年麻醉临床工作并没有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好感。
2001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攻读临床麻醉学硕士学位。入学时我的期待是很高的。我心里想，上海是个大都市，我读的院校又是全国最好的麻醉专业，麻醉医生在上海的地位肯定比其它城市好得多！我希望在麻醉上继续深造，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事业！
可是，2002年我转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工作和科研以后，现实让我非常失望。我这才发现，原来在上海，麻醉医生的地位更低。医院里医务人员都把我们叫做“麻醉师”，甚至很多麻醉医生也这样称谓自己。
我心里那个排斥啊，我对“麻醉师”这个称呼超级敏感。那时还发生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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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手术室在麻醉实施前建立静脉通道（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打针”）是由麻醉医生来进行的，听说这个做法来源于美国。但是，我内心超级排斥这种做法，因为在国内其它省市，都是由手术室护士来打的，她们的操作熟练得多。
那天，我跟着导师值夜班。急诊来了个小孩，2岁多，要马上打麻醉，动手术。因为只能打头皮针，而且是套管针，小孩又不停地哭闹，动来动去，给他打针真的很困难。
但就因为那个规定，针不能由护士来打，要由我的导师来打。我的导师都60多岁了，眼睛近视，大半夜的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拼命地找血管，急得满头大汗，我又不会打针，只能负责使劲按着孩子的手脚。旁边站着两、三个手术室护士，无所事事地看着我们师徒俩一通忙活，最后还忍不住偷着笑。
那个画面，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晰。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上海麻醉医生的地位怎么这么低啊？不但要把护士的活儿干了，还被嘲笑！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
第二件事是不久后的一台外科手术。
那次手术是一个外科教授做主刀，我一打听，原来也是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校友。做手术前，我和导师一起把全麻诱导、插管等都做好了，然后这个外科教授就来了。
看到校友，我非常热情地上去打招呼：x主任，听说您是同济毕业的啊。
他看了我一眼，一脸漠然，嗯了一声。
我又说，我也是同济的，您是师兄啊！
他这次连看都没看我，只是点了点下头。
显然，我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旁边的护士和导师都看到了，我非常尴尬。我不做声了，心里很受伤。
手术很顺利，接近尾声的时候，外科教授低着头喊了一声，“麻师，术中出血多少？”
我连“麻醉师”这个称呼都受不了，居然还叫我“麻师”？我的怒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
其实术中出血量很少，病人没什么危险，我心里有数。于是我没做声。
他看我没反应，又叫，“麻师，叫你呢，术中出血多少？”语气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我还是不做声。
他又提高声调，喊，“哎！问你呢！术中出血量多少！”他态度有点凶了。
我按捺不住怒火了，恶狠狠地瞪着他，大声说：“你叫谁呢！我不是麻师，我姓何，你要不叫我何医生，要不就叫我麻醉医生！”
手术台上的护士、外科医生一下都愣住了，全都转过来看着我和那个外科教授。
他也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我有这样的反应。他神情有点疑惑，说：“怎么了？叫你麻师，有什么问题吗？”
我用手指着他，很生气地说：“那我以后叫你手术师、开刀师，你别有意见！”
他又愣住了，尴尬地点点头，说，“也，也可以啊”。
全手术室的人都不敢作声，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外科教授可能有点吓到了，最后他轻轻地问：“那，出血量多少？”
我把数据告诉了他，再也没说话。
第二天，我休息，没去医院。第三天我去上班，麻醉科的同事马上凑上来说：“何日辉，昨天外科的x主任找你呢，说要认识认识何医生这位同济的小师弟，怎么那么牛逼！”
我不屑地回答，他只是一个校友，我本来对他很尊重，他却那么对我，瞧不起我！
这件事我印象特深。
其实，不止与这个外科医生，从浙江临床麻醉工作开始，我就跟不少外科、妇产科医生曾发生过语言冲突，从浙江到上海，再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估计那时的手术医生、同事、同学、导师们都觉得：这个何日辉是不是有病？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二愣子，性子倔强，认死理，那么“轴”，钻牛角尖，爱抬杠，那可能就是当年别人眼中的我。
其实那时我的心态和心理是真的有问题。
麻醉医生那时不受重视是事实，很多麻醉医生也不满，但极少有人会像我一样反应如此强烈。其实，人家喊“麻醉师”、“麻师”，可能就是喊习惯了，没有贬低的意思，但我就认为人家瞧不起我，一句话就可能把我激怒了。
用我现在的专业术语来说，我那时就是敏感、多疑，有一点偏执型人格改变，总是从负面去解读别人对麻醉医生的一言一行。我总是不断跟别的手术医生发生冲突，负性情绪不断叠加。其实，根源在于那时的我，内心还很自卑、不够自信。
现在，我对“麻醉师”这个称呼无感了。有的人初次见面，就说，何医生，原来你做过麻醉师啊。我说，对啊。非常平静。这是因为后来我认同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并从事业中获得了成就感，我自信了，这个创伤也疗愈了。
总之，那时我当麻醉医生没有任何职业成就感，所有病人手术结束出手术室时，病人和家属都只感谢手术医生，没有人会想起麻醉医生。没人认同，压力又大，风险又高，我对这个职业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排斥。
2003年上半年，我内心开始坚定地发誓，这辈子坚决不再干麻醉医生！我要主导自己的命运！我要改行！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就只会做麻醉啊。我想啊想，想过当律师，差点当了何律师。还想过做保险，想过当疼痛科医生，但最后发现都行不通。
后来，我查论文的时候看到了一篇综述是关于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当时是用来戒毒的。
我发现这个技术真的太符合我的想法了，它不需要外科医生，也不需要内科医生，只要把人麻醉了，给药排毒，就可以了，我一个麻醉医生就能搞定！我能真正地用我学的技术和知识给病人治病，变成真正的临床医生，能体现我的价值，甚至获得成就感。
我把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都看了个遍，发现国内当时只有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有这个技术，我就想去看看。
导师和几个师兄说：何日辉，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人家对吸毒的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主动凑过去？！
我当时说了一些我至今都记得的话：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人生方向，我想试试。
如果我去看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我看走眼了，我死了这份心；
如果我做了，没做成功，那就是我自己能力不行，我也认；
但我接受不了就因为你们的反对，我就连看都不去看，如果这个方向事后证实真的可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不愿意让我的人生后悔！
他们听完，都不语了。我就主动联系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那时候称呼为“广东省177医院”）麻醉科肖主任，自报家门，肖主任同意后，我就来了。那是2003年10月份，当时省二医在国内做UROD已经有5年了，他们觉得技术很成熟了。但我到了一周就发现，他们在实施UROD之前的用药有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在UROD中或结束后大便失禁，搞得手术室和病房臭气熏天，让医生和护士都很头痛。
我就跑去跟麻醉科和戒毒科室主任说，能不能让我调药？
主任们都很诧异，说，我们的用药方案有问题吗？
我说，真的有，让我试一下吧。
两位主任同意了。
我马上就调整了UROD期的用药。结果，UROD期间及结束后患者再也没在手术室里出现大便失禁的情况，术后戒断反应也轻得多了。
主任们和其它医生很惊讶！本来他们以为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没想到来了个复旦的研究生居然把技术升级了！我开心得不得了。
后来，2004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正式毕业，亲朋好友里只有把我养大的大哥支持我去搞戒毒，其他人都反对。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开始只能在麻醉科，那时医院一个月只发900元工资，幸好科室领导很认可和照顾我，第一个月就给我发了科室奖金。
那时我还看了上海东方卫视“财富人生”栏目主持人写的书，里面有一个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人生的职业选择，他说了一个“三环理论”。
第一，这个方向是你感兴趣的，因为兴趣是最好的导师；
第二，这个工作需要的能力是你力所能及的，或者能通过学习培训所掌握的；
第三，做好了以后，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会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成就感。
他说，只要满足这3点，坚持5年到10年，一定会取得一番成绩。这番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它消除了我更多的疑虑。
这就是我从痛苦、迷茫和疑惑中找到人生方向的过程。
要说崇高的理想吧，那时其实还没有，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我又感兴趣。但到底能不能做成？或者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只做这个事？我也不知道。但万一做不成，我也有退路，大不了回去再当麻醉医生呗，也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特别朴素，根本谈不上什么使命感。阴差阳错，我毕业后做了麻醉医生，又冥冥中注定，我就做起了戒毒。
第二个故事，教会了我要想做好事情，必须专业。
我在省二医麻醉科工作的时候，一般麻醉也做，UROD一般都由我来做。那时我已经知道毒品成瘾的人都有心理问题，所以除了帮他们躯体戒断，我还经常跟病人聊天，UROD前后我经常与病人深入交流，充满干劲。
我在临床上为患者进行UROD的照片
一般人都不愿意靠近吸毒的人，歧视他们，现在居然有个医生天天跑到病房听他们说话，病人们都很喜欢我，信任我。
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患者，海洛因成瘾，UROD治疗后效果很好。术后一连两天我都找她聊天，她跟我讲过去的经历。一开始我跟她谈得蛮好的，我还觉得自己是在给她做心理辅导呢，还免费，我自己都被自己的满腔热血感动了。
第三天，我还去找她。起初谈得还好，她讲自己的父母离异，遭受过很多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她离过婚，受过家暴，吸毒后又备受歧视。总之，很多悲惨的经历。
突然，她开始放声大哭，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就安抚她，说，你想开点啊，这些事都过去了，你要宽容一点，积极一点，学会放下……就是这些话。
我万万没想到，她情绪更加激动了，而且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何医生，我受不了了！你给我滚，否则，我要去死了！
我一下惊呆了，我心里也受不了：我好心好意陪你聊天，做心理辅导，你不但不领情居然还让我滚？！
但她说想死，我也害怕了，赶紧灰溜溜地跑了。我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后面几天我都不敢找她。据戒毒科同事说，她出院时情绪还可以，我也不敢露面。
后来我意识到，肯定是我所谓的“心理辅导”的方式有问题，可能是我跟人家聊的时候出问题了，稀里糊涂地激怒了人家。我才意识到，心理学和心理辅导这东西很专业，我必须去学习，不能乱来。
我马上去报班，参加了中山三院南大三级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日子，是2005年8月20日。后来，我又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还学习了各种流派的心理治疗方法，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家排治疗、沙盘、催眠、情绪平衡疗法等等，我都学过、用过。
现在的我明白了，我那时不懂人的心理规律，更不懂患者的心理创伤如何修复，就凭着一股热情，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反而伤害了别人。
我跟她不断聊过去的痛苦的事，本来就激活了她的心理创伤。她情绪激动了，我还不懂得正确地安抚。大家看看我当时说的那些安慰话，“你看开点啊”、“你要宽容啊”、“积极点啊”，很多人如果不懂心理，面对抑郁症患者恐怕也会这么说。
但在抑郁症、成瘾性疾病等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眼里，这些话往往不但没有安抚作用，还会激怒他们。因为，他们在创伤被激活后，会从负面进行解读：整天说看开点看开点，我看不开就意味着我内心狭隘吗？你这样说不就是指责我不够宽容，不够积极吗？
这实际上变相成为一种指责了，简直是伤口上撒盐。怪不得她那时喊着要自杀。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患者，非常感谢这次教训。做什么事都不能凭着一股盲目的热忱，不要想当然，尤其是医学和心理学方面，一定要足够的专业！那时起，我开始涉及心理学。
第三个故事，回应了文章开头卖的关子：为什么我偏偏选择在今天讲这些故事？
2007年6月，我离开省二医，到武警广东总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筹备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
2007年9月19日，治疗中心正式揭幕。现场来了很多领导，新华社等很多媒体都采访我，轰轰烈烈的。
早在省二医的时候，我因为成功在国内首先治愈曲马多成瘾案例并深入针对青少年处方药滥用的社会问题，接受了央视的很多媒体采访，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等众多主流权威媒体的采访
所以在外界看来，我屡次上央视，又从一个小小的主治医师摇身一变成了三甲医院心理科主任，从戒毒扩展到治疗处方药成瘾，现在又创立了国内首个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临床范围进一步扩大，看起来似乎很了不起。
但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那个时候我内心其实没有底气，忐忑不安，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事最后到底干不干得成。
为什么呢？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不是一条平常人走的路。如果我做的是临床麻醉，我有全国最优秀的导师和师兄，他们可以指引我，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路是比较清晰的。
但对整个临床医学来说，戒毒和成瘾治疗是偏门，几乎没有医生愿意做，没有前辈带我，没有人能指引我，没有前车之鉴能告诉我，继续走下去会遇到什么，一切主要靠自己摸索，靠我自己去突破。到底能不能行？
虽然我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我没有任何这个领域的学术背景，没有人脉资源。在大众看起来风光，但其实我还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
而且，我们当时的处方药成瘾治疗技术在国内外没有先例，我是第一个用UROD技术系统治疗处方药成瘾的医生，没有案例可以比照。一般而言，对于成瘾患者的治疗至少3年后才能评估效果，那时离我的第一个患者还不足3年，最终效果好不好？我心里虽然有信心，但是毕竟没有得到权威认可。
第二，我那时虽然当了心理科主任，但其实我那时只擅长麻醉和UROD，心理学方面虽然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但临床心理治疗的水平还不够高，而对精神科其它领域基本不懂。什么抑郁症、双相障碍、抗精神病药、心境稳定剂，我几乎都没有概念!
何况，我又离开了老单位，到了一个新医院。一个不太懂精神科的麻醉医生，当了心理科主任，团队里面的人会怎么想？我能不能服众？而且我没有当过科室主任，连副主任都没当过，没有管理经验的我，能不能管好这个科室？
第三，虽然我自己是有些名气了，但很多人对戒毒和戒瘾是陌生的、有偏差的，大众还不了解我们。
其实，在精神病学界至今，对成瘾疾病的理解还是：成瘾疾病是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终身服药。这段话我背得滚瓜烂熟，至今是国内外精神病学界的主流认识，更不用说2007年。
现在跳出一个何日辉，说成瘾是可以治愈的，可以彻底戒断的。不要说大众了，连很多专科医生都接受不了。所以，对于团队和大众，都还有一个很漫长的教育过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院领导交给我的业绩任务。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看一些有些成绩的人表面风光，他们内心往往压力山大。
但是，到了2007年11月29日这一天，我的心态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时候，我已经管理科室和治疗中心3个多月了，团队对我很认可，患者也多起来了。在省二医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一个人，但在武警医院心理科，我们有精神科专家、麻醉医生、心理咨询师、护士、辅导员，除了多学科诊疗以外，甚至还能开展拓展活动，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治疗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事情上轨道了。
当时心理科的老主任李炜非常关照我，她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专家，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精神障碍的诊疗包括用药方法，感谢这一位良师！
在这个过程中，我信心不断增加，也体会到了成就感，团队的归属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爱人Lucy给我很大的支持。她曾经是企业高管，在人员管理方面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指导。这太重要了，因为我知道，当一个科室主任和当一个临床医生是不一样的，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对能力的要求也不一样。经过3个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慢慢有些心得了，也有自信了。
还有最关键的，是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的资料。
亚拉文眼科关爱中心(AravindEye Care System)，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家眼科医院是一个退休的印度眼科医生1976年创建的，一开始只是个小诊所，只有11个床位。后来机构不断壮大，形成了极为特别的服务模式。
亚拉文的收费有3种模式，对于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收费等级，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得到治疗。大概来说就是对富人、经济能力较好的人收费较高，对穷人、贫困的人免费，当然会设立名额，通过基金会来实施。
可能大家会问，既然有人免费、有人收费，凭什么吸引有钱的人来看病？再次证明，医疗质量就是硬道理。
亚拉文眼科医院有很多顶尖的眼科医生，创始人就是印度知名专家。这些专家还不只是医生，还是医院的领导层、决策层。这使得亚拉文的医疗质量非常高，企业理念非常稳定，有钱的人愿意付钱，医院也就有更多的钱帮助穷困的人。
亚拉文还有个特点，为了成本管控，这个医院的治疗流程非常标准化，高度分工，效率很高，还不断通过技术和新材料开发降低手术成本。
那时我看到的是2005年的数据，亚拉文医院当时在印度有6家医院，一年手术量25万台，其中白内障手术16万台。这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在我认知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马上想到，印度的一个退休的眼科专家能做到这样，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国呢？我们国家那么多患者，需求那么大，要在成瘾领域进行复制，这完全是可行的，是绝对能实现的，而且做起来以后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是个很伟大的事业！
我刚才说了，那时我们治疗成瘾技术已经有一套体系了，UROD+防复发心理干预技术+家庭治疗，那时还没有心瘾消除和创伤修复技术，尤其是现在的深度催眠下系列心理干预技术，但心理干预效果已经得到验证，虽然也有复发的，但也治好了不少病人。
所以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坚信不疑，我一定能做起来，我要进行技术标准化的工作，最终大量复制，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成瘾患者。
虽然以前我一直在努力，但我不知道能走多远，终点在哪里，不确定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只做成瘾治疗。
但那一晚，我知道这可行，我要把成瘾、尤其是青少年成瘾治疗领域做成中国的亚拉文，这是我终身的事业，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
所以，2007年11月29日，12年前的今天，是我的使命感形成的日子，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节点！
不过，有理想很容易，但实践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在这后面还摔了不少跟头。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那时还是空有一腔热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明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