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通往隋唐帝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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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在中国古代史中，先后有秦汉、隋唐、明清这三个帝国，也称之为第一、第二、第三中华帝国。如此划分，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时间先后的排列，而是意在显示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

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史没什么价值可言，无非是一部无聊的王朝循环史——二十四姓家史。这种看法可谓哗众取宠的典型。实际上，中国古代史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制度演进。围绕着如何组织、管理社会，中国古人进行了大量试错和改进。三个帝国，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每一个帝国的兴衰，都包含着大量的制度知识。

第一帝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压制社会中的豪强势力。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社会大动荡、大清盘来解决的。通过残酷的肉体消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豪强势力，被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虽然代价高昂，甚至惨重，但困扰第一中华帝国的豪强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当然，这么重大的历史转向，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不少的“收官”要做。而正是在这种“收官”中，第二中华帝国涅槃而生、华丽登场了。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收官”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其中的主角是北魏。

在北方，因为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前秦不久就七零八落地瓦解了。一度被前秦统一的北方，又陷入乱七八糟的状态。下一个统一北方的王朝是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北魏这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二中华帝国的很多要素，正是在北魏孕育发展而成的。

关于北魏，有很多又有趣又有意义的内容。篇幅所限，这里只重点说说在解决豪强问题上北魏的所作所为。

其实，在解决豪强这个问题上，北魏既往前走了，又大踏步后退了，而正是在这种一言难尽的过程中，隋唐帝国才得以崛起。

先说说往前走的部分。

魏晋战乱时，大部分“衣冠”逃到南方，但也有少部分世家大族留在北方。这些留在北方的“衣冠”，虽然成了北朝的人，甚至做了北朝的官，可一心向往“正统”的南朝，也很羡慕世家大族在南朝的优越地位。他们很想在北方恢复世家大族往日的辉煌。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魏的崔宏-崔浩父子。他们所属的清河崔氏是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之一。

鲜卑人的起点不高，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治理国家上，都没多少知识。所以，北魏皇帝很重用崔宏-崔浩父子这样的名流。名流们也就借机用各种方法在北方恢复世家大族的势力。尤其到了崔浩这一代，仗着自己是老臣，对年轻的北魏皇帝不太恭敬——其实是看不起游牧民族的整个文化。终于，崔浩和鲜卑贵族的矛盾激化，被北魏皇帝下令处死，同时，和崔家有联姻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等，一起被灭了族。

这次大“灭族”，是对北方汉人豪强的毁灭性打击。北方所剩不多的世家大族，更加奄奄一息。这算是北魏在解决豪强问题上的“往前走”。

可是，这个“往前走”并没有走到底。那个著名的孝文帝拓跋宏出场了。孝文帝虽然是个百分百的鲜卑人，但在抚养他长大的冯太后影响下，对汉文化非常仰慕，所以后来才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并且强力推行汉化改革。

仰慕汉文化，强力推行汉化改革，这都很好，实现了民族大融合。问题在于，在孝文帝的“仰慕”中，也包括对汉人门阀制度的仰慕，觉得这太高大上了，真好，要在鲜卑人这边也搞这一套。

孝文帝先从姓氏入手。鲜卑人有一百多个姓氏，都被孝文帝改成了汉字，大部分是单姓，少数双姓。拓跋改成“元”，此外还有九个“高级姓”，包括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这十个姓，是北魏国家最高级的姓。看，这就是建立新门阀嘛。

重建了最顶级的门阀，还不够，孝文帝要全面恢复门阀制度，于是专门设立机构评定顶级以下的各级门阀，包括鲜卑人和汉人。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些已经奄奄一息的汉人士族，又被重新推举出来。至于鲜卑人，被评定为门阀的，就更多了。

孝文帝如此热衷重建门阀，可把那些汉族士人乐坏了。崔浩等汉人念念不忘但没办成的事情，居然被拓跋宏这个鲜卑人给办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读者可能以为，孝文帝这么一折腾，魏晋以来北方全面走下坡路的豪族世家，就会全面复兴了。本来基本解决的豪强问题，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根本不是。

经过魏晋以来五胡乱华，和北魏前期对世家大族的残酷屠杀，在北方，世家大族就算没有彻底灭绝，也在事实上退出历史舞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门阀制度已成僵尸，再怎么人工呼吸，也救不活了。

孝文帝在评定新门阀时，主要根据的是家族中是否有人担任过北魏的高官。而且，门阀评定一定要经过皇帝批准。这等于是人为扶植起了一批皇权下的新贵。这可不是东汉以来那些源远流长、不受皇权制约、独立性很强的老世家大族的真正复活。

所以，虽然孝文帝热衷于门阀和“血统论”，但他实际上做的，却是在做“假古董”“山寨门阀”。在北魏，门阀制度形还在，神已散。所谓的北朝新贵，都是粗俗的暴发户——New money。

所以，北魏对门阀制度，虽然表面上先抑后扬，好像最终还是大退步，实际上却是在为第二中华帝国彻底铲除世家豪强奠定基础。

这种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土地制度和基层政治体系建设上。

现在，南方的宗族势力要远远强于北方。但在魏晋时期，正好相反。北方的宗族势力远远强于南方。原因很简单，魏晋以来，北方陷入长期战乱。在乱世中，国家不可靠，人们能依靠的，只有宗族。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力量成为人们安身立命须臾不可离的条件。

当时的北方，各地遍布大小宗族建立的坞壁，估计和和后来福建等地的土楼差不多。同一个宗族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建成类似城堡的守卫工程。

和宗族、坞壁相应的基层制度是宗主制。应该和欧洲的封建领主差不多，以坞壁为核心，控制周围的土地，独立性很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战乱时期，国家衰弱，类似的东西一定会出现，并做大。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宗主制会产生出新的豪强权贵——东汉后期就是这样。这和孝文帝人为评定出来的新门阀，可不是同一回事。土生土长的豪强，对皇权的独立性很强。

针对这种宗主制，北魏推行了均田令。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大规模推行均田令，也开创了后世多次实行均田令的先河。关于均田令的详细内容，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由官府按人头分配土地”。你要是愿意说成“耕者有其田”，也差不多。

和后世的土改一样，土地制度的变革，要想真正有效，不能单独实施，必须有基层治理变革作为配套。在北魏，那就是“三长制”，在社会基层设立党长、里长和邻长。五家定一邻长，五邻定一里长，五里定一党长。一级管一级。三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给朝廷统计人口、土地数量，收赋税。

基层治理有了“三长制”，土地上则实行了均田令，地方上的宗主、坞壁也就被釜底抽薪了。北魏国家有了直达基层的治理和税收体系。中国从此走上了和欧洲封建领主-贵族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强国家、豪强被抑制，以自耕农为政治基础，成为中国国家的主要特点。看，北魏这个朝代的历史作用很重大吧。

我们甚至可以说，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加人民公社，实际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只有国家直接控制和分配土地，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才能真正压制住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才能完成国家的整合。

当北魏完成了这些重要的工作以后，即使孝文帝想要重建门阀，即使地方上还有大大小小的豪族势力，但通往第二中华帝国的道路已经基本打通。

不过，在这条道路上，接下来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发生。如果没有这些有趣的事情，就不会有气象雄浑的隋唐帝国。

关于这个，下一篇文章接着说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