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三代人的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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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科学（2021年6月25日）

撰文：卡丽·阿诺德（Carrie Arnold）

翻译：龚聪

转载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站

图片来源：Pixabay

1937年，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亚附近的花椰菜田里喷洒了当时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

在20世纪50年代，被誉为奇迹的强效杀虫剂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曾有望消灭疟疾、斑疹伤寒和其他虫媒疾病。制造商在广告中将其宣传为“全人类的恩人”。在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人发出危害警告之前，美国人已经向农作物、草坪、宠物以及他们的家中喷洒了超过6亿千克的DDT。1972年，刚成立不久的美国环境保护局决定禁止使用DDT。

芭芭拉·科恩（Barbara Cohn）是美国奥克兰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最近，她又关注起了曾经暴露于DDT的女性的孙辈，并首次表明DDT对人体健康影响至少可以持续三代。这项研究发现，祖母经历过较高水平的DDT暴露与孙女的体重指数（BMI）较高和月经初潮提前有关，而这些现象可能都是未来出现健康问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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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是颠覆性的，”美国埃默里大学生殖流行病学家米歇尔·马库斯（Michele Marcus，并未参与这项研究）说，“对于像全氟烷基物质（PFAS）之类的人造化学物质，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是否会产生多世代的影响。但这项研究表明，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此开展研究。”马库斯还表示，只有通过长期研究才能揭示DDT之类对生物健康有影响的化学物质到底会造成哪些后果，进而指导相关法规的制定。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统计学家雅各布·耶鲁沙米（Jacob Yerushalmy）提出过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方案，他计划追踪数万名女性的怀孕情况，测量胎儿发育过程中的经历如何影响胎儿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健康。由此诞生的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CHDS）追踪了1959年至1966年间旧金山湾区的2万多名孕妇。耶鲁沙米的研究小组需要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时，以及在新生儿身上采集血液样本，同时从母亲和逐步成长的孩子那里收集详细的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临床数据。

科恩是从1997年开始领导CHDS的，他利用来自这些受访对象（此时年纪已接近中年）的数据调查了美国乳腺癌病例增加背后的原因，以及潜在的环境因素。而子宫中的胎儿曾接触过内分泌干扰物就是原因之一，其中就包括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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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内分泌腺能分泌激素和其他化学信使，以此调节从生长、繁殖、饥饿感到体温等关键的生物功能。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EDC）可以干扰这个精密的系统。许多药物（比如抗生素三氯生和抗流产药己烯雌酚）就属于内分泌干扰物，此外，双酚A和多氯联苯等工业化学品，以及DDT等杀虫剂也是。“这些化学物质能破坏人体内的分子信号。”纽约大学环境危害调查中心主任莱昂纳多·特拉桑德（Leonardo Trasande，并未参与这项研究）说。

科恩和同事解冻了数万个几十年前的CHDS样本，测量了每位母亲血液中的DDT含量，以此确定胎儿的暴露水平。在一系列后续研究中，他们将暴露水平与这名儿童在中年时心脏健康和乳腺癌发病率方面的数据联系了起来。

我们知道，女性胎儿在出生前就产生了所有的卵细胞，因此科恩怀疑即便是在出生前接触的DDT，也有可能会影响她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CHDS实验中的孙辈。如今，这批孙辈的平均年龄为26岁，虽然还没到乳腺癌高发的阶段，但是她们可能已经表现出了会增加罹患乳腺癌风险的其他症状。

科恩的团队分析了超过200份母-女-孙女的数据。他们发现，对怀孕期间DDT暴露量位于前三分之一的女性而言，她们孙女的BMI出问题的几率是其他人的2.6倍。这些女孩在11岁之前来月经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人的2倍以上。科恩说，这两个因素会增加以后罹患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关结果发表在《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和预防》（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and Prevention）杂志上，论文首次表明了DDT可以影响三代人的健康。

对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毒理学家安德烈·戈尔（Andrea Gore，并未参与这项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结果非常具有开创性，“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表明DDT存在多世代影响的大型研究。”

特拉桑德表示，这样的研究充分说明要确定化学品的安全性就需要开展长期实验。戈尔对此表示同意，也认为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对内分泌干扰作用进行更严格的测试。她还补充说，科学家在认识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影响多世代人类健康的具体机制的同时，也应该经常在实验室毒理学研究中寻找这些影响的标志。